2008年，大部制改革起航。4年过后，这场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改革，依然走在探索的路上。从或进或退的步伐中，公众试图看清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行政架构的未来。专家指出，大部制改革不仅仅是为了政府自身的突围与转型，最终目的在于为社会治理探索出一条可行的路子。
“顺德试验”
“大部制改革”这个国家命题，启动已经四年多。
此前广东顺德、上海、浙江富阳、湖北随州等地开展了形式各异的大部制试验，不过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地方大部制改革却已淡出公众视线，唯有广东顺德改革正酣。
2012年8月20日，顺德公布《佛山市顺德区法定机构管理规定》等5份文件，社会创新中心、文化艺术发展中心、人才发展服务中心、产业服务创新中心等首批4个法定机构正式成立，主要以非营利性质机构形态执行政府政策，促使区级政府部门向决策者、监督者转变。受现有法律限制，法定机构参照事业单位登记为非营利机构，但不列入行政机构序列。
参与文化艺术发展中心设立的相关负责人指出，“过去群众文化科的人员全部兼文联的工作，既代表政府，又代表社会团体，尽管职责界限清晰，但有时候身份难免会模糊。”
这种曾经带动社会团体发展的“双重身份”，目前已造成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均。
因此，法定机构的设立，“可以让他们从具体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轻装上阵，做其该做的事务，政府职能更加清晰。”顺德区政府副秘书长李允冠表示，正是因为过去政府什么都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必然不堪重负，使机构改革可能出现“反弹”。
法定机构的设立被视为顺德深化大部制改革的又一“力作”。2009年9月16日，顺德区公布了被外界称之为“石破天惊”的大部制改革方案，41个党政群机构和部分双管单位职能进行同类项合并，组建成为16大部门。“党政大部制”改革由此开启。
据悉，顺德改革借鉴了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将政府职能分为政务管理、经济调节与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以及公共服务三大类型。机构重组的主要依据是“同类项合并”，比如以原工商、质检、安监三部门为主体的市场安全监管局，将文化执法、旅游市场监管、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等职能全部囊括，形成“大监管”格局。经济促进局则将农业局、经济贸易局和科学技术局合并，“一二三产业全包括”，形成“大经济”部门。
次年，顺德改革就初现成效，“九龙治水”的困局有所改善。
市场安全监管局局务委员黄坚强过去是工商局副局长，他对曾经的“九龙治水”监管模式体会很深。他举例介绍，以前，生猪饲养、屠宰、肉品流通和质量监管，分属经贸、卫生、农业、工商、食品、质监等多个部门。有权就争，有责就推，“多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
大部制改革后，食品安全就是市场安全监管局一家的职责。“现在出了问题，就是我们的责任，没得可推。”黄坚强说。
“整合消除了内耗，交叉扯皮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顺德区委秘书长马洪胜介绍说，以前生活噪音投诉由城管局、环保局等多个部门处理，办结一宗投诉一般要一个月，现在改为新组建的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一个部门负责，几天就能解决。
“改革不仅提高了效率，也减轻了被监管、服务对象的负担。”黄坚强坦言，以前的日常监管中，经常是走了工商来了质监，走了质监来了安监……企业疲于应对。现在市场安全监管局执法支队去一次，就完成了所有检查项目。
“顺德试验”为地方大部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样板，其他地方的探索和实践也在有序推进。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些改革能否切实解决传统行政的各种“弊端”，依然难以给出肯定的回答。
“貌合神离”
虽然大部制改革被誉为“国家走向理性”的重要一步，但诸多大部制改革的不如意现状，却渐渐沦为了反对者的口实。
在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看来，大部制改革推行4年多来，确实取得了不少成效，但也有些问题仍旧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有些是大部制改革探索过程中衍生的，有些是大部制改革还不彻底带来的，还有一些则是部门利益的自然对抗”。
“貌合神离”是一些专家对此前的几个大部制改革样本的一致批评。部门职能交叉的矛盾内部化以后，一些实际问题依然存在。
改革进展3年之后，顺德16大部门虽然在政府职能上实现了整合，但并没有打破国内政府部门融决策、执行、监督为一体的权力格局，各部门自定规则、自己执行、自我监督，事实上形成了“权力垄断”。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府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李旭章教授认为，大部制也是一把双刃剑：“原来一个企业办事要找好几个部门，现在可能找一个部门就搞好了，权力集中确实提高了行政效率。但同时，如果没有对权力的制约，则可能就会导致其他问题，包括腐败问题”。大部制的核心问题，即行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立，但落实尚不到位。
另外，大部制改革中，由于机构减少，人员的分流成了首要难题。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20个；区市场安全监督局14个；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14个；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13个……”作为广东省大部制改革的一个主阵地，佛山市的改革出现了“副职扎堆”现象。佛山市高明区委组织部负责人解释称，佛山市内五区一起进行“大部制”改革，改革推行将近2年了，在人事安排方面，其他四区与高明区“没有两样”，都出现了副职扎堆的情况。
“精简人员在以后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改革一开始就让原来的领导干部不再任职，会影响队伍的稳定性，导致人心惶惶，增加改革阻力。”该负责人说。
地方改革困难重重，中央部委的改革同样难见实质性的突破。有媒体披露，民航局、邮政局在2008年纳入交通运输部后，在内部仍旧保持着高度的决策自主权。一位工业和信息化部官员也曾表示：“工信部部门之间的融合度至今仍然较低。虽然一直提两化融合，可在实际上，各个省市的工业部门和信息化部门还是分着的。表面上是合着的，在内部则各自独立。”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现在一些部门之所以对大部制机构合并有抵触，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人员的分流、重组困难，谁都不愿意被降格；二是部门利益肥瘦不均，重组后有利益冲突；三是大部制强调分权，行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立，而有些利益部门就是要“大权独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