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文化名人》 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栏目组 编 导语：提到斯琴高娃，人们总会把她和虎妞和玉贞联系在一起。虽然二十多年已经过去，这两个银幕形象却给观众留下了不灭的印记。这位高产的表演艺术家从影三十多年以来，以其厚实的表演功力给观众带来一个又一个惊喜。以下是凤凰卫视对斯琴高娃的采访：
许戈辉：斯琴高娃老师辛苦您了，我知道您白天拍了一天的戏，现在这部戏马上就要关机了。您以前拍过那么多部戏，已经是一个特别资深、特别有经验的演员了。那现在逢到一部戏要关机的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
斯琴高娃：就是有点难舍难离的感觉，尤其是跟大家。好像就是经历了一个人生感觉。虽然是很短暂的，但是很累，心很累。
《归心似箭》拍摄于1979年，斯琴高娃在片中饰演女主人公――玉贞，玉贞是斯琴高娃塑造的第一个荧幕形象。从十六岁登上文艺舞台，三十岁登上电影银幕，斯琴高娃扮演的角色不下百个。至今，她仍然保持着每一次开始都认真面对，而每一次结束都身心俱疲。
许戈辉：挺感慨的。我觉得日子刷地一下就滑过去了。《归心似箭》的玉贞，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
斯琴高娃：没错。闪电般的，很快。
许戈辉：其实在拍电影《归心似箭》之前，您并没有更多的表演经验?
斯琴高娃：对，那个之前我是一个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我打小喜欢演戏，但捞不着演戏，因为我是蒙古族，我汉语都没怎么念过。后来我自己去攻汉语了，我自己用蒙汉两个语言，就像你一样做主持啊，在舞台上仅仅有的那么一点点朗诵词我也不放过。那时候也没电视台，我就到电台去(朗诵)，蒙文的诗歌、散文，汉文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之类的，对我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锻炼。
1965年，刚满十六岁的斯琴高娃，成为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兼任报幕员。文革期间，群众的文娱生活空间狭小得可怜，斯琴高娃却在每一次艰苦的下乡慰问演出中，苦中作乐，认真地观察生活、积累演出经验。“丈革”结束后，幸运的机会降临在有所准备的人身上。
许戈辉：那您觉得导演怎么就敢启用您担任那么一个重要的角色呢?
斯琴高娃：哎哟，这可能是一个命运吧，我不知道。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张维佳导演，他作为李俊导演的副导演，到呼和浩特看我的演出。那个时候我是报幕，蒙、汉两种语言，他就看我：哎，这个丫头好像会表演，他告诉李俊导演后，就把我就叫进八一电影制片厂。然后作者李克异先生也看了我的照片，他就觉得，哎哟，我要的就是她，就这样，就那么那么巧。
1979年，文艺领域的禁锢坚冰开始融化，中国大地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从1964年就开始筹备的电影《归心似箭》，经历了15年的等待之后，终于可以开拍了。玉贞这个角色，作为全剧唯一一位女性角色，并且是剧中最为温暖的色彩，对于从没有电影表演经验的斯琴高娃而言，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许戈辉：还记得第一次拍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吗?自己的心情，表现是什么？
斯琴高娃：李俊导演说，说让高娃试一试，差不多有四个魏得胜跟我试戏，就是练练小品，请张维佳导演给我排练。有一天就到厂部去，请有关领导看看这几个小品，然后选择了其中的一个魏得胜，这时候女主角要定下我，而其中一个演魏得胜的男演员就是赵尔康。
对玉贞这个角色的成功把握，彻底改变了斯琴高娃的生活。1980年，她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名正式演员，并且片约不断，先后拍摄了《残雪》《许茂和她的女儿们》《阿丽玛》等几部电影。而此时，一个重要的机缘，正向她迎面走来。
斯琴高娃：结果没成想，《归心似箭》刚刚结束，有一个内蒙古的陈达导演，把我介绍给凌子风导演认识。凌导演说，哎哟，就是这丫头，这丫头《归心似箭》演得好，“哎，你演我的虎妞吧”。啊?吓我一跳，你知道吗，我就躲起来了，我从那儿以后就再也不敢见他了。我好像在做梦一样，我觉得太怪了，我想也没想过。只是在歌舞团的时候，我翻阅过北京人艺的一个话剧的台本《骆驼祥子》。
因为在《归心似箭》中成功扮演了玉贞这个角色，即将开拍《骆驼祥子》的凌子风导演看中了斯琴高娃。
斯琴高娃：我正好在新疆拍这部戏，结果凌导演就左一个信儿，又一个信儿，那时候哪有手机啊，说让我一定要到北影来，跟大伙儿见面。我就吓破胆，我说算了吧，算丁吧，我害怕，他就说“害怕也得来”。我也不知道怎么进的北影的院子。其实进北影院时候，我冥冥中觉得，从我的余光里头感觉，人人都是那样地审视我，这样地斜眼看着我，“行吗，这丫头行吗”?“她是谁呀”?就那种感觉。我进一个小屋里头，就开始试妆。
就这样，一次命运之神的眷顾，为斯琴高娃的电影之路，铺下了一块坚厚的基石。
斯琴高娃：其实内心还是拱着希望，觉得捞着这么好的一个题材的东西，感觉怪极了。他(凌子风)当时设想一个是《骆驼样子》，一个是《月牙儿》，那一整天，我塑造了两个人物的造型。月牙儿是良家妇女，被生活摧残，人特别清秀，还是从年轻到老年。虎妞的那种，是巨齿獠牙那种感觉。哎呀，我觉得我兴奋至极。
许戈辉：那时候，您是更希望上“月牙儿”还是更希望上“虎妞”?
斯琴高娃：都希望。都是老舍先生的名著啊。你想想，对我来讲这简直是了不得的事情。
80年代初期，由于社会时局的影响，《月牙儿》未能顺利地搬上电影银幕。1982年，电影《骆驼祥子》开拍了。面对老舍先生笔下著名的人物虎妞，斯琴高娃心里又是欣喜，又是忐忑不安，甚至憋起一种狠劲，发誓必须成功。后来，电影的上映，证明斯琴高娃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1983年，她因为成功饰演虎妞，成为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的双料影后。《骆驼祥子》也成了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斯琴高娃：你知道吗?其实开始也还害怕，内心还在敲鼓。反正我已经把那小说读烂丁，我读一遍，人家就说使一分力，我使十分力可以吧。尽管这样，我还是害怕，胆怯。但是我拍到那场戏，就是我怀孕了，新婚以后呢我去买瓜子、杏干那场，我一下子就找着这个人物的最根本的那个感觉了。我还曾经为语言去拜访过马增蕙老师，马增蕙老师是京韵大鼓演员，我到她家，她给我上了三堂课，就是关于北京话的吐字归音。哦，我说原来是这样的，慢慢慢慢体会。我既不愿意照镜子，也不愿意大声说出来。为什么，害臊，全都在内心酝着酝着。结果安上那假牙后，口齿还不清楚。后期配音时，凌子风导演还吓唬我说，你要是语言上再不努力什么的，那得找别人了。我觉得我似乎找着那感觉了，怪吧，一个蒙古族人，我觉得特怪。后来呢我就越发不能收拾，我对各地的地方语言都喜欢，发疯地喜欢。到香港，广东话我也跟着你走；到上海，我跟着上海走；到东北我也就乱七八糟……
1985年，她又因为电影《似水流年》，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演员奖捧回了家。之后，她的演出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所有的人，都对这位不是科班出身、却天资聪颖而又勤奋努力的蒙族姑娘，刮目相看。
许戈辉：可能这就是凌子风导演给您的评价。他说，斯琴高娃是一个特别特别勤奋的演员。
斯琴高娃：勤奋，这我倒是不反对，我敢说我是挺努力的。那个时候话也少，导演说什么我尽量地去努力，而且悟性可能还有一些。我觉得《骆驼祥子》一个是剧本好，一个是导演好。在演完《骆驼祥子》和《似水流年》两部戏以后，我做过认真总结。我跟我的一个朋友，一起总结了几十万字的东西。总结的目的就是我真正要明白：那些演艺界的老艺术家是怎么走过来的，那么我自己是怎么样的，我做的是对还是不对。
许戈辉：等于是回过头去补课。
斯琴高娃：因为打小在歌舞团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种可能。所以当我自己真正碰上这么好的导演、好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情不自禁。
许戈辉：其实刚才我们说，凌子风导演评价您是非常勤奋的演员，当然不仅仅是勤奋，还有就像您说的悟性，另外就是那种激情。我觉得勤奋可能是一种工作的态度，激情这种东西呢，我就觉得它其实是天生的，它是在一个人的血液里边的，性格里边的。
斯琴高娃：没错，没错。
许戈辉：这和您是蒙族有关系，对吗?
斯琴高娃：大概是，也是有的。
许戈辉：父母对您在这方面影响大吗?
斯琴高娃：父母也是这样的，父母给予我的更多。在他们身上也有那种艺术细胞，很开朗的东西。我现在回头想想，我的母亲给我的太多了。母亲爱唱歌、爱跳舞、爱演戏、爱弹琴、爱画画、爱舞剑，在她身上我就觉得艺术的东西是流淌着的，拿起来就是。过去好像没有感觉母亲是这样的，越老越会是这样。哎哟，怪不得，我说母亲就这么疯疯癫癫的，她一高兴起来，一唱一跳的时候，哪疼哪痒都没有了，像个老小孩儿一样，特好。可能这些东西确确实实跟遗传也有关系，再加上自己喜欢和再努力。
我觉得有时候也许是与生俱来的。大部分我觉得是别人给我的，就是你在学校里面，在歌舞团里面，在社会当中，人生的那些形形色色的现象，就好像电脑一样，把它全储存上了。就是说不管你自己高兴、不高兴也罢，哭泣、难过、困苦也罢，我总觉得把那些东西全储存起来，会有有用的时候。
斯琴高娃说，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大起大落，也不像戏中角色那样，常常会大悲大喜。然而，她精心存储着现实生活中的每一次开怀，每一次心痛，每一种切实的、真实的点滴感受，那正是她在塑造不同角色时的灵感来源和现实依据。
斯琴高娃：所以我斯琴高娃庆幸的是，我觉得我既能演汉族人，我还能够演一个广东婆，我还能演一个上海人……混到现在。冥冥当中，好像这都是大家给予我的，确确实实我不能说是我的灵气，就是我喜欢学，喜欢看，喜欢观察，偷偷地吸收，就这样。
1986年，正当斯琴高娃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忽然传来了她出国定居的消之后似乎有了一段为时不短的、不见她踪影的时期。
许戈辉：所以说命运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像您刚才讲，就是说回想起来，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
有了《归心似箭》，有了虎妞，后来又有了《似水流年》，正是事业上如日中天的时候，您嫁给了现在的老公，然后就走了。那个时候的这种选择，算不算是一种特别大的忍痛割爱?
斯琴高娃：没有。因为没有想把它(电影)割开，没有想不再干，只是嫁他而已。随着电影《骆驼祥子》《似水流年》不断地为高娃带来荣誉，高娃内心的痛苦也在不断地加深。因为第一段婚姻的失败，高娃的生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直到那一年，她遇见了陈亮声。
斯琴高娃：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荣誉教授，他是一个音乐家，是指挥。就是因为他也是搞艺术的，所以他就特别懂我。我说“你看你娶我的时候，你也知道我是个演员，那，我假设说我放弃，就好像你放弃你的音乐一样，你也会很痛苦的”。他就哈哈哈一笑就过去了。我们的婚姻到现在快二十年了，很快吧。
1984年《骆驼祥子》拍完之后，在凌子风导演几次三番地劝说下，斯琴高娃答应与陈亮声见面。那时，高娃刚刚结束了第一段婚姻，心若冷冰，不愿再谈感情。而陈亮声却深深被高娃吸引了，默默在背后帮她排忧解难，苦苦等待着高娃内心坚冰的融化。1986年，高娃终于答应嫁给陈亮声，随后两人定居瑞士，高娃也加入了瑞士国籍。
斯琴高娃：我出国跟很多人不一样，有的人年轻啊，比如说嫁人啊，她希望她的老公怎么样，然后自己再去上学。我已经不是那个年龄了，对吧。
许戈辉：那时候您也不老，也还是挺年轻的呀。
斯琴高娃：那年都已经三十多了，我想我也不小了，所以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只是觉得这是个缘分，就跟他去了。他不挡我，也不反对我，很支持我，那这样一来，我说何乐而不为呢。我还是要回来，因为在那边不可能有什么可做，所以呢就回来。
新婚的高娃在瑞士住了还不到一年，就忍不住回中国来继续拍电影了。
斯琴高娃：我在日内瓦待了八个月，我想毕竟刚刚跟他结婚，我也要适应一下。然后很快，丁一楠导演请我回来拍《电影人》，是珠影拍的。然后就是1989年，关锦鹏导演的《三个女人在纽约》，我没有一年是空过去的。
瑞士那地方是洋人的地方，根本不是我的地方，那边不属于我。不像他，几十年在那儿。当然，如果他回来有事，就很高兴一起回来。我呢，一定是要回来，没办法。
许戈辉：那边的生活可能非常安逸，但是也有点儿太安静了。
斯琴高娃：过分安静了，有时候自己心咚咚跳都能听得到，就是静得不能再静的那种感觉。而我回去是尽我的义务啊，为人之妻，你总得要回去陪陪他，尽到自己的心，然后他有时间再来，不必担心这个问题。
在先生的支持下，高娃的演艺事业进入了高产的成熟期。1992年，电影《香魂女》夺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随后至今的每一年，都有角色等待着斯琴高娃的档期。空间的距离并没有磨损她的创作激情，相反，先生的理解和支持，让高娃的演出一部比一部精彩。
许戈辉：二十年这样过来的话，你们两个都没有互相抱怨过?都没有觉得辛苦?
斯琴高娃：没有，但是我感觉我有点对不起他。我老是不顾家，老是走啊走啊，他还没有任何埋怨，这一点我心里还是挺过意不去的。
在斯琴高娃塑造的众多银幕形象中，有一种类型十分鲜明，她们或者忍辱负重、或者心狠乎辣、或者威严、或者高傲。这些深入人心的女中豪杰形象，又常常会让观众产生联想。现实生活中的斯琴高娃，性格是什么样的呢?
许戈辉：我听别人说，说您有的时候是一个性子挺急的人。
斯琴高娃：怎么讲呢，我性子是挺急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有非常非常温和的时候。
许戈辉：会为什么事情急?
斯琴高娃：我如果看到不公平现象的时候，会急的。我有时候像男人，好打抱不平。
但是我好像对自己的很多事情也忘记了，过去就过去了，遇到也就遇到了，不必那么急躁。
许戈辉：和老公着急过吗?
斯琴高娃：和老公也着急过，但是我过后一说也就没事了。哪有没有磕碰的时候，一定有，任何一个家庭都会有的。
许戈辉：你说的那种过去就过去了，和你后来的佛教信仰有关系吗?
斯琴高娃：可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心里越来越平和，越来越放下。这样好，这样你一天过得也很好，再累，再苦，都不觉得。
许戈辉：但是这个我觉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挺难的。尤其是您看您现在这么长时间以来从事的这个职业，所处的这个圈子，是一个名利场啊。
斯琴高娃：我不想，你可以问我周边很多朋友。很奇怪，你说完了我也不想，从来脑子里面没有，耳朵里没有，不进。因为我可能就是喜欢干这行，挺好的，跟大家处得也好，不想别的了。
在斯琴高娃的电影生涯中，爱情似乎并不是主题。高娃的角色，被赋予了太多女性的尊严、责任、权力和气量，却总是与爱情失之交臂，不是英年夫；就是男人软弱无能。而也许正因为如此，戏外高娃的那一段藏在遥远的瑞士爱情故事，就越发显得洁白、温存与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