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当然希望能够跻身到被国家认可、被世界科学界认可的顶尖科学家的行列当中。每一个做科研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荣誉是次要的，关键是那种认同感，那种感觉非常好。 ——赵斌
留学延伸我热爱的科研事业
2003年我从浙江大学本科毕业后，来到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在那里工作了1年。读本科的时候我想过出国留学，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行，所以就先找到一家研究所继续我的科研工作。10年前那个时候，很多方面的条件跟现在比是有差距的。所以我感觉，还是应该出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我向工作单位提出了出国申请，这1年的科研工作经验为我出国创造了有利条件，终于2004年秋成行。我来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先在几个实验室实习，以确定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当时很多学长跟我讲，最好多体验一下外籍导师对实验室的管理方式。可是在一轮轮转之后我还是决定尝试一位华人教授的实验室。
当时密歇根大学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管坤良教授，在细胞生长调节及肿瘤细胞生物学的信号转导研究方面很有造诣，我慕名报了他的实验室，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关于蛋白质乙酰化修饰的课题。当时已知的被乙酰化修饰的细胞质蛋白非常少，而根据我们的经验该修饰应该在蛋白质的调控及细胞生理活动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在管教授的实验室，我做了一些前期实验，发现调控细胞生长的mTOR信号通路中有一个蛋白确实有可能被乙酰化修饰了，这让我们很激动，特别想将这个课题进行下去。同时，在我这一轮轮转期间，管教授曾经当着实验室同学同事的面公开表示非常希望我留在他的实验室学习，我听到后非常高兴，感到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被认可了。因此我义无返顾地留在了管教授的实验室，继续这一课题的研究。虽然这一课题最终被证明我们最初的假设是有误的，但在这一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把手练得很熟练，掌握了很多技术，科学的思维方式也得到了加强，我对科学的认识更进了一步。这就是我出国第一年的收获，对我很有教育意义。科学不是平平淡淡一帆风顺的，自然发生的事情很多就是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有自己的规律和奥秘。其实在实验中遇到挫折没必要太纠结，重要的是能否在其中学到东西，对今后的研究是否有帮助。
这时我又遇到了一个契机，我之前研究的是调控细胞大小的信号通路，后来我们注意到一条调控细胞数量的新的信号通路正在果蝇中被逐步揭示，而在哺乳动物包括人的细胞中还鲜有研究。这就是我后来做的研究放向：Hippo信号通路。通过包括我们实验室在内的本领域众多实验室的努力，现已证明该通路不仅负责发育过程中器官大小的调控，而且对人类健康及人类疾病，例如癌症的发生，有重要的作用。当时我们实验室还没有研究过这条通路，即使在世界上这也是一个新兴的领域。通过这一课题的开展我成为了实验室里研究该通路的第一人。2005～2006年，我一直在做这个课题，因为之前有所积累，所以过程比较顺利。
1年后我们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我非常激动，这是我学业和职业生涯的第一篇学术论文，2年的努力和积累也算有了回报。回国后，我仍然把这一信号通路的分子机制和失调做为我们主要的科研方向。同时我们还与其他的专家学者一起交流研究，目的就是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一个药物的节点，做成一个抗癌药物的靶标。这是一个起点，如果有所进展就可能走在世界前列。
我现在做科研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方式、与同行交流的方式等等，很多都是从管坤良教授那里学来的。我在管教授那里读了5年博士，又做了2年博士后。他对我们的管理非常细致，特别是对新来的学生。我刚进实验室的时候，管教授几乎每天都会过来询问我的实验进展，在操作方面会指出问题并给予指导。他和我们一样对正在进行的实验有极大的好奇心，出了成果有时他比我们还要激动。他非常睿智，也精力旺盛，每天上班比我们还早。做科研是比较辛苦的工作，我父母有时就不能理解，说挣钱不多，还这么忙，是奔个什么？可我觉得很有意思，当别人都不知道一件事时，我却把它搞明白了，我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知道的人。这可能就是科研的原始兴趣吧。无论做哪种领域的科研，一定要有兴趣在里面，要有热情在里面，否则会很痛苦。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能够真正把它做好，遇到挫折时才能坚持下去。一定要热爱这份事业，这是通向成功的必备因素。
我从小就很喜欢生物，感觉这是一片非常神奇的领域。这可能和我中学时的班主任是生物老师有关，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况且我的数学和物理学得不太好，而生物对这两方面要求不太高。学生物对动手能力要求比较高，我就喜欢做实验的那种感觉。
遇到困难时，我也曾想到过放弃。记得留学第一年，刚开始实验做得很顺利，实验室的师兄鼓励我说这篇文章肯定能发表在Sceince上，但后来却怎么也做不出来了，让我特别沮丧，还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后来我用其他办法论证过之前的研究，确实发现研究方向本身存在问题。当时我有一个同学实验做得也不是很顺利，我们在一起时总说干脆放弃吧，寻找另外的专业领域吧。和我一起去美国留学的同学确实有中途换专业的，例如化学、管理等，这些专业比较容易找到工作。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坚持，特别是做出成果的那种成就感特别爽。走科研这条道有时候就看你能坚持多久，有时候能迈过这个坎儿后面的路就开阔了。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从我留学开始就一直在做的，到现在已经六七年的时间了。
从“优秀自费生”到“青年千人”
2007年，我发表了2篇文章之后，获得了该年度的“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有关奖学金的信息我是在一个中文论坛上看到的，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国家级的奖项，申请应该挺难的。抱着试一下的心态，我向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教育组递交了申请材料。几个月之后，我得到通知，材料已经通过审核，经过公示就算正式获奖了。我高兴极了，奖金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国家对自己的肯定，没想到国家还记挂着我们这些在海外求学的人，真的很感动，也很光荣。
2008年春，我和实验室已经搬到了加州大学。后来驻芝加哥总领馆教育组通知我参加颁奖仪式，虽然实验很忙，我还是买了最早一个航班的机票，飞到芝加哥参加颁奖，颁奖过后当天又马上飞回来继续我的实验。记得那天大概有十几名同学参加了领奖仪式，场面挺隆重，驻芝加哥总领馆的总领事跟我们讲了很多推心置腹的话，提出了很多希望，我们很受激励。轮到我们获奖者发言的时候，文科生和理科生的区别就“暴露无遗”了。文科生滔滔不绝，我们学理工的就显得比较沉默。其实我们不是没话说，只是不知道怎么说出来。听到文科生的发言，觉得那些话其实都是我们想表达的。我们感受到了国家对我们的关心，感受到了国家正越来越富强，也感受到了祖国对我们的期盼。让我记忆尤深的是，总领事说这个奖可以为我们今后回国工作提供便利。虽然当时我还未确定是否要回国工作，但获奖以及总领事的一番话，为我今后回国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中国体育健儿拿了那么多金牌、奖牌，确实令人振奋。特别是奥运会开幕式无比的气势恢宏，让我心潮澎湃。当时我就给父母打电话说，毕业后我想回国发展。那时，我真正萌生了回国工作的念头。
这期间我还了解到，现在国内机会很多，科研条件也和我出国的时候不一样了，应该回国看看，只要你在科研方面有想法，同样有条件去实现。我的导师管坤良教授早年也是浙大毕业的，他对我回国发展的想法也非常支持。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是一个全新的特区，是为了提升浙大信息科学的总体水平以及学校整体的师资力量而建的。研究院内所有的首席研究员都是从国外招聘回来的，而且整个团队都比较年轻。我认为这是一个做科研的理想之所。浙大提供的条件很优厚，实验室、启动经费一应俱全，还配备年轻的研究人员。生活方面也提供了很大帮助，有很多补助和优待条件，所以我认为真的值得尝试一下。我回国参加了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的招聘面试，得到了面试专家组的肯定。浙江大学是我的母校，杭州也是一个美丽的城市，那个时候我们的老校区就在西湖边，周末的时候出去走一走，爬爬山，游逛西湖，让人心旷神怡。所以我对这座城市是很有感情的。
在国外时我对国家“千人计划”早有耳闻，对“青年千人计划”也有一些了解，很多著名的华人科学家都在“千人计划”的支持下回国工作，开始了他们另一段精彩的人生。
2011年初，就在我快要回国的时候，第一批“青年千人计划”开始了申报工作，我按照要求准备了申请材料。但那时我还没有到浙大实地考察，所以回国的事情还没有最终敲定，而该计划的申报是以高校和科研单位为依托的，所以没有赶上第一批申报。来到浙大后，我跟学校交流了申报该计划的想法，得到了学校的全力支持，使我成功入选了第二批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其实之前我对这项计划的申请是有顾虑的，评判是否公平？会不会有一些暗箱操作？会不会有一些关系户？之后我了解到，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参与评判的专家都是领域内顶尖的科学家，没有所谓的行政人员，他们的水平和公正性是毋庸置疑的。
据我了解，“青年千人计划”在留学回国人员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有好几个朋友都计划在今年回国，而且都申请了第三批“青年千人计划”，我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们的咨询对象。那段时间我不停地回答他们的提问：“青年千人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申报表格怎么填写，面试怎么准备，哪些环节要特别注意等等。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有这么多人要回国了。
说实话，这类针对青年人的国家级人才计划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首先是充足的科研经费，这对我们这些刚回国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只有经费充足才能完全放开手脚去做科研；其次，对我们个人也有一定的帮助。比起那些老一辈的资深的华人科学家，我们在国外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也没有特别多的积蓄，而现在国内的生活成本较高，生活压力很大，有了这些计划的支持，可以大大缓解这方面的压力，让我们专心搞科研；更重要的是，这是国家对我们的认同和期望，这和我之前获得的“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的意义是一样的，相当于国家为我的科研工作盖上了一个印章。而且，同领域内的人都会知道国家对我们的这一认同，在申请各项科研经费或奖项时会有很大的帮助。
科研事业渐入佳境
我所在的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实行的是研究员制，一个实验室由一位PI（首席研究员）领导，包括实验技术员、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整个研究室是完全独立的，设备、经费、人员等都由我们自己控制。我回来的时间不算长，现在有2名技术员和5名学生。这个速度其实在国外是很难想象的，在国外刚开始申请经费很难，就算申请下来，也就够2～3个人的工资和做实验用。所以回国后我们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因为只有工作人员多了，工作量才能上去。
我们实验室的学生待遇和学校的标准是一样的，在这个基础上，实验室尽量提供更优厚的条件，包括工作补助、住宿、生活费用等等。我并不担心经济上的问题，只希望能够为学生们提供更好的条件，让他们安下心来把实验做好。其实学生更关注的因素，是实验条件和导师的水平。导师的指导可以使他们少走很多弯路，能够顺利地踏上科研道路。
我的生活比较简单，在国外时基本上是实验室、家里两点一线。我要自己买菜煮饭，不可能天天吃西餐。回国之后就更简单了，每天去吃食堂。早上九十点钟到实验室，晚上可以待到很晚，然后直接回家睡觉。我帮每个学生想课题，告诉他们有哪些实验可以做了，哪些地方还要改进。而且，我尽量亲自动手做一些实验，学生们在旁边可以通过观察来学习。我们每年还举办夏令营，邀请即将毕业的本科生来研究院参观交流，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的氛围。
浙大生命科学研究院里像我这样的导师现在有10个左右，都很年轻，而且在国外有一定工作经验。回国前，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实验台上做实验，所以对于做实验来说，我们都有良好的手感。我们希望自己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和科研环境能够接近国外的水准，这也是我们研究院能够成为一个世界先进的研究机构所必备的因素。对我来说，带学生要更难一些。我在美国接受的训练和指导更多的是怎样把实验做好，把研究做好。现在回来带自己的学生就要操很多心。例如要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在他们沮丧的时候去鼓励他们，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还要为他们今后的打算和职业规划操心，等等。这时我才真正了解到，我们之前的导师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还要给学生开设一些课程，主要针对研究生，但也鼓励本科生来听我们的课。我们尽量多讲一些这个领域里应该掌握的一些基本知识和相关的实验技巧，希望把生命科学中一些前沿的课题和研究方法介绍给我们的学生，多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我现在的研究重点是Hippo通路蛋白激酶本身如何调控，以及它下游的新的底物及其介导的功能。研究这条通路的实验室越来越多，因为这是国际上非常前沿的科研工作。在这一领域每年发表的文章呈直线上升趋势，很多非常重要的学术刊物都在对这条通路陆续进行综述总结，这说明我们的研究会受到越来越多领域内外专家的关注。在国内，已经有十几个实验室成立了一个“中国Hippo协同创新团队”，包括我的实验室在内，去年我们进行了第一次研讨，今年我们打算在北京举办第二次研讨。大家在一起交流该领域的进展情况和重要问题，以及合作的方向等。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处于领先地位，能够在别人之前解决一些问题，并把成果发表出去。记得当年在美国做这条通路的有几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里都有中国籍研究人员，其中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回到了中国，这里面有浙江大学的、中科院的、厦门大学的、复旦大学的等等，所以我们在该领域的研究是相当具有优势的。我们也在积极地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科技部进行交流，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已经渐入佳境。 让我欣慰的是，除了研究院提供了比较丰厚的启动资金以外，我今年还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一个项目，也是关于我们目前所做的研究工作。加上国家“青年千人计划”、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及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中的一个子课题，我在这个子课题中任组长，可以说，从国家到地方都给了我们很多资助。压力当然有，因为拿了国家这么多支持，肯定要出成果，但我还是很乐观的，特别是看到学生们那高昂的工作劲头，我觉得我们的研究一定会有回报。
回国后，我也会利用曾在海外留学的优势，开展一些国际合作。其实这样的国际合作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对我们做科研的来说，特别是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各种各样的新技术层出不穷，博大精深，一个实验室要囊括所有的技术和知识是不可能的。现在的科学，已经不是一个人关在实验室里就能做出成果了。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只做自己这点东西，一定要广泛地吸收新知识新技术。自己的力量不够，就一定要与别人合作，集中优势，解决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不但有国际合作，还积极地与国内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希望能够把我们的研究做得更深入。
我追求的是价值认同感
中国引进海外人才的力度确实比以前更大了。据我了解，现在在美国，华人学者的回国趋向越来越强。我在美国的很多朋友，不是已经回国了，就是正在考虑回国。我想，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各种引才计划很给力，具体的引才单位提供的科研条件也越来越好；另一方面是外因所致，由于经济的衰落，很多国家都在削减科研经费，而国内的科研舞台却越搭越大，此消彼长，回国潮的形成就很自然了。还有就是具体到我这样的“80后”，因为涉及到孩子今后的教育与抚养，以及对家庭对父母的义务，所以我觉得现在考虑回国的人在逐渐增多。我认为，在回国问题上，这些海外人才所关注的问题，除了待遇之外，关键是政策的稳定性，现如今强大的引才力度能否长期坚持下去，国家是否有一个长期的引才和用才规划等等。
就我个人来说，回国前只关心2个问题，一是经费，二是能否安下心来做科研。回国之前我曾听说会有许多事务性的工作要处理，还要经常开会，这多少会影响科研工作。但是，在浙大，随着各个研究院平台的建立，我们这些科研人员的行政负担很少，不需要参加太多行政会议。另外，这些平台上的人际关系也比较简单，大家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很多处事理念和方式很相似，互相之间没有太多复杂的事情，主要就是学术方面的交流，这种单纯的环境让我觉得很亲切。实话说，回国之前的许多顾虑，回来之后很快都打消了。可以说，我们的价值得到了最大限度地体现。
长期来讲，我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科研领域尽量快尽量多地解决难题，能够在别人之前做出原创性的、在世界上比较领先的成果，把我们研究的范围开展得更广阔一些。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当然希望能够跻身到被国家认可、被世界科学界认可的顶尖科学家的行列当中。每一个做科研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荣誉是次要的，关键是那种价值认同感，那种感觉非常好。
赵斌，200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系，2009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生物化学系博士学位，2009～2011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癌症研究中心做博士后，2011年9月回国，现任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获2007年度“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2012年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同年获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主要研究方向为：综合利用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手段，以细胞（包括干细胞）的增殖、凋亡、分化的分子机制为主要内容，以细胞信号传导调控及失调为主要方向，研究发育过程中器官大小调控的机理及其异变与癌症的关系。Hippo信号传导通路的调控与功能的分子机制是其实验室目前的研究重点。已发表论文2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