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七子与李东阳之交恶，历经了一个由摩擦到对立的过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与人格意识的彰显、明人矫激意识的影响、时代主流学术转向之浸淫，是几个值得关注的因素。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共同导致了前七子与李东阳之交恶。由此可窥明中后期主流文学宗尚转向之轨迹，有助于把握明代主流文学发展演变的某些特点与规律。
关键词：前七子；李东阳；交恶
前七子与李东阳交恶，是明代文学史上一桩有名的公案，也是研究明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文仅就前七子与李东阳交恶始末、交恶之因，进行初步探析。
一、交恶始末
前七子是在李东阳茶陵派羽翼下成长起来的，后来自立门户，以排击东阳为能事，双方关系急剧恶化。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李少师东阳》即谓：“北地李梦阳，一旦崛起，侈谈复古，攻窜窃剽贼之学，诋諆先正，以劫持一世；关陇之士，坎燣失职者，群起附和，以击排长沙为能事。”总体上看，前七子与李东阳之交恶，经历了一个由摩擦逐渐到对立的过程。
摩擦期，指双方相互攻讦、但尚未彻底决裂的一个短暂期，约从弘治末至正德初。双方摩擦肇始于前七子一方，且主要集中于李梦阳、康海、王九思等人。前七子诋毁李东阳具体起于何时，尚难确考，但有蛛丝马迹可寻。《明史·李梦阳传》云：“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可知，弘治间，李梦阳即已讥讽东阳，由一“独”字，见其时尚未成气候。李梦阳系弘治六年（1593）进士，至弘治九年，声名尚未显。顾磷《重刻刘芦泉集序》云：“余自弘治丙辰举进士，观政户部，获与二泉邵公国贤、空同李君献吉、芦泉刘君用熙友……时献吉名尚未盛。”廖可斌先生进一步论道：“李梦阳本人弘治六年中进士后，旋遭父母连丧，回家守制。弘治十一年返京，方正式授官为户部主事，不久出监三仓。十四年，因忤权贵下狱，十五年又榷河西务。他在这一阶段中居京的时间不多，名声也还不大。”故此时梦阳与东阳不会有太多摩擦。弘治九年，王九思、边贡进士及第，其与李梦阳一道论诗，当在弘治十一年李梦阳返京后。弘治十五年，何景明、康海、王廷相相继加入唱和，进一步壮大了声势。孟洋《中顺大夫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何君墓志铭》云：
壬戌举进士，进士例改庶吉士，何君独以不喜私谒。弗与……当是时，关中李君献吉、济南边君廷实，以文章雄视都邑，何君往造，语合，三子乃变之古。自是
操觚之士，往往趋风秦、汉矣。
壬戌，即弘治十五年。何景明是年进士及第，主动与李梦阳、边贡唱和。此年，康海廷试深得孝宗赏识，中状元。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行状》载：
是时，孝宗皇帝拔奇抡才，右文兴治，厌一时为文之陋，思得真才雅士。见先生策，谓辅臣曰：“我明百五十年无此文体，是可以变今追古矣。”遂列置第一，而天下传诵则效，文体为之一变。朝野景慕，若麟凤龟龙，间世而一睹焉。
康海之制策是否真如孝宗说得那样神奇，姑且不论。但是，因皇帝褒奖，引起朝野仿效，大概属实。弘治十八年，徐祯卿中进士，随即加入进来。他们彼倡我和，共同倡复古道。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六即云：“我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间可谓极盛。李空同、何大复、康浒西、边华泉、徐昌觳，一时共相推毂，倡复古道。”可知，弘治末正德初，前七子已相当活跃，与李东阳抗衡的条件基本成熟。
李梦阳当是前七子之中较早向东阳发难者。廖可斌先生考证，李梦阳于弘治十八年“已经表露出对茶陵派一定程度的不满”。李东阳对李梦阳的不满，盖亦始于此时。据孙奇逢《中州人物考》卷四，弘治十八年梦阳落难，东阳态度暖昧，颇能说明问题。正德元年（1506）六月初九或稍前，李梦阳为东阳六十初度作《少傅西涯相公六十寿诗三十八韵》，对其书法推扬有加，而对文学言之甚少。东阳在翰林时已负文学盛名，此时更是名满天下，梦阳却无视之，不能不令人深思。陈田慧眼独具，剖出个中玄机：
至西涯六十寿诗，则仅“文章班马则，道术盂颜醇”二句颂其文章。而“绝艺邕斯上，高情颉籀邻。一挥惊霹雳，只字破风尘。绚练王侯宅，苍茫海岳滨。幽划光汤窟，巨榜照嶙峋。星灿将军碣，云垂学士珉。崖题半吴楚，墨刻遍齐秦”等句，专颂扬其书法，轩轾已见微意。
此时，梦阳对东阳仅是“轩轾已见微意”，且主要集于文章。其实，在一个时期内，他对东阳诗文态度比较矛盾。尽管隐约表露出不满，但尚未整体否定。正德元年二月，送徐祯卿南下湖湘尚称：“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大贤衣钵岂虚掷，应须尔辈扬其尘。”对李东阳诗作甚为推赏。可见，此前梦阳尚未与东阳正式对垒叫阵。康海对东阳文风不满，当在弘治十五年进士及第后。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行状》云：
孝宗时……是时，李西涯为中台，以文衡自任，而一时为文者皆出其门。每一诗文出，罔不模效窃仿，以为前无古人。先生独不之效，乃与酃杜王敬夫、北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默、吴下徐昌毂为文社，讨论文艺，诵说先王。西涯闻之，益大衔之。
何景明、康海为弘治十五年进士，徐祯卿弘治十八年进士，王九思弘治九年进士及第。李梦阳正德三年获释离京；同年康海丁母忧。正德六年，王九恩贬寿州同知，随即致仕；是年十二月，徐祯卿去世。因此，康海与王九思、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一起讨论文艺，当主要在弘治十五年至十八年间的几年。前七子对东阳的不满，亦始于此段时间。王九思挞伐东阳，又在康、李之后。王九思《镁陂集序》自称：“予始为翰林时，诗学靡丽，文体萎弱。其后德涵、献吉导予易其习焉。献吉改正予诗者，稿今尚在也；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多。”“萎弱”，主要是指李东阳茶陵派文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王寿州九思》则明确指出：“康、李辈出，唱导古学，相与訾警馆阁之体，敬夫舍所学而从之，于是始自贰于长沙矣。”可见，王九思是在李梦阳、康海的鼓动下改弦易辙的。由“西涯闻之，益大衔之”知，此前东阳已与前七子有积怨。此时，七子虽“相与訾警馆阁之体”，对东阳已为不恭，但尚未撕破脸皮。
随着摩擦日渐加剧，双方走向对立，已是必然。这一时期，从正德初至正德十一年东阳去世。正德三年，双方关系发生急剧变化。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行状》载： 戊辰，先生同考会试……无何，丁母忧，归关中。往时，京官值亲殁，持厚币求内阁志铭，以为荣显。而先生独不求内阁文，自为状，而以鄂杜王敬夫为志铭，北郡李献吉为墓表，皋兰段德光为传。一时文出，见者无不惊叹，以为汉文复作，可以洗明文之陋矣。西涯见之，益大衔之，
因呼为“子字股”。盖以数公为文称“子”故也。若尔，非大衔也耶？
戊辰，即正德三年。是年，康海之母去世，康打破旧例，不求内阁大老为碑表铭传，而自为行状，请李梦阳为墓表，段德光为传。这冒犯了阁老权威，引起东阳强烈不满，以致呼其文为“子字股”。当时，“益大衔之”者，绝非东阳一人。王九思《明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即云：
戊辰春，同考礼部会试举人。其年秋，太安人弃养，公将西归合葬平阳公。诸翰林之葬其亲者，铭、表、碑、传，无弗谒诸馆阁诸公者，公独不然。或劝之，乃大怒，曰：“孝其亲者，在文章之必传耳，官爵何为？”于是自述状，以二三友生为之，刻集既成，题曰“康长公世行叙述”。遍送馆阁诸公，诸公见之，无弗怪且怒者。
不请台阁大老为铭状碑传也罢，反将自己与友人所撰文遍送之，这无疑是向他们挑战，无怪乎“诸公见之，无弗怪且怒者”。“诸公”当然包括李东阳。康海葬亲事件可视为前七子与李东阳走向对立的导火索。正德三年，前七子与李东阳茶陵派分道扬镳。
其后，双方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为发泄心头之恨，李东阳趁言者弹劾朝士之机，将康海、王九思等落职。王九思《明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谓：“时李西涯为相，素忌公，遂落公为民。”李开先《漠陂王检讨传》亦谓：“李西涯则直恶其异己，蓄怒待时而发……会瑾诛，诸翰林俱复旧，西涯则以旧憾，倡言：‘既官至正郎，不必复可也。’”李东阳之举，激怒了前七子，遭其无情挞伐。即使东阳去世后，前七子依旧初衷不改，击之不遗余力。王九思为宣泄己愤，作《杜甫游春》杂剧影射之。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八即称：“王濮陂《杜甫游春》杂剧，其所谓李林甫者，盖指西涯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则明言：“王濮陂之《杜甫游春》，则指李西涯及杨石斋、贾南坞三相。”李梦阳也是余恨未已，作于嘉靖初年的《凌溪先生墓志铭》称：
（朱应登）年二十，举进士。时顾华玉磷、刘元瑞麟、徐昌毂祯卿，号“江东三才”，凌溪乃与并奋，竞骋昊楚之间，欺为俊国，一时笃古之士争慕响臻，乐与之交，而执政者顾不之喜，恶抑之。……而柄文者承弊袭常，方工雕浮靡丽之词，取媚于时眼，见凌溪等古文词，愈恶抑之曰：“是卖平天冠者。”于是凡号称文学士，率不获列于清衔。
李东阳“盖操文柄四十余年”，“柄文者”非其莫属。陈田即谓：“柄文者谓茶陵也。”李梦阳、康海、徐祯卿等人不为李东阳等当国者所喜，自然或被弃不用，或见用而不获于清衔。前七子与李东阳之对立，已超出文学流派间的论争，裂变至人身攻击与政治上党同伐异。从中亦见李东阳人格的另一面。
此处，还有必要交待，关于摩擦、对立之分期，仅就大概而言，并非绝对。所以如此，主要为论证之便。
二、交恶之因
前七子与李东阳交恶，由多种因素所致。其中，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与人格意识的彰显、明人矫激意识、时代主流学术转向之浸染，是几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其一，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与人格意识的彰显。郎署，汉唐时指宿卫、侍从官，或其公署。明清时，称京曹为郎署。多为进士出身的郎署官员，具有强烈的郎署意识。争取文学话语权，是其重要表征之一。前七子倡导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极力诋祺宋诗，这是其郎署文学意识觉醒后，向台阁争夺文学话语权的显现。明兴，词赋为馆阁垄断，郎署官鲜有习之。何乔远《文苑记·李梦阳》云：
明兴，词赋之业馆阁专之，诸曹郎皆妙习。至梦阳而崛起为古文词，馆阁诸公笑之曰：“此火居者耳。”火居者，佛家优婆塞也。
“火居”，即火居道士，指居家修行的道士，“火”，在此指凡俗生活之意。喻之于佛家，指优婆塞，意为在家奉佛的男子。《魏书·释老志》即云：“俗人之信凭道法者，男曰优婆塞。”阁臣以李梦阳从事古文词为“火居”，讥讽之意，皎然自明。毛奇龄《西河集》卷八十一亦谓：“故事馆阁习文翰，梦阳以诸郎倡起，号召为诗古文词，馆阁笑之。”馆阁对文学、学术的垄断以及对郎署官员的压制，由此可窥一斑。
伴随着朝廷右文政策的推行，“成、弘以降，道化熙洽，士向于文”，郎署官员文学意识迅速觉醒，他们开始反思“文归台阁”之现状。储巏《赠少参吴君之官广西叙》即云：
夫文学、政事，君子未尝歧而二之。孔门四科之列，特各枚举所重者尔。不然，颜、闵之流，他顾有不足邪。近世遂以政事属诸吏，文学属诸儒，谓其截然有不相入，此其覈到之论哉！
储瓘，字静夫，成化二十年（1484）会试第一，授南京吏部主事。他对儒、吏之分，存有质疑。他认为，文学不应该为馆阁之专利，郎署官亦应预焉。岳正《赠和振刚刑部主事序》亦对儒吏之分，心存不满，在这种背景下，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郎署官员，文学意识迅速觉醒，积极从事文学活动。毛奇龄《列朝备传·李梦阳》载：
当是时，天下贤孝宗，而慕梦阳之为人。故事馆阁习文翰，梦阳以诸郎倡起，号召为诗古文词，馆阁笑之。顾梦阳所为文，凤矫而龙变，旁若无人。同时何景明、边贡、徐祯卿、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号十才子。
文学活动本为馆阁之事，李梦阳竟越位，以郎署官身份“号召为诗古文词”，并得到众人响应。此时文学活动已开始成为郎署官重要的生活内容。李梦阳《朝正倡和诗跋》云：
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此一运会也。余时承乏郎署，所与倡和则扬州储静夫、赵叔鸣，无锡钱世恩、陈嘉言、秦国声，太原乔希大，宜兴杭氏兄弟，郴李贻教、何子元，慈溪杨名父，余姚王伯安，济南边庭实。其后又有丹阳殷文济，苏州都玄敬、徐昌毂，信阳何仲默。其在南都则顾华玉、朱升之其尤也。诸在翰林者，以人众不叙。
在李梦阳看来，弘治时参与唱和的人可分郎署与翰林两大阵营，郎署官员已成为文学创作重要生力军，尽管不能与馆阁相提并论。他们不满于馆阁对郎署文学的压制，开始反对台阁文风，争夺文学话语权。康海丧母事件，便是前七子公开向台阁文学挑战。王图《槐野先生存笥稿序》云： 盖尝考览国初时台阁文体，类尚明析畅达，而其为诗亦冲夷俊美，颇借途宋人。而士大夫不在馆阁及布衣之雄，率乞灵秦、汉人口吻，与词林争胜。
不在馆阁的郎署文人，以秦汉为宗，与词林争胜，与台阁大老争夺文学话语权，对台阁文学造成巨大冲击。李维桢《申文定公赐闲堂集叙》有言：“明兴，古文辞尚台阁体。朱弦疏越，有遗音；玄酒太羹，有遗味。而其末流日趋于萎弱臭腐，汉、魏、六朝、三唐诸论著，屏弃不复省览。李文正起而振之，未畅厥旨。自是学《左》、《国》、《史》、《汉》者，稍稍继出，其人多在他署，而翰苑缺焉。”“其人多在他署，而翰苑缺焉”，实已道明文权下移郎署之事实。陈田则明确指出文权“移于郎署”：
成、弘之间，茶陵首执文柄，海内才俊，尽归陶铸。空同出而异军特起，台阁坛坫，移于郎署，始犹依违，不欲显然攻之也。
前七子为争夺文学评语权，最终与李东阳茶陵派决裂。其实，这已不单是争夺文学话语权的问题了，还显示出阁臣与郎署官的人格对立，前七子郎署人格意识，亦由此得以展示。
前七子之郎署人格意识，主要表现在气节正直孤高与文学观标新立异上。刘瑾当政期间，东阳不能及早致政，“气节之士多非之”，连门人崔铣亦谓：“往西涯公处于刘瑾、张永之际，不可言臣节矣。”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前七子大都表现非常坚强、勇敢。据《明史》本传记载，弘治十八年李梦阳因忤逆外戚张鹤龄入狱，出狱后路遇之，大打出手，打掉张两颗牙齿，其嫉恶如仇之性格，略见一斑。在对刘瑾斗争中，李梦阳同样正直不屈。他曾劝韩文与刘瑾抗争，并代之起草弹劾刘之文书，受牵连获罪。何景明亦“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士风”。康海在刘瑾乱政时，面对诱惑不肯依附，其《与彭济物》云：“瑾之用事也，盖常数以崇秩诱我矣。当是时，持数千金寿瑾者，不能得一级，而彼自区区于我，我固能谈笑而却之，使饕虓巇遃之人，卒不敢加于我，此其心与事亦雄且甚矣。”李开先《康王王唐四子补传》亦载：“一日，瑾令所亲密者致意对山，曰：‘主上欲以汝为吏部侍郎。’对山答曰：‘我服官才五阅岁矣，自来翰林未有五岁而升部堂者，请为我辞之。’事遂寝。瑾因深嫌其不附己。”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品决定文品，文品有如人品。这样，行为主体才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来振兴一代文风。黄省曾《空同先生文集序》即言：
粤我空同先生献吉……然先生风节凝持，卓立不惧，卒能浣学囿之污沿，新彤管之琐习，起末家之颓散，复周汉之雅丽。彬彬乎天下学士大夫，莫不趋风而宗之，自是埏宇之内，倡和镕钧，文章经纬，与三代同驱矣。
前七子独立人格意识另一重要表征，是文学观上的标新立异，主要是与李东阳文学观点的相左。文学主张的差异，往往成为明人党同伐异的由头，李东阳落康、王之职即是明证。李东阳落康、王之职，刘瑾事发不过是借口，重要原因是其为文不附己。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即云：“对山闻丧即行，求李空同作墓碑，王漠陂、段德光作墓志与传。时李西涯方秉海内文柄，大不平之。值逆瑾事起，对山遂落籍。”王世懋《对山文集序》谓康海：“先生当长沙柄文时，天下文靡弱矣。关中故多秦声，而先生又以太史公质直之气倡之，一时学士风移，先生卒用此得罪废。”胡缵宗《西玄诗集叙》亦谓：“弘治间，李按察梦阳谓诗必宗杜甫，康殿撰海谓文必祖马迁而下，学士大夫多从之，士类靡然。而空同、对山因得罪于世之君子矣。”因文学见解的不同，乐于奖掖后进的李东阳，也会利用权势，伺机报复。前七子与李东阳交恶，实开明中后期以文学党同伐异风气先河，对文学发展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其二，明人矫激意识之影响。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与人格意识的彰显，本身就有矫激的一面，或者说是矫激意识的一种外现。明中后期，不少文士自视高大，唯我独尊，陈文新先生称这种心态为“大家情结”，持论甚精，此不赘述。这里主要就大家情结的极端表现——矫激意识，进行分析。大家情结若错乱方寸，易于走向极端，导致矫激。明代特别是中后期，不少文人染有此疾。黄容《江雨轩诗序》曾讥刘崧：“人不短则己不长，言不大则人不骇。”批评的就是文士的矫激意识。丘漕《会试策问》亦云：“曩时文章之士，固多浑厚和平之作，近或厌其浅易，而肆为艰深奇怪之辞。韩、欧之文果若是乎？议政之臣，固多救时济世之策，近或厌其循常，而过为闳阔矫激之论。陆、范之见果若是乎？”至明中叶，文人矫激意识日趋激烈。四库馆臣《抑庵集》提要毫不客气地指出：“盖明自中叶以后，文士始好以矫激取名。”基本符合实际。
入仕不久的郎署官员，资历尚浅，官卑言轻，无法与谙于政道、资深根固的阁老在政治上较高低，出人头地着实不易。要扬名成大家，只得另谋出路。在文学上，他们自感不逊色，可与台阁大老一竞高低。路道既定，尚需觅得突破口，以偏激言辞攻伐大家、名家，不失为露才扬己之法。
前七子“皆卑视一世，李梦阳尤甚”，从“大贤衣钵岂虚掷，应须尔辈扬其尘”之言，可体味到梦阳目空一切的大家意识。前七子对东阳之诋毁，就有出于这种偏激意识的一面。如蒋永修《怀麓堂稿序》所云：“迄何、李蹶驰踔踔，负材谩骂，其初不过争文章之名，意气所激，遂欲使不得为完人。”李梦阳“志壮才雄，目短一世，好掊击人”，把目标锁定茶陵派盟主李东阳，在其“首执文柄，海内才俊，尽归陶铸”之际，李梦阳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教人不读唐以后书，即有矫激意识作祟的一面。李贽《续藏书，修撰康公》载，康海“在史馆凡三年，凡诸著作，必宗经而子史，以宋人言为俚，以唐为巧，以秦、汉为伯仲，而有驳焉。故同进者忌，伪以国老文就而正之”。“以秦、汉为伯仲”，即有意与台阁诸老文法欧、曾相悖，以展示其识见之异特。这不仅遭到阁臣诟病，连同进者亦忌之，足见其偏激之至。在谈及前七子转捩文风时，康海更是霸气十足，其《渼陂先生集序》声称：
我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所以反古昔而变流靡者，惟时有六人焉。北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默，酃杜王敬夫，仪封王子衡，吴兴徐昌毂，济南边庭实，金辉玉映，光照宇内，而予亦幸窃附于诸公之间。乃于所谓孰是孰非者，不溺于剖蒯，不怵于异同，有灼见焉。于是后之君子，言文与诗者，先秦、两汉、汉魏、盛唐，彬彬然盈乎域中矣。 着一“惟”字，旁若无人，持论之偏，自不待言。吹嘘别人，毋忘扯上自家，大家意识时在心头。在众人竞相模仿东阳文风时，康海标新立异，“独不之效”，也是大家意识在作怪。李东阳虽没有前七子那样偏激，又何尝不以大家自居？对康海、王九思的压制，就有维护自己文学权威的大家意识的因素。大家意识对大家意识，难免会发生冲突，同一派系者尚且不免（如李、何之争），何况不同派系阵营成员！前七子与李东阳之交恶，于此亦可寻得诠释。
其三，时代主流学术转向之浸染。无论是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与人格意识的彰显，还是明人矫激意识，皆与明中叶主流学术之转向有一定关联。成、弘以前，明代主流学术思想还是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格局。黄佐《眉轩存稿序》即云：“成化以前，道术尚一，而天下无异习。学士大夫视周、程、朱子之说如四体然，惟恐伤之。”董其昌《合刻罗文庄公集序》亦云：“成、弘间，师无异道，士无异学，程朱之书立于掌故，称大一统。”明代自成化以来，社会危机不断加深、程朱理学日趋僵化，陈献章学术思想蓬勃兴起，致使主流学术开始转型。文人思想意识亦随之逐渐发生变化，自我意识日渐强化，特重张扬个性。郎署官员文学意识的觉醒与人格意识的彰显、矫激意识的膨胀，皆为这一主流学术思想影响下的产物。表现在文学上，文人愈加崇尚博学多识，追求标立新异。前七子与东阳文学观点的相左，即可如是观之。再就诗文宗尚而言，已不限于宗唐法宋，文坛上呈现出诸调杂陈之阵容。
以散文观之，至明中叶，因长期以欧、曾为范，弊病积骤甚多。李东阳《叶文庄公集序》道：
后之为欧文者，未得其纡余，而先陷于缓弱；未得其委备，而已失之観缕，以为恒患，文之难亦如此。苟得其文而不得其所以重，天下且犹轻之，而况乎两失之者哉！
东阳虽意识到学欧、曾之流弊，并开始变革台阁体，但因身为台阁重臣，难以全然摆脱台阁气息。他承袭前人观点，较早在论文中提到秦汉古文。如《篁墩文集序》云：“纪事之文，自《左传》、迁《史》、班《汉书》之后，惟司马《通鉴》、欧阳《五代史》。若朱子《纲目》，则取诸《春秋》，亦以寓道，而非徒事也。道无穷，而事亦无穷，故作者亦时有之。若序论策义之属，皆经之余，而碑表铭志传状之属，皆史之余也。二者分殊而体异，盖惟韩、欧能兼之，吾朱子则集其大成。”他还径称“班生世有汉文章”、“两都风物汉文章”。这表明，他已清醒地意识到《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秦汉古文的重要性。不过，在其古文统系中，韩、欧、朱熹文仍是为文的最高准的，未能以秦汉古文改革当时文风。前七子却能敏锐地捕捉到先机，在“学者一二，或谈汉魏，然非心知其意，不能无疑异其间。故信而好者，少有及之”的基础上倡导“文必秦汉”，最终与东阳走向对立。
就诗歌而论，当时是诸调杂兴。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描绘当时诗坛宗尚云：“成化以还……是时中、晚、宋元诸调杂兴。”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亦称：“成、弘间，诗道傍落，杂而多端。”这表明，至成化、弘治时，已存在为诗取法多端之势。当然，相较而言，还是唐、宋调相杂为主，如同李梦阳评杨一清诗所说：“唐、宋调杂，今古格混。”所以如此，纠学盛唐之弊是一重要动机。自高棵倡学盛唐以来，“学者终身钻研，吐语相协，不过得唐人之一支耳”，极易造成雷同之势。再说，学盛唐日久易流于卑弱，产生逆反心理。故不少文士刻意另谋出路。六朝、中晚唐、宋、元诗，家数众杂，师法对象选择余地大，雷同可能性相对小些，有人趋而从之，不难理解。吴宽《题陈起东诗稿后》即云：“近时学诗者，以唐人格卑气弱，不屑模仿，辄以苏、黄自负者比比，卒之不能成，徒为阳秋家一笑之资而已。”学宋有纠宗唐气格卑弱之意，然而学宋也是流弊丛生。吴氏之论虽有道理，但非问题根本。模拟他人作品，最终目的是铸就自家风格；如果一味醉心泥古，不思创新，学唐学宋，皆为叠屋架床，流弊自然随之而来。况且，学唐不及，并非唐诗之过，应与学者才力不逮甚为有关。为纠正当时诗坛诸调杂陈，汉、魏、盛唐之音不显，前七子重申以汉魏、盛唐为宗。
也就是说，前七子在前人基础上，以其人格魅力、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确立了一种新文学风尚：文由“墨守欧、曾”转向以秦汉为宗，诗由以唐宋为主的诸调杂陈格局，转向古诗法汉、魏，近体歌行宗盛唐。乔世宁《何先生传》即云：“至弘、正间，先生与诸君子始一变趋古。其文类《国策》、《史记》，诗类汉、魏、盛唐。于是，明兴诗文足起千载之衰，而何、李最为大家，今学士家称日何、李，或称曰李、何，屹然为一代山斗云。”乔氏之论虽有偏激，但亦不无道理。
可以说，前七子与李东阳之交恶，与时代学术风气浸润甚为有关，是明代中叶主流学术转型在文人创作中的集中反映。換言之，由前七子与李东阳交恶，可窥明中期主流文学宗崇转向轨迹，有助于把握明代主流文学发展的某些特点与规律。
综而言之，前七子与李东阳之交恶，历经了一个由摩擦到对立的过程，其原因是多层面的。其中，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与人格意识的彰显、明人矫激意识的影响、时代主流学术转向之浸染，是几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因素。后者是主导因素，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与人格意识的彰显、明人矫激意识的影响，皆为这一学术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前七子与李东阳之交恶。由此可窥明中后期主流文学宗尚转向之轨迹，有助于把握明代主流文学发展演变的某些特点与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前七子与李东阳之交恶，开明代中后期以文学党同伐异风气之先，对明中后期文学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