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陈汝惠先生时，他正是厦门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三人小会上：系主任专门约他来讨论我的教学大纲。他穿一件厦门人不大穿的黑呢长大衣，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特别他那带着湖嘉口音的普通话，很有我所熟悉的江南学人的风度。他对问题提得很细致，而态度又非常谦和。我刚从部队转业，遇到他，就像回到过去和先生们切磋学术的氛围中，特别感到亲切融洽。五十年代后期，正是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的日子，虽然觉得他言谈清雅，风度谦和，本来是可以相交往的，但大家却也很难深交。如果不是同在一个小单位如教研室，就不大有机会去接近一个人。我曾经去拜访他几次，只知道他是陈伯吹先生的兄弟，而他自己的过去我却一无所知。文革之后，人们都吐了一口长气，可以正常地相交往了，但陈先生不久就离开我们系到高教研究所去了。当时百废待兴，大家都忙，竟没有更多的时间往来。没想到陈先生不久就退休了。倒是和他夫人的交往，不但继续了三十年来的友谊，而且相知更深了。而陈先生于我，却永远是一位我所尊重的前辈。印象很深的是他的家庭教育。他的三个孩子，现在都是出色的成功人士。认识他们时，虽还都是青少年，就表现了不同一般的教养：这么尊重知识，彬彬有礼。
现在仕途上颇有发展的长公子佐洱，那时还在高中，已是厦门文联的活跃分子，常在会议上听到他的发言。二公子佐沂，是家中的异帜，独自专长理工，早就是浙江大学的名教授了。后来成为音乐家的佐湟，只学一年钢琴，就被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选拔去了。他母亲李荷珍先生就常和我讲起他如何神往音乐的故事。在那些频繁的运动中，很多青少年都在狂躁地要与父母亲划清界线时，他们一家总是怡然共坐，孩子们清醒地追随父母，探求知识，修养品性。他们成长后的出色成功不是偶然的。
我却不知道陈先生还是一位作家，而且竟是那个我长期寻觅着的孤岛时期的作家。
孤岛时期是指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后，上海租界所处的特定环境。那时周边地区都已沦陷，驻扎着日本侵略军，只因日本尚与英美保持邦交，而中国正与英美同盟，这才出现了孤岛这样一个没有公开后援，又尚未沦入敌手的小区域。
“八一三”抗日初期，上海人斗志昂扬，竭力支援这终于奋起抗战的士兵们，以为战事很快可以胜利。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艰困阶段。上海四郊全都沦陷，英美租界上虽还有国民政府的势力，但因英美租界当局怕引起日本的麻烦，也制约了抗日活动。真正的抗日工作者都转入地下，有志之士，不愿做顺民的人都纷纷离去，辗转跋涉，走向他们向往的自由土地。留下的是压抑与烦忧，漫漫的煎熬。生活是一片盖天席地的灰色。遥望胜利的人只在阴云的空隙中寻找那一线蓝天。然而整个上海却因逃难人口的大量拥入，又出现了政治上的汪伪新贵，商业上囤积奸商，经济形成畸形繁荣。一方面物价高涨，民不聊生；一方面生活奢靡，灯红酒绿。现在年轻人所向往的上海繁华，大抵就是这一段被掩盖了血与泪的风流倜傥。现在的人都把这三四十年代之交看成是上海的标志性年代，却忘记了它灾难性的战争标记。
文学全然处于萎缩状态。五四传统文学的揭露和批判，已被压到边缘。反映我们那艰难的抗日的在后方或游击区的现实是绝对被禁止的，就是写到我们那已经沦亡的土地也是不可以的。就是那更早与祖国隔绝的北方土地，也难以明�他们生活的真相。那时能书写的真正生活就只是生活脚下，生活眼前。但就是这样的文学也不能反映我们真正的苦难。坚守阵地的有使命任务的革命文学工作者，也必须以灰色作品掩护自己。
通俗文学成为主流。形成了都市的一片风花雪月。鸳鸯蝴蝶派代表了旧的文学传统，而好莱坞式的伤感传奇就算是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这至今也错被认为是上海文学的标志。不是吗?人们至今还津津乐道的，只能提到两个作家了，那就是写《秋海棠》的秦瘦鸥和写《倾城之恋》的张爱玲。幸亏有良知的上海人还不愿意把依附敌伪的苏青作为上海沦陷时期的代表文人。当然，独具深心，不愿描写这种虚假表象生活的作家是有的，但由于生活的狭窄，他们也很难有真正的开拓。有些年轻作家如沈寂、石琪等，努力为读者书写北方生活，来安慰人们对那沦亡故土的怀念，但他们也只能根据回忆与虚构来复叙那些其实都已使用过的题材，根本没有生活体验，更无法体现时代特征。但此时的陈汝惠先生却是在这个艰难而窄小的空间中，努力地书写他的时代，他的认识和他的行动，值得重视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那个艰险而又危难的时代的影象。
我读到他的第一篇小说《女难》，由于偶然得到的一本《小说月报》。因为自己不能保有原书，就记不得作者是谁了，但这篇文章却给我如此深的印象，人物情节历历在目，几十年来都没有忘记，而且还想有一天能知道作者是谁。当《陈汝惠文集》送到我的手里时，我真是那么惊喜，不但是一卷在手，如见故人，更是找到了那篇从我青少年时代起就探究着“作者是谁”的作品。我真觉得有许多话要和陈先生说，但故人已矣，夫复何言!惊喜之后，则是无限的悲凉。
就来说说这篇《女难》吧。这其实也是个恋爱故事，写中学的师生恋爱。一个颇有抱负而又颇为矜持的中学教师，在女学生的种种追求之下，他虽十分谨慎，但终于无法守住防线，成为她的感情俘虏，竟为她信教受洗。但自己那一点抗日的诚念使他在抱负和恋爱之间不能很快地选择，更有甚者，还有一个虽未做出承诺而颇使他怀念的，在后方坚持抗战路线的女孩。最后，眼前的种种绮念使他的心最后倾斜了。但他虽在心里作出决定，却又迟迟不去表达。不料那年轻而很不坚定的女孩子在作了一番等待之后，竟接受父母的劝告而放弃了他。失落之余，他只能检讨他自己不坚定的心，想到人生的另一使命时，他也为他摆脱了这一并不精彩的恋爱而稳定了自己。
他自嘲地称之为“女难”，并名之为喜剧。这多少受到当时文学语境影响了吧。但当时使我注意的，是这个男主人公林田的使命感，那种“五四”文学中伤时忧国的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使他显然不同于当时孤岛小说中出现的那些完全丧失政治感觉的主人公，他们（她们）无论生活在别墅里，或是亭子间里，实际上也都只能在蜗牛壳式的现实里思考他们的人生，他们的恋爱和家庭，他们的幸运或不幸。那些青年男女似乎都是软体动物。但是这个“林田”，他那使命感式的抗日意识和他那写时事政评的具体行为，使他出现得如此清新挺拔，让人见到了蛰伏上海而心向祖国的知识青年的心。
这个人物的魅力更在于作者努力写出青年在爱国之外，也自有儿女情长。这里的爱情故事是十分简单的。文本没有什么起伏性情节，事件在一大串细节中缓缓流淌着，就像生活本身那么平静。小女孩的追求虽然执着，行动却都是暗示，当时的小淑女是不能自表心曲的。只能求助于一包太妃糖，一只茶杯等道具。然而，这小淑女也自有老到之处。当教师突然抓住她的纤手时，她竟不动声色的说，“抓住好了，不会打手心的”!教师的感情却真在矛盾中。一方面犹豫地拒绝，一方面又是暧昧地期待。特定的相遇地点就成为某些意象。那安静的种植着法国梧桐的街道，是他平静的心路历程，那风斜雨骤的教堂门口就是那心涛起伏的风口浪尖。但就是在这些日常的，甚至是平庸的琐碎事件中，当事者却在这些支离破碎的小小情事中经历着他的警惕、抗拒、犹豫、挣扎乃至依恋缠绵的情感史，看到这矜持自负的青年教师的全部垮台，读者难免失笑，但是，一个有着爱国抱负青年的心，时刻向往着祖国的自由土地和那块土地上遥远的爱，却赢得读者的尊重。孤岛的恋爱会把他带向何处?他似乎不甚明确，但一定不能激励他走出上海，奔向自由。然而那确是他绝对要去的方向。他在这抉择前的反复思量，并不仅仅是“抗日和恋爱矛盾”的早期作品的浅薄公式，他的心路历程是丰富的。在这场情感与责任的交战中，他除了真诚地向上帝祈祷外，他还时时以哲学来检查自己。责任，奉献，情感，理性乃至唯物，唯心，在每个情感矛盾中总进行着激烈的辩难。这些带有情感色彩的哲思，就是作品中最有特色，最有魅力的语言，常常打动青年读者的心。常被评论家指认为陈汝惠的特定风格。
[ 2 ] 和一切被困在孤岛上的青年一样，陈汝惠先生也没有更广阔的多样生活，凡写到他所虚拟的生活，同样使人感到勉强。但他扬长避短，小说大体都是自传。这个名为“林田”的青年，也就是以后作品中的扶风、尤明、天池等人。就是那个怀着救国大志，虔诚地信奉上帝，一直用哲学检讨着自己，同时又容易为异性情感困扰的青年。
严格地说，后面几篇都不能再像《女难》这样生动活泼。它们的特定价值，却是揭示了另一种生活。主要的代表作是《风尘》。《风尘》这样的作品，也许年青人不会感兴趣了，但确实还是十分值得再去读的。一个民族存亡的危急时代，一个充满了危机的艰险环境，一种报国赴难的使命感，一种紧绷在弦上的紧张心情。个人的全部感情就回荡在家国存亡，组织安危，个人生死之间。这里再也没有爱的抒情，浪漫蒂克的梦想，连新婚期间的早餐也失去它温馨的诱人感。这本书描写的是一场战斗。
《风尘》就是这样记录了历史另一面的真实。
这里写了一个为单纯抗日而献身的青年周天池。他受过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确立了修身齐家的人生态度，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他还是个虔诚的基督徒，相信博爱和奉献，自己也有一个对民主自由政治的朦胧向往。就这样，当他接到一个抗日组织的召唤时，就坚定地投入抗日洪流，并没有其他政治目的。他虽处身于三青团的组织中，国民党的领导下，却很明确地意识到，国民党政府远不是个正常、平等给人们以自由生存权利的政权。有一次奉命到内地蒋管区汇报，他异常欣喜，他的心为自由而腾飞起来。可是，几天之后，那里的乌烟瘴气，一切原有政治疮口却使他油然产生了嫌恶。当他想起国民党政权，他似乎看到了肥头胖耳穷奢极欲的巨贾，大腹便便满身镀金的买办，藏在黑马褂里冷酷而阴险的豪绅和地主，党同伐异制造磨擦的政客，掩耳盗铃监守自盗的官僚，贩卖战争，扩张私人武力的军阀，残害善良仇视进步的特工魔头，还有那昏迷在袁世凯梦境中的贪婪而愚蠢的独裁者―――这许多黑影结成一条丑恶的黑线，这一条黑线上有一面旗，这一面旗上清清楚楚在写着：“封建专制的旧中国”。他宁愿早日离开，回到沦陷区，回到他那为他的爱国心所照亮的斗室中工作。那里是干净纯洁的。这个虽在国民党抗日系统中的青年，其实也算得是一个孤臣孽子，只为自己的民族责任感艰辛地工作着。但他相信和他在一起的那些三青团组织中的青年，“其实，我以为。他们灵魂深处，却蕴藏着更多的自由主义的爱好，他们目前的要求，诚然是抗日的胜利，永久的要求，将是政治的民主，思想的自由，经济的平等，以及人类永久的和平。”他还希望，这个民族革命结束时，也就有了民主自由的远景。小说虽然写到胜利后的狂欢，写到了工作中的悲欢哀乐，但总的基调是悲凉的，远景是学生们更艰难的斗争。
陈汝惠在《<风尘>后记》中写着：“上海的青年团，在公开活动后，更多的失去了独立作战的自由，……急剧地起着质量的变化，一方面，共患难的地下同志，渐渐加大离心力，纷纷的悄悄的走了；一方面，‘革命职业化’的若干上级同志，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掮客，一个小官僚，欺骗青年，压迫大众，像细菌一样的腐蚀着。”而陈汝惠先生，却公开地宣布脱离三青团，投入了左翼民主运动，成为共产党外围活动的积极分子!
作品有一个真实的上海沦陷后的生活环境的抒写。那些恐怖的日子，人们生活在恐惧的窒息中。无时无刻都可能出现的街区“封锁”造成的惊恐不安，防空管制时全市的黑暗具有巨大威慑力；边界封锁线上所遭受的人格侮辱，人们感情的上空总是响着那森然的皮靴的声音……这―切尖锐地折磨着那些怀着丧国辱邦之愤恨与伤痛的人。这种可能已在某些人心中渐渐淡化的过去，却通过人物的刻骨铭心的伤痛，依然震颤着今日读者的心。
事实上，这真是一页不容遗忘的历史。
往日的历史是多层的，而它的展现如此复杂斑驳。它不但描画了在敌人铁蹄下的沦陷区。他也写到了国民党还保持着势力的自由区，它所写到的张渚是一个真实的“沙家浜”。依靠一大片芦苇荡掩护着的一个小镇，它却很全面在反思党史抗日的种种问题：各方势力的犬牙交错。作者直接写到的却是这小小圈子里的军事势力的自我交讧，投机商人的不法谋利。贪渎养成的奢靡的生活，都使一个向往自由的人窒息。而在不太远处，却有一个“不听话的老四”，这正是另一方面在那里积极抗日的新四军。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中，他写到许多抗日的同志，他们不计较内部的复杂，只为民族命运而斗争行动着。大多数是坚定不屈地面对敌人的，但自然也有软弱的人，也有功利的人，然而在这个秘密活动中，人们总是会发现那些真诚的爱国的心。当周天池知道已经被注意时，离开了住处，这时有一个探员一直在他家等着，坚持要他去谈一谈，他真是不明其意，十分踌躇。但因还有政治材料留在家中，不得不回去，才知道这警察是为了保护他才坚持在那里守候的。
虽然并不刻意去设置情节，但事件本身―――地下工作，本身就充满了惊险变化，也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它更大的吸引力是让我们回顾了那被尘封了的一页历史。
陈汝惠先生其实是一个怀着乐观的意念，永远在追寻改造社会真理的人，早年，他追求的是自由民主，当他在解放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后，他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充满了信仰。他虽然经历了那么复杂的政治，但他实在是非常纯真的。
读陈先生遗著，很高兴对他有更多的理解，如果今日我们还能在一起聚谈。我相信彼此会有更多更深的相知。何能起先生于地下?这竟是我此生中无可弥补的缺陷了。
【责任编辑 苏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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