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去景山，在崇祯上吊的那棵小树旁，伫立良久，倒不．是缅怀一个亡国之君、封建皇帝，而实在是觉得朱由检与数千年封建史上的约350余位君王不一样。他在自己王朝统治的最后岁月，不到一个月内竟然两次下“罪已诏”， 向群臣与百姓袒露自己的过错、 “罪行”，不论他的初衷如何，这不也难得吗?就连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咬破手指，在自己的衣襟上写道： “……任贼碎裂朕尸，但弗伤我百姓。”可不可以算得上心里记挂百姓的皇帝呢?那年是崇祯17年3月19日 (公元1644年4月25日)，崇祯只有33岁。还好，崇祯也不孤单，黄泉路上还有一个叫王承恩的宦官伴随。那棵小树太小了，它让人怀疑，它怎么能承受得起一个坐过江山之人的躯体呢?难怪几百年过去了， 它依然长得不高不大， 它已经被沉重的历史压住了。
在崇祯前面，朱家天下从太祖朱元璋(洪武)算起已统治了200多年，历经16位皇帝，到了崇祯手里，实在是时乖命舛，关外有满清虎狼之兵，中原有李自成势如烈火的义军，内忧外患，愈演愈烈；200多年的官场腐败与浊气笼罩朝廷上下，实在说，明王朝“内里已经尽上来了”。据《明季北略》卷十三载，甲申年的二月中旬，崇祯颁下了第一道“罪己诏”，并要求“传谕天下”，在分析了自己“缺功少德，身心笨拙，罪过深重”之后，把贪官腐败的丑德恶行，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鞭挞。国家存亡之际，他想到了是趄廷腐败所致，祸起于萧墙之内。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回扣)，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豁免，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屈承。……”
崇祯在反思自己17年的统治，不，他在反思200多年的朱家统治。在中国历史上，从反贪污腐败的角度讲，明王朝是打击最激烈、杀罚最重的时期。还是在洪武的时候，朱元璋连自己的亲侄子朱文正也杀了 (朱丈正官拜大都督，镇守江南，贪声色，荒淫骄侈)，附马欧阳伦也杀了 (欧阳伦是安庆公主的丈夫，安庆公主为马皇后所生，欧阳伦仗恃自己是皇亲国戚，收受贿赂，偷运私茶到边境贩卖，纵使下属侮辱地方官吏，朱元璋把他杀了)。朱由检是朱元璋第十七世孙，第十七任皇帝，从开国洪武皇帝朱元璋到亡国之君崇祯皇帝束由检；朱家都在反腐败。对朱姓皇帝来说能认识到这个问题，是他们的英明之处；能采取措施，制定相关法律(《大明律》等)甚至施以极刑进行抑制，是他们的难能之处；终不能根除痼疾因暴政与腐败导致江山易手，君王暴尸荒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悲哀。大明政权不是败在满清之乎，也不是败在李自成义军之手，而是败在腐败上。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历代统治者都看到了， 同样感到了它的可怕，可是都没能找到有效的根治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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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明史》知道，就在朱由检颁发第一道“罪已诏”不久，李自成义军已兵临城下，那隆隆的炮声， 已经远近可闻，朝廷已是既无可征之兵，又无搞军之饷，朝野上下计无可出。 甲申三月十一日， 崇祯下了第二道“罪己诏”，其诏书说：
“朕承鸿业已十又七年，感上天之威严，知托付之任重，宵旦兢惕，，不敢怠荒。然灾害不断，盗贼叛道声势日重，其忘大明代代豢养之恩，二十年来恣意凶残，朕为百姓父母，不能保护；百姓为朕之子，不得怀抱。坐视秦、豫为废墟，江、楚血雨腥风，皆朕之罪也；百姓遭致兵刃、踏水火、血流成河、骸积成山，皆朕之罪也；百姓输草交粮，捐赠资财，加赋多征，受预支之苦，又朕之罪也；百姓房屋残破，田园荒芜，忍饥挨饿，不胜寒冷，朕之罪也；百姓年年苦难，旱涝双至，病疾灾祸，上犯天，下怨民，朕之罪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文官首鼠两端不能良策，武将骄懦不能建功勋，皆由朕抚驭无道。朕终夜以思，无地自容，故布告天下……”
不到一个月，连下两道“罪己诏”，崇祯真是自察自省的模范皇帝了。单就诏书而言，前一诏书认识到了腐败是“败国”的祸害，后一诏书则承认了自己统治的无能。但是，一切都为时晚矣!就算是真龙天子也无力回天了。就在第二道“罪己诏”颁发后的第八天，统治了200多年的大明江山，在李自成义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下， 轰然倒塌，江山易主。
好多年前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只注意到郭老分析义军进北京城后的行为，及导致义军迅速崩溃的原因，并没有深刻地注意到它另一面的沉痛教训。曾试想，如果崇祯不作为皇帝，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丈夫，普通的父亲，灾难来临的时候，眼见妻子悬梁(周皇后悬梁于坤宁宫)，能不能连声说： “好!好-!”；对号哭不止的女儿，能不能说： “谁让你生在我家?”一剑一剑地砍去? (崇祯上吊前杀死了幼女昭仁公主，长女乐安公主以手挡剑，左手被斩断)；能不能对自尽未死的妃子，一剑一剑地补去(袁贵妃上吊自缢， 绳断跌地， 崇祯连补三剑)。能“罪已”， 能“自省”的封建皇帝，毕竟不是普通的丈夫与普通的父亲，为了保全帝王的“尊严”与妻女的“名节”，他不能不这样做，不知道历史如何评说，我想，这不能算他的罪过。
学习中国历史，也曾读过一些皇帝传记， 能“罪己”者寥寥，像崇祯这样坦诚“罪己”的绝无仅有。皇帝是上天的化身，是天之子， “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位居“九五”， “金口玉牙”，掌握一切生杀予夺大权，他是一切社会财富包括老百姓生命的拥有者，他能有什么“错”?他能有什么“罪”?一切错与罪都是别人的。崇祯改变了这一数千年的传统观念，他向国人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有错，不能不让人对这样的帝王投以审慎的目光，哪怕他是亡国之君。
传统观念+般是代代相袭的，也是，自上而下相传的。今天，一些掌握权力和有些地位的人都从来没有什么错，更谈不上有什’么罪。谁发现他们有错，谁本身就错了，如果再把他们的错讲出来，那就是犯了无法弥补的错误。因为那些掌握权力与有些地位的人几乎都从封建社会那里继承来了 “顺我都昌，逆我都亡”的官念，还要“一个声音喊到底”，不能有异议。谁在那里自己标榜’‘民主”，那肯定是他精神有问题。 “批评”别人可以， “自我批评”很难，有权力有地位的人有过，可以文过，有非，可以饰非，许多人在“自省” “自察”上，恐怕连崇祯这个封建皇帝“罪己”的勇气都没有。
历史上明王朝反腐的酷刑最重，然而它的吏治也最腐败。崇祯的“罪己诏”，就算是认识到了自己有罪，也没有办法挽救封建王朝垮台的命运，“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罪已诏”至多能给后人一些启发与反思，意义也许能超过上面这些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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