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这个地区,我一直未曾去过。了解它是因了两个人。一系孙犁,二是粱斌。孙犁笔下的河北山乡,多秀丽的一面,荷花淀的美世人皆知的。梁斌和孙犁不同,好似更谙熟泥土里的人们,他写乡下人的悲苦,纠缠着广阔的历史图景,气象是阔大的。冀中那一代人,很有燕赵之古风,看那里人的气质,就能感到古中国的倔强之气,一般说来,北方文化的本然在那里都可以感受一二的。
宋安娜女士日前来电话,说要编一本梁斌先生的评论集,先生90岁的诞辰将到了,不妨写一点什么。我脑里忽地想起《红旗谱》这部沉甸甸的书。也想起冀中一带的风土人物。50年代出版的小说,给我印象较深的,就有梁斌的这一本,至今还记忆犹深。梁先生的生平我知道的甚少,但有这一本书,他就已牢牢地立在文学史上。坦率说,当下的作家有许多地方超过了前人,但就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度而言,青年一代,有许多是落在梁先生的后面的。
不知道现在大学里怎样讲授《红旗谱》,年轻一代的学子恐怕已不愿接触这类的作品了吧?过去的小说有时代的旧痕,比如爱说教,有一点先验的东西。当代青年最讨厌的就是这些遗存。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梁斌的说教有着真诚,并不像“文革”小说那么八股味。那一本书在我看来,至今亦不失阅读的价值。为什么呢?想一想,大概是写出了农民的本然,有泥土的气息。赵树理、柳青诸人,也有这样的本领。
我眼里的梁斌,是个修养很深的人。他的语言颇有功夫。古文与方言的学识很精,白话文运用的亦恰到好处,有诸多出神入化处。书斋里的文人,只能写一点子曰诗云的枯朽的话,左翼作家里,也不乏学生腔的人物。这一些梁斌都没有,遣词造句,自如洒脱,文化的影子和生活的细节糅于一体,创造了一种乡土的诗。若说他对当代小说有什么贡献,我以为第一便是新颖而纯熟的语言。像《红旗谱》那样丰厚深切的文风,满含着史家意蕴的文体,现在的青年似乎已写不出来了。
那个时期的作家,是从旧中国刚刚走来的,多少有一点旧学的根底。虽是写乡土社会,可泼墨之间,很得杜诗以来的气韵,觉得文气与古人是衔接的。心灵与上苍也有着交感。梁先生写穷苦的百姓,含着大的悲悯,也在枯燥里唤出了性灵。他笔下的村姑、老汉、乡绅,以及憨厚的青年,都血肉丰满,有的呼之欲出。用笔中多方言土语,可背后却是文人的词章,有时能觉出其间的韵致。60年代以后,作家们写作,不再注意语言上的修养,趋于口语和书面语,渐渐地成为口号了。梁斌在50年代的写作,没有这些毛病。虽然章法上也带有某些概念化的痕迹,但气象不俗,那是从生活里蒸腾出的美,也有古诗词里悟出的神韵,二者结合得较好。《红旗谱》的回肠荡气、百转千折,乃心性淳朴与智性放达所致,我现在还记得当年读它时的感动。好像自己也走到那片赤贫的土地。虽黑暗惨烈,可那里的人性的温度却让人觉出无边的暖意。我相信作者的真,那里没有什么伪志。乡村社会的苦难、复仇、变革史,在那里都有感性的显现。曾经沧海的人,才会有那样的笔触。在书斋里度日的人,无论如何也是写不出这类的作品来的。
孙犁写乡下人,是诗意的,文字处于士大夫和现代文人之间,脱去了古奥气,多了山野的清淳。梁斌似乎没有孙犁的娴雅、清秀,他的魅力有时来自民俗文本,作品多引俚语、民谣,又有古诗文调。我觉得更有意味的是,作者读人颇深,多知人之论。对人情世故,殊有体味,能传达出人与人间的精魂。所以他的妙处是,能于底层社会捕捉到维系其生存的美好的精神纽带。比如友谊、亲情、义气、忠诚。许多年后,当革命的风潮过去,静静地回望那一本书,给人久久回味的,大概就是这民间的美质。小说是生活的秘史,这是不错的。中国后来出现的《白鹿原》诸书,就是流淌着相近的血液的。
新文化运动初期,中国的文人学者就已意识到了文学写作的民俗学意义。但那个时期的人们,身上还带有旧学人的痕迹,对西学的了解有甚于中国的民风。周作人、江绍原诸人追求人类学研究,只是学理方面的,并未将民歌、谣俗纳入自己写作的文本,而是将之看成研究的文本。待到老舍、沈从文、赵树理、李劫人等人出现,文学中的乡土气与地域性就凸显出来了。新文化运动初期,惟有鲁迅在自己的小说里,有过方言和民俗意义的探索,但因为其文本又多有古文与域外译文的杂合,其民俗的隐含昭显得不大。赵树理、柳青等人的写作,有了以泥土气为本的美学精神,从此小说具有了另一种可能性。梁斌的写作其实是印证了这一种可能。乡土的意义将文本的内含丰富了。
传统的文人不大看得起乡野之人的口语,以为文不雅驯,多粗鄙之处。书斋里的人与民间隔膜久了,自然也不爱亲近泥土中人。其实中国有生气的艺术,大多是民间土生土长的。陕西的秦腔,河南的豫剧,冀中一带的梆子戏等,殊多动人之处。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自然会有找乐的方式。民谣中的悲欢之情,有时想想,就类似于西方歌剧的咏叹。所不同者,乃一是从上苍回到内心,一是从内心回到上苍。但这个过程,就会让人有深切的愉悦,灵魂从凡胎中升出,与宏大的精神相接。赵树理以来,人们渐渐意识到此点。可惜后来惟道德主义与八股之风盛行,一些人便滑到小靳庄歌谣那一类邪路上了。
中国社会有很大的乡土性,费孝通的那本《乡土中国》就点明了其中的特色,今天亦不失一家之言。学者的书在理性上多有亮点,亦带指点迷津之色。可艺术中的乡土就丰富得多,有时用理论来透视,倒不得其要领的。我读赵树理、孙犁、梁斌的书,感到了旧文人身上没有的东西。他们滚在泥土里,又有超然象外的目光,以感性笔触,画出大千世界林林总总,也含有着很深的学问。看这几个人的书,也可嗅出学人式的气息,但又不拘于文人的书卷气。大胆地在人间世游荡,读书与读人两不相隔,浑厚的气色飘然而出。
我们中国的百姓和文人,心里没有西方的上帝,内心深处印的主要是天地人合一类的儒道文化。帝王老爷统治生民,不惜用了种种法,将文化单一、平白化,目的不过让人静而不动。所以正史中有趣的东西殊少,官样文章与八股之调已面目可憎了。赵树理、孙犁、梁斌那些人,走的是野史的路子,目光集中于乡村社会,在百姓的衣食住行里寻找乡土社会的哲学,那就比象牙塔的小资们,更有泥土气与水气了吧?近来一些青年不太看上这类写作,原因是过于守旧,粘在土地里不得飞升。可我读这些人的书,却有着一种感念,觉得中国百姓的一些本然,都留在那个天地间了。单就《红旗谱》而言,写农夫之苦运,人性之善恶,社会之变动,有着朴素、生动之笔。心性系着山川大地,千百年生民的恩怨沧桑,都那么奇妙地呈现出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误入歧途是有的,不管后来的人们怎样异化于那个社会,可是我记忆中的梁斌、孙犁、赵树理,永远留着一种泥土里的诗,那诗使我想起过以往的生活。中国人曾经就那样书写过自己。无论你喜欢与否,人们确实有过那样的生活。我们现在对它们的总结,还是很不够的。
(注:本文作者为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责编: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