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我刚满13岁，一天，我从弗雷斯诺市中心骑自行车回家，车上捎着一架胜利牌手摇留声机和一张胜利牌唱片。 那架留声机在1935年我去欧洲旅行时，把它送给了基督教救世军。可是，那张唱片我始终保存着。我对它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之所以特别喜爱它，是因为每当我听这张唱片的时候，就想起当初我挟着留声机和唱片走进家门的情景。
留声机花了我10元钱，唱片0.75元，两样东西都是全新的。钱是我当电报员挣的头一个星期的工资。买完这两样东西，还剩下4.25元。
母亲刚刚从古根海姆工厂回家。从她脸上的神色可以看出，她干的活儿是装小瓶的无花果罐头。我知道，罐头食品工最不愿意装这种小瓶罐头。因为装小瓶罐头干上一整天只能挣1．5元，最多不会超过2元钱;要是装大瓶的罐头，就可以挣到3-4元钱。这个数目在那个年头是相当可观的。
我抱着留声机满心欢喜地走进家门。母亲看了我一眼，从眼神中留露出她那天干的是装小瓶罐头的活儿。不过，她没说话，我也没吭声。我把留声机放在客厅的圆桌上，又把唱片取下来，正反两面检查一遍。这时，我觉察到母亲正在注视着我。就在我摇动留声机的曲柄时，她终于开了腔，语调又温和又客气。我心中有数，这意味着她对眼前的事并不赞许。
“威利，你在那儿摆弄的是什么玩意儿？”
“这叫留声机。”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架留声机？”
“百老汇大街上的克莱・谢尔曼商店。”
“是他们送给你的？”
“不，是我买的。”
“你花了多少钱，威利？”
“10元钱。”
“10元钱对咱们这个家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也许这钱是你在街上捡的？”
“不，这钱是我给邮电局送电报挣的第一周的工资，还有这张唱片花了0.75元。”
“那么你从第一周的工资里拿回来养家的──付房租、伙食、添衣服──共是多少钱？”
“4.25元。我每周工资是15元。”
这时。唱片已经放到留声机上。我刚要把机头放在转盘上，就在这时，我突然觉得最好别再摆弄下去，还是逃走为妙。于是，我撒腿便跑。后廊上的纱门砰的一声，我跑了出来，紧接着又砰的一响，母亲追了上来。
当我围着房子奔跑时，我意识到两件事：首先，那是个美丽的夜晚;其次，莱文・凯马尔扬的父亲──一位非常严肃的人，正站在马路对面的家门前愣神儿瞧着我们，兴许还有点惊讶。毫无疑问，塔库希・萨罗扬和她儿子围着房子跑决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更不是进行什么体育比赛。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跑呢？
出于睦邻关系，在我要跑回客厅时，我向凯马尔扬先生行礼致意。一进客厅，我急忙把机头放在唱片上，然后赶紧躲进饭厅。从饭厅里，我既可以观察到音乐对母亲所产生的效果，在必要时还可以逃到后廊上，再跑到院子里去。
母亲刚回到客厅，唱片的音乐开始从留声机里传了出来。
有那么一会儿功夫，母亲对音乐似乎根本不理会，还要继续追赶我。
突然她停住脚步，也许只是为了喘口气，也许是在听音乐──当时我说不准。
随着音乐继续演奏下去，我不能不注意到母亲要么是累得跑不动了，要么就是确实在听音乐了。过了片刻，我发现她的的确确在倾听了。我看着她来到留声机旁，而不再追赶我。我们家有6张藤椅，还是1911年我父亲活着的时候留下来的。只见她搬了一张到圆桌边，坐了下来。这时我注意到母亲脸上的疲劳和恼怒的神情已化为乌有。我站在通往客厅的过道里，等唱片一完，我走到留声机旁，从唱片上抬起机头，把机器停了下来。
母亲没有看我，只是说道：“好吧，我们把它留着吧。请你再放一遍。”
我连忙摇了几下曲柄，把机头放回到唱片上。
这一次，当唱针走到唱片尽头的时候，母亲说：“教教我怎么让它转。”我做了一遍给她看。然后，她亲自动手把唱片放了一遍。
不用说，音乐确实很动听。可是，就在一刹那前，她还为了我把一周的工资大部分扔在一件可笑的废物上而大发雷霆哩。后来，她听到了音乐，从中得到启示。
是这种音乐感受使她明白了：钱不仅没有白白扔掉，而是花得很值得。
她一连把唱片放了六遍。而我一直坐在饭厅的桌子旁边，浏览着克莱・谢尔曼商店的女售货员免费赠送的一份唱片目录。然后，她说：“你就带回家这一张唱片？”
“嗯，它反面还有另一首歌呢。”
我走到留声机旁，把唱片翻过来放上。
“另一首歌是什么！”
“呃，歌名叫《印度之歌》，我还没听过。在铺子里，我只听了第一面，歌名是《巧巧桑》。您想听听《印度之歌》吗？”
“请你放一遍吧。”
就这样，当家里的其他成员回家时，就看见母亲坐在藤椅上守着留声机在听音乐。
难道那张唱片不值得我永远保存吗？不应该受到我格外地珍爱吗？它几乎一下子就把母亲拉进艺术的境界里去。并且，据我所知，它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母亲开始意识到：她儿子把某些东西看得比金钱──甚至可能比衣、食、住还重是正确的。
过了一个星期，母亲在吃晚饭时向大家提出，到了该拿出一些家用钱再买一张唱片的时候啦。她想知道有哪些唱片可买。我拿出目录，把上面列的名字念一遍，但这些名字对她来说毫无意义。于是，她叫我到商店去挑一张“赫拉沙里”的唱片。
42年后的今天，当我重新听这张唱片、力图猜测其中的奥妙时，我认为是那班卓琴的节拍打动了母亲的心。琴声直接在向母亲诉说，仿佛在向一位情投意合、相互了解的老朋友倾诉衷情。与单簧管配上的班卓琴产生一种使人回忆过去、正视现在和展望未来的效果。它奏出了一个日本姑娘遭受美国水兵遗弃的心声。双簧奏出了故事的内容，萨克管表现出忍气吞声的呜咽。
从那以后，只要家里人攻击我性格孤僻，母亲总是耐心地替我辩护，等到她实在按捺不住而发火时，她就朝他们大声嚷道：“他不是生意人，谢天谢地。”
选自《文苑・名篇专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