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复旦大学名誉教授李远哲博士，应邀于1993年10月到复旦参加学术研讨会并作了精彩演讲。现选摘部分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编者 学生:李先生，有这样两句话，一句是“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另一句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每一个学理科的同学来说，是很现实的。如果将来出国，一定会碰到这样的矛盾:如果科研条件好一些，一定能做出更多的成绩，但又觉得应该到更需要的地方去。您是怎么考虑这种选择的呢?
李远哲:科学本身是没有国界的，不管你在哪里做研究工作，找到的真理都是有普遍性的。但是，一个人在某个社会做科学研究工作是有地方性的。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如果没有很多科学家在探求基本知识。在探求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培养出很多真正懂得科学技术的年轻人为中国社会服务，那么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将是很不利的。今天在这里听讲的将来一定会有很多位会去国外留学，在整个世界的舞台上，如果你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做研究工作，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我们的社会是真正需要懂得科学的人在这里工作。其实，这并不是矛盾的。前几天，我离开美国时，我实验室里的一个博士后研究生，是从北大去的，他对我说，哈佛的一位教授招考160多位中国学化学的学生到美国留学，这160多位学生明春要在圣地亚哥开一个会，要对那位教授表示敬意。我就问他，在160多位留学生中到底有多少个回中国。他说，只有两位。我就告诉他，对你们160多位到美国做研究工作的人来说，那位哈佛教授可能对你们很有帮助，所以你们要谢谢他。但如果从中国的眼光看，那位哈佛教授把160多位中国化学界的精英经考试带到美国之后，把他们留在美国，如果这些留学生不回国的话，那么，那位哈佛教授对中国算是做了很大贡献呢，还是对美国做了很大的贡献呢?因此，我对他说，我要想想看，到底应该谁感谢谁，应该是美国社会感谢那位哈佛教授才对。
学生: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现在搞市场经济，物质生活问题越来越困扰着我们知识青年，而您说投身科研是莫大的享受，请问李先生，优越的物质生活是否对您有诱惑?
李远哲:我在大学一年级时穿的一件衣服是我父亲留下来的，有很多补丁，每个礼拜天我都要再补几针。穿的袜子破了，就把电灯泡拧下来，袜子套上去，自己补。(笑)确实，那时生活很清苦，但我们自得其乐。
我想，吃得饱，有地方睡觉，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大概会满意的。当然，现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有很多矛盾。矛盾在哪里呢?虽然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真正培养生产力的人得到的报酬是很低的，这种现象是要改过来的。我跟江泽民总书记讲过，目前中国投注科学技术的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5――0.7%左右，比较发达的国家投注科学技术的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3%左右，南朝鲜是1.9%左右，中国大陆差很多。如果国家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钱投注这么少的话，科学家的地位一定是很低的。这是一定要改善的。不然的话，等于说，你们不要好好吃饭，但要好好工作，这是不对的。如果要培养强壮的体魄，就必须有充分的营养。
学生:李先生，青年人都想追求更快、更好、更高，对于社会上一种比较优裕的生活方式，自然会有一种拥有的欲望，尽管科研中的快乐能够替代一部分这种欲望，但不可避免地总会存在这样一种欲望。当您又想研究课题，又想追求物质生活，两者互相矛盾时，您怎么处理呢?
李远哲:你刚才说的一些，我是不太理解的。你说一个年轻人当然希望追求比较好的生活，我要说，衣服得穿暖和的，而不一定要穿好的。我今天到复旦来穿得很整齐，但大学毕业时，我连一套完整的衣服也没有。我记得，我堂哥结婚时，姑姑让我在新娘子到家时请新娘子出来，并嘱咐我要穿得像样点。当时我读大学一年级，翻箱倒柜的找到唯一的一套新一点的，就是军训时穿的衣服。(笑)星期天我就穿着这套军服到堂哥家迎接新娘。(大笑)我要说的是，如果你是真的喜欢学问，想买本原版书，穿戴也就不可能在你的考虑之内了。我现在到底赚多少钱，我也不晓得，学校把钱汇到银行，我太太在管。(笑)我没有钱就向她要，她给我20元，我就拿20元，(笑)你说我的生活改善了吗?我家倒是不错的，但我在家里的客厅里坐下来，一年大概也没有几次，大都在实验室里。因此，有些东西并不是那么重要的，这样，生活就会好过多了。(大笑，热烈的掌声)
学生:假如李先生今天还是一个青年的话，您是否还会选择您现在所从事的科学研究?
李选哲:其实，我年轻时台湾的环境跟现在大陆的环境差不了多少。我父亲要我念医学院，他觉得，我如果从事科研的话，会吃不饱饭的，那时我压力很大。我先到化工系，告诉父亲我念工学院，后来再转到化学系。当时，很多同学对我说，李远哲你念化学系，将来毕业会没有饭碗的。我说，这没有什么关系。我还是对学问满怀着热忱，念下来了。30年后的今天，如果你问我，如果我今天是复旦大学的学生的话，我还会不会选择现在所从事的科研工作，我还是会这样选择的。(热烈的掌声)为了追求学问，这一点我是不会改变的，只要有东西吃，能够穿暖和，哪怕是补补丁丁的，我也乐意。
学生:谢希德老校长和您早年都曾留学国外，并都成为国际知名科学家。而谢希德教授于50年代归国，为复旦，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您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您一方面在说要报效祖国，一方面又在说科学没有国界，我们年轻人就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我冒昧地问一句:我们到底应该学习谁呢?(笑声，掌声)
李远哲:我想，你的问题是提得很好的，但你该知道，每个人只能走一条路。这条路怎么走，你要作一个决定。有很多年轻朋友问我，你很早就想成为很有名的科学家留在美国吗?我说，不不不，我很早就想成为一个很好的、很有用的科学家，能对国家、对人类作出很大的贡献，这倒是很认真在想的。我没有早些回来，而要到明年一月回台湾，当然有很多客观因素在里面。我常常想，如果我20年前或25年前就回台湾的话，当然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所做出来的工作，跟我留在美国32年所做出来的工作是不能比的。但我会投注很多心血，致力于科研环境的改善，经过我的研究，会作出些贡献的。
对一个人来说，要走这一条路，或要走那一条路，如果经过慎重考虑，能够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如这样走能满足你想做的愿望，那样走能对复旦做出更大的贡献，你应该作出一个抉择。一窝蜂似的，大家都到美国、到欧洲，又不回来，这是不好的。我对谢希德教授这样留在国内努力工作的人，是很敬佩的。到美国去也并不一定是一条最好的路子，要看每个人的希望。某个人想做某项工作，如果在国内没有能够找到一种很好的环境的话，到国外去也是一件好事情。一个人只要关心自己的国家，在国外同样也能帮忙。
(黄晟摘自复旦大学校报《复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