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大作生命尊严观及其对日中友好的思考
摘 要：尊重他者的生命尊严立场是池田大作从不停歇地致力于日中世代友好的思想源泉。基于生命尊严立场，池田大作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有着独到而深刻的人本主义解读，成为其致力于日中世代友好事业的坚实出发点;基于生命尊严立场，池田大作找到了从“国家”到“民间”继而通过文化、教育交流构筑日中民众彼此信赖的共同意识，为日中世代友好奠定坚实基础;同样基于生命尊严立场，池田大作在致力于生生不息的日中世代友好事业时，将日中青年交流放在首要的位置，努力通過多种多样的日中青年交流，培育日中青年间深厚的友情，以此将日中友好事业代代相传，使日中世代友好大业成为现实。
关键词：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日中友好
中图分类号：B3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9）02-0067-07
众所周知，日中世代友好是池田大作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池田大作面对重重阻力甚至生命危险，自20世纪60年代起，五十余年如一日大声疾呼、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从未有丝毫的动摇与停歇。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池田大作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得失而矢志于此呢？笔者认为，尊重他者的生命尊严立场是池田大作从不停歇地致力于日中世代友好的思想源泉。具体而言，以人为本的中国史观是池田大作致力于日中世代友好的思想底蕴，以民为本的友好交流观是池田大作生命尊严立场在和平友好事业中的具体表现，以青年为本构筑世代友好“金桥”是池田大作生命尊严立场在和平友好事业中的理想愿景。
一、以人为本的中国史观
以人为本的中国史观，是池田大作致力于日中世代友好的思想底蕴。
池田大作非常推崇中国的历史文化，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蕴含着智慧与和平思想。他说：“纵观中国历史，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与其说中国是一个‘尚武’的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尚文’的国家……除了极其例外的时期，‘尚文’的风气，一直是推动中国历史的巨大力量。” [1]池田大作进而认为，“对文明道德和理想的关注”，是中华民族得以控制“蛮性的冲动”和“破坏的本能”的主要力量，也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2]。在池田大作看来，对人的尊重，是中国历史文化蕴含文明道德和理想的首要因素。他说：“我曾对中国产生这种自制力的背景加以探讨，发现这种看法、想法之中，人总是占据着中心位置。”[1]39-40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他多次呼吁人们注意中国3000年历史中所蕴含的“人本主义”。他指出，中国的人本主义包含着自立、自律、自强的含义。他说：“‘自’，虽然是‘自己’、‘自身’等词语的根干，却与在欧美有根深蒂固的‘个’（individual）差异很大。‘个’意味着作为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的孤立的个人，与之相对，‘自’这一文字，决不限定于一个人，带有自在的深度和广度。” [1]100池田大作同时注意到，中国历史文化所蕴含的对文明道德和理想的关注，还表现在中国是对异民族宽容开放的社会。他借用金庸的观点指出：“在唐代非汉族而成为宰相的最少有23人。不是计较出身，从中国来看只要有‘文明’的话便可以”。进而他呼吁：“今后向着世界一体化的时代，应向有史以来以一个文明圈发展过来的中国，好好学习它的智慧。”[1]182
作为世界和平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家，池田大作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推许有其更深层次的用意。他在系统考察世界近代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认为：“从和平的观点来考虑问题时，应当注意的是，殖民主义可以说是近代国家之间战争的元凶，其背后事实上存在着缺少‘人’这一基轴的思考方式。也就是说，正是那种把近代西欧当作唯一的标准，从而把人类社会划分为‘文明’和‘未开化’两种类型的傲慢的思考方式，才产生了错误的选民意识，从背后支撑了殖民主义。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欧洲的近代文明虽然留下了很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但就其总的倾向来说，它并没有对人的野蛮的狂热起到自制作用和抑制作用，反而起到了掩饰这种野蛮的狂热的作用。”[2]131
正是从世界和平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出发，池田大作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历史文化所蕴含的巨大现实价值。他同意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对中国的评价，认为只有具备不同文明的眼光才能发现中国文明优美的本质，这就是人或国家控制其自身本能和兽性的文明力量——亦即自制力或意志力。他指出：“如果不是不断地大量积蓄这种力量，那就不可能想象会有导致抑制乃至废除军备的和平的道路。”[2]130
基于构建世界和平与推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池田大作深刻认识、反省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不仅深刻指出日本近代对华侵略是恩将仇报，“永无彻底赎罪赔偿之日”;而且对二战后日本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行为，明确指出是“一个多么没有‘心’的国家啊！”[3]在此基础上，池田大作特别指出：在与中国这样曾经被日本侵略过、尝到过辛酸的国家的人民接触的时候，就必须正确认识那段历史。他说：首先要从正确认识历史、从了解中国人民受到的痛苦和苦难开始。只有这样，作为日本人才能唤起反省的意识，自然地也就能说出谢罪的话了。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池田大作同样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人民的中国，“新中国一贯坚持提倡‘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我在内心里是以新的眼光在看待这一事实。因为在一切令人预感到正在酝酿着开辟历史的新的民众形象。”[2]72在不同场合，池田大作多次阐明了他的如上观点。池田大作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观也极为推许，他认为：“在革命后的中国，在各个领域里都是把人民大众当作基本的出发点;已故的毛泽东主席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感到正是站在这一历史观的基础上，采取了可以称之为为民众服务的‘民众史观’的结构。在这一点上，令人感到它和以‘帝王史观’——这种史观把尧舜的神话时代当作最高典范——为主流的儒家的传统的历史观划了一条明确的界限。” [2]135-136在与金庸对话时，他就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原因谈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在建立新中国之前的漫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能取得民众的信赖是获得胜利的主因之一，就是用严以律己的纪律来校正党风。坚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以及有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给人一种开创新的时代，充满爱民之心的感觉。我也是对此深受感动的一个。”[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