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美国汉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产生了多对父子汉学家。研究清末社会运动的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儿子是加州柏克莱大学教授李约翰，以研究清末对外关系著名。传教士富善编撰多种语言学著作，儿子富路特是哥伦比亚大学汉学教授，与房兆楹主编《明代名人传记词典》。传教士芳泰瑞（CourtenayHughes Fennel）编撰的汉语字典曾流行一时，儿子芳亨利是耶鲁大学汉语教材的主要撰写者。孙中山的好友林白克（Paul MyronLinebarger），其子林白乐是著名心理战专家和民国政治制度学者。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著有双语教科书，赛珍珠是第一个在中国写作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她的前夫卜凯则是世界级的中国农业经济学家……在这些父子汉学家当中，卫三畏和卫斐列可以算名声最响、成就最高的父子汉学家。
一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是美国汉学史上第一位汉学大家，也是美国汉学史上极少数几个未读过大学而成为汉学教授的天才学者之一（其他还有拉铁摩尔、洛克等人）。他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谐音，且富有儒学内涵，源自《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卫三畏的汉学成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印刷出版并参与主编《中国丛报》，是“丛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二是编写了《拾级大成》、《英华韵府蠡窥》、《英华分韵撮要》和《汉英韵府》等英汉双语教科书和双语词典，他的语言学著作代表了十九世纪中叶传教士语言学著作的水平。三是撰写了汉学巨著《中国总论》，此书是美国汉学史的开山之作，成为美国汉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
1832年10月，卫三畏从伦塞勒技术学院肄业，在父亲的印刷公司实习半年之后，启程前往中国协助裨治文编印《中国丛报》，次年10月抵达广州，住入广州城外外国人聚集的“十三行”工厂区。当时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只有三四人，卫三畏负责《中国丛报》和基督教义宣传材料的印刷出版事务。最初两三年，他工作之余就是学汉语。卫三畏颇有语言天分，他手下有六七个工人，分别讲葡萄牙语、日本语和广东话，他管理这些工人游刃有余。除此之外，他还学会了多种语言。因此，1837年7月，当传教士组织试图通过护送在海难中救起的七名日本人回国而打开日本的传教与贸易大门时，卫三畏参与了这次远征，他可以用夹杂着汉语的日语和日本人交流。他们在日本沿海城镇逗留了五十六天，最初受到款待，当他们试图深入内地时，被日本人武力赶走，但他们救起的七名日本人，“成为基督教在日本的第一批成果”。卫三畏曾把宗教材料译成日文，但没能出版。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军为驱逐驻“十三行”的英国军队，放火焚烧工厂区，书稿与印刷厂在大火中烧毁。
1844年，卫三畏在中国从事宗教服务超过十年，按规定他可以回美国休假一次。在纽约，他成功地说服当地教堂，把即将从德国寄来的一套中文字模给他使用，但教堂没有财力支付字模的经费：卫三畏便在家乡附近教堂演讲，介绍中国的社会生活、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短短半年时间，演讲一百多次。讲演的收入不高，但聚沙成塔，纽约教堂出资补足欠缺，支付了购买印刷设备的费用。多次演讲促使他将多年来积累的关于中国的知识系统化，卫三畏一年半杜门不出，写出了《中国总论》一书。最初联系出版的事情并不顺利，在他的商人朋友尼耶承诺不让出版商承担任何经济损失的前提下，图书才得以出版。尼耶还承担了他回美国休假的旅费，因此，卫三畏在1848年版的著作内封写下了这样的致辞：“谨献给中国广州的吉登·尼耶：一份表达作者的尊重和友谊的证明。”
有关中国的成功讲演和《中国总论》出版，使卫三畏在学术圈子里赢得了声誉，他被新成立不久的美国东方学会和美国民族学会选为会员。1848年初夏，紐约联合文法学院授予卫三畏荣誉法律博士学位。
1848年9月，卫三畏带着新婚妻子从纽约回到广州。裨治文已经于1847年6月前往上海主持中文《圣经》的翻译修订工作，卫三畏立即接手《中国丛报》的编辑、出版和发行的全部事宜，直到1851年杂志停刊。此后，卫三畏转入美国外交界，历任美国驻华使团的秘书、副使和临时代办。他在任外交官时，曾于1860年向国务卿提交一份提案，用中美《天津条约》谈判中商定的中国赔付美国侨民损失的部分返还款，创办一所美华学院（American-ChineseCollege），对中国学生进行西式教育以及培养美国的外交、商务人员。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支持这个提案，它可能得到了林肯总统的批准，但因国会未通过而中止。1885年，国会批准将这笔余额及其利息共四十五万三千四百美元返还中国。但这个提案，成为四十多年后美国人用庚子赔款的退还部分创办清华学校的先声。1876年，卫三畏在中国工作四十三年后退休回美。1878年，被耶鲁大学聘为汉学教授。卫三畏感到，《中国总论》出版三十五年来，中国的进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还要大。于是，在儿子卫斐列的协助下，他对此书做了一次全面修订，修订版的《中国总论》于1883年10月问世，卫三畏于1884年2月去世。
二
卫三畏并不是第一个研究中国的美国人，在他之前，美国第一任驻华领事山茂召、探险家雷雅德、商人凡伯兰、外交官罗伯子、海军医生罗森伯格在各自的著述中都对中国有所描述，但都不是专门的研究。欧洲人对中国社会的总体研究，始于十六世纪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836年，香港第二任总督德庇时爵士的《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出版，这是一部当时最有分量和社会影响的专著。德庇时于1876年被牛津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被《剑桥中国史·晚清卷》称作“第一位汉学权威”。对比卫三畏与德庇时的著作，就会发现卫三畏对中国国情与历史文化的研究有全面的突破。譬如，两本书中都有描述中国地理地貌的专章，德庇时的书对中国内陆及四邻的介绍，大多浮光掠影，很多是二手信息。《中国总论》对中国版图及各省市的介绍则清晰具体，涉及各省市的地质地貌概况、各级行政建制、气候降雨、物产矿藏、人口民风以及地标类建筑的历史沿革。总体描述与具体事例、统计数据有机地合为一体，近似于中国地方志、省志卷的写法，让人对中国的概况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