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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灵说”扫描] 命运2机灵扫描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1-20 04:32:24 点击:

      当代诗坛前三十年受“工具论”影响,多功利心;近三十年受商品经济大潮冲击,染市侩气。为提高当代诗词品味,有必要重温“性灵说”,倡导诗写性灵。      一
      
      以“性灵”一同说诗,始见于梁钟嵘《诗品》。《诗品》论阮籍《咏怀》云:“《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而以“性灵”一词人诗,则早见于杜甫《解闷》:“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然钟、杜二氏之所谓“性灵”,实与“诗言志”(《毛诗序》)之“志”以及“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之“情”并无实质性区别。故后之论诗者亦云:“性灵者,即性情也”。(钱泳《履园谈诗》)。
      赋予“性灵”一词以特定美学意蕴并以之为论诗纲领者,为明代之“公安派”。明前后七子鼓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文苑传・李梦阳传》),故诗坛复古摹拟之风大盛,伪体杂呈。《四库提要》云:“盖明自三杨台阁之体,递相摹仿,日就庸肤。李梦阳、何景明起而变之,李攀龙、王世贞继而和之,前后七子遂以仿汉摹唐,转移一代之风气。迨其末流,渐成伪体,涂泽字句,钩棘篇章,万喙一音,陈因生厌。”公安三袁(宗道、宏道、中道)“乘其弊而排抵之”,于是“性灵说”闪亮登场。
      袁宏道《序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到语。”此即“性灵说”之开山纲领。其要有三:一为“独抒性灵”,强调性情之真。对此,袁宏道在其《行李园存稿引》中曾作更深刻之说明:“行世者必真,悦俗者必媚。真久必见,媚久必厌,自然之理也。”一为“不拘格套”,即不拘成法,不事摹仿。袁宏道曾在《与张幼于》中对专事摹拟者严词痛斥:“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一为“本色独造”。为推尊“本色独造”,袁宏道曾对明代民歌大加赞赏:“今阊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之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序小修诗》)多“真声”,即“本色”也;“不效颦”、“不学步”,即“独创”也。
      公安派“性灵说”出,“清新轻俊”(《明史・袁宏道传》)之风大盛,复古摹拟之风为之一扫,故“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同上),正势所必然也。
      
      二
      
      集“性灵说”之大成者,实为清代之袁枚。袁枚所处时代,王渔洋“神韵说”、翁方纲“肌理说”与沈德潜“格调说”笼罩诗坛,一时称盛。对“神韵说”,袁枚敬而远之:“我奉渔洋为貌执,不相菲薄不相师。”(《随园诗活》卷二)是其证也。而对“肌理说”与“格调说”,袁枚则抨击不遗余力。
      “肌理说”主张以儒家经义与考据之学人诗,自与“性灵说”大异其趣,故袁枚指斥其为“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随园诗话》卷三)。袁枚还曾仿元好问作《论诗》绝句,对其进行嘲讽:“天涯有客号�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随园诗话》卷五)
      “格调说”重儒家诗教,鼓吹“温柔敦厚”,更与“性灵说”大相径庭,故袁枚对其抨击尤为激烈。袁枚曾明确表示:“至所云: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此数语有褒衣大褶气象。仆口不敢非先生,心不敢是先生。”(《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并以“温柔敦厚”一语非出自《论语》为由,强调“温柔敦厚”说之全不可信:“仆以为孑L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再答李少鹤》)
      重性灵而重独创,袁枚“性灵说”与公安派可谓一脉相承;然重性情更重“灵机”,此又袁枚“性灵说”之独到处。袁枚“灵机”之内涵有二:
      一为“天籁”。《随园诗话》卷十四:“诗文之道,全关天分。”《何南园诗序》:“诗不成于人,而成于其人之天。”此皆注重人之天赋。因天赋而求“天籁”。袁枚诗云:“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遣兴》)“老来不肯落言筌,一月诗才一两篇。我不觅诗诗觅我,始知天籁本天然。”(《老来》)天赋高妙而天籁自鸣,此乃诗之极境。张健《清代诗学研究》云:“性灵说也谈后天的学识,但实是以才为中心,这样就使得性灵说的审美创造力更多地带有原初生命感。才的这种原初生命感与性情的生命感是一体化的,正是人之才性的不同侧面的展露。诗歌中所呈露的天才也具有审美意义,它让读者由此而欣赏主题的才性之美。”情境美与才性美相映生辉,诗因天籁自鸣而生机勃勃。此正显示出袁枚性灵说之深刻性。
      一为“人巧”。袁枚重“天籁”,但并不废“人巧”。《随园诗话》卷四:“萧子显自称‘凡有著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此即陆放翁所谓‘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也。薛道衡登吟榻构思,闻人声则怒;陈后山作诗,家人为之逐去猫犬,婴儿都寄别家。此即少陵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也。二者不可偏废。盖诗有从天籁来者,有从人巧得者,不可执一以求”。作为诗人,袁枚对创作之甘苦自有深刻之体验:“毕竟诗人诗,刻苦镂心肝。”(《意有所得,辄书数句》)对太白“斗酒诗百篇”与东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说,袁枚表示怀疑:“太白斗酒诗百篇,东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过一时兴至语,不可以词害意。若认以为真,则两家之集,宜塞破屋子,而何以仅存若干?”(《随园诗话》卷七)又称“名手作诗,经营惨淡,一日中未必得一二佳句”,而所谓对客挥毫万言立就者,皆不过欺人之谈(《答章观察招饮》)。古语云:“巧夺天工。”重“天籁”而不废“人巧”,正显示出袁枚“性灵说”之周密性。
      袁枚以其“性灵说”与性灵诗享誉诗坛。潘瑛、高岑称其诗“惊才绝艳,殊非株守绳墨者所能望其项背”(《国初诗萃初集》);王豫称其诗“每一操翰,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名人献老,皆相钦服。”(《群雅集》)洵非过誉。钱钟书则对其《随园诗话》给予高度评价:“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谈艺录》)袁枚之“当时”已成历史,而重温其“性灵说”,对疗救当代诗坛之沉疴无疑具有“药石”之效与“攻错”之功。
      
      三
      
      诗人当代,步履维艰。当代诗坛前三十年受制于“工具论”,诗多发乎情而止于政治斗争,故满目标语口号,满耳谄谀之歌。熊鉴有句刺之:“自古帝王称万岁,而今万岁更无疆。”(《杂咏》)堪称痛天下之痛。近三十年沉溺于经济潮,诗多发乎情而止于追名逐利,故字染铜臭之气,句绕“三应”之声。刘梦芙曾有句哭之:“商潮卷地文场蹙,群儒下海争相 逐。”(《登采石矶翠螺峰瞻太白塑像浩然作歌》)可谓先天下之忧。诗运多蹇,性灵泯灭,人神同叹!
      当代诗坛首揭性灵大旗登高而呼者为广东李汝伦。李氏初刊诗词集名《性灵草》,其审美取向已不指自明。《性灵草》后记乃李氏自撰,题为《性灵所至,缘情而发》,持论颇近袁枚。一九八八年李氏《紫玉箫集》问世,其《作者自传》曾以近二百言概述性灵诗学,当代“性灵说”之要义,可谓尽在其中矣。现全文征引如下:
      写诗主张性灵,服膺才子袁子才。能寄托感慨,便有真诗人在;能反映生活。始有真价值在。诗有‘真’字,方称了得。继承优秀传统,应有民族气魄,自家声口。鄙视模仿古人、洋人、他人。非万般无奈,不掉书袋,以为腹中诗料不足,始向袋中掏也,况余袋中空乎!论诗人,感当有“别材”,有胆识,心同赤子,笔如醉汉。发宜冲冠,头宜生角。善善恶恶。不许含糊。
      若浑言之,则李氏重真情,轻模仿,斥用典,倡独创,自与明清“性灵说”同脉同根。若析言之,则李氏反映生活之“价值论”,敢怨敢怒之“胆识论”,则又绝非明清“性灵说”所能牢笼。现试分说之。
      一、价值论。李氏云:“能反映生活,始有真价值在。”李、袁皆重“真”,然此李之“真”并非彼袁之“真”也。袁之“真”在个人之性情,所谓“先天真性情”(《再答李少鹤书》),所谓“性情得其真”(《寄程鱼门》),皆言“真”而不言“善”。李氏之“真”则强调“关切人民家国的襟怀”,“诗人应该有的良心”,强调“反映生活,反映时代,关心国家,不忘苍生。透过他的性灵,流露他的纯真,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大约可以达到诗的真善美境界”(《性灵所至,缘性而发》),既求“真”,复求“善”,而归结为真善美之统一。
      二、胆识论。如前所述,袁枚论诗以“温柔敦厚”为非,然终以《论语》为归,止于“诗可以怨”。而李氏论诗则主张爱憎分明,敢怨敢怒。对朱熹之“怨而不怒”说(《论语集注》),李氏曾予以毁灭性抨击:“诗可以怨,此夫子‘文艺政策’之明智通达也,余激赏之。然以‘温柔敦厚’为诗教则令我不敢全部赞同。‘乱世之音怨以怒’(《诗大序》),考之诗史,怒诗,其不多乎哉?多也。《诗经》之‘取彼馋人,投畀豺虎’,真有切齿之音;屈原有‘凤凰在鲅兮,鸡鹜翔舞’,‘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怀沙》),怒之为禽为兽,怒中有詈。元结‘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贼退示官吏》),怒官吏之害民,比贼还不如。而杜甫读此诗,则盛赞元结为‘国桢’。白居易‘愿快直士心,将斩奸佞头’(《李都尉古剑》),怒不可抑矣。‘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对山河二百,泪盈襟血’,怒出妇人之口,前为李清照,后为王清惠。陈亮‘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能令有血气者奋起;岳武穆‘凭栏处’,发怒而冲冠,其词则怒而冲天矣。”论诗之怨怒,情辞慷慨,痛快淋漓,真可谓前无古人也矣。李氏曾以“烛天照夜,天鼓隆隆,振聋发聩,惊天动物”为“诗人的极致,诗的最高”(《性灵所至,缘情而发》),而此种境界袁未至,唯李氏足以当之。
      李氏“性灵说”因贴近时代而获得当代品格,复因注重胆识而获得审美个性。当代诗坛借李氏之善鸣而鸣之,故李氏“性灵说”实乃改革开放时代之必然产物。“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信不诬也。
      “性灵说”自明季萌生,迄今已四百余年矣。公安之“本色”,袁枚之“灵机”,李氏之“胆识”,各有所至,各呈异彩。梳理其脉络,考察其得失,融会之,贯通之,必将有助于当代诗坛之净化,促进当代诗词之发展。本文笺笺,言不尽意,聊作引玉之抛砖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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