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国演义》这部伟大的经典巨著以其永久的艺术魅力，几百年来深受人们的赞赏。这部小说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塑造了精彩的英雄人物形象，把英雄人物作为对象主体，使历史、社会、芸芸众生凸现为英雄的舞台，显现了英雄人格精神的昂扬。其中刘备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本文将分析其文化内蕴。
关键词：超我 儒家 文化内蕴
一、刘备超我人格的确立
罗贯中生活在异族统治的时代，生活在“礼乐崩坏”的大动荡的元末，作为知识分子，他的理性自然会认同儒学正统的社会秩序和人文理想，小说中对刘备宽厚仁爱的赞扬，正体现着作者对儒者“仁政”理想的憧憬和向往。从对《三国演义》人物形象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三国演义》复杂的价值谱系中，儒学的正统观念更多出于作者对他以为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的理性认同，并基于这种理性认同在人物性格上作出了道德判断，刘备这一形象的塑造便是如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罗贯中“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结构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即人的本能欲望，充满着强烈的冲动，一味寻求满足和快乐。自我代表理性和常识，主要控制和压抑本我的无理要求，犹如驾驭野马的骑手。超我则是心理高尚的道德意识表现。自我与超我常常联合起来同本我斗争，不使本我那些无理的欲望得到满足。“超我支配自我会更严格――以良心的形式或可能以无意识罪恶感的形式。”毫无疑问，道德超然，类似完人的刘备这一人物便是“超我”人格的最好体现。
二、刘备的报国忠君思想
《三国演义》第一回，就交代了“种利，不祥，非止一端”，而由于“疫气流行”，张角散施符水，为人治病，由此深得民心，遂兴起了黄巾起义，天下大乱，中原纷争。文章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行将有“天道之败”的人世。这时“上天”出来干涉，派他的代理人刘备出来拯救这个人世。在《三国演义》第六十一回，曹操的梦中，刘备应了天卜的一轮红日；在第六十五回中，谯周认为刘璋要投降刘备的主意“合天意”。他说：“某夜观乾象，见群星聚于蜀郡。其大置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由此可见，刘备正是上天派下的入主西蜀的代表，他的出现符合天道。既然，他是天派的，因此，就要像天、则天、顺天、应天。按儒家的说法就是“天人合一”，那么，人要与之“合”的天具有什么性质呢?儒家对天往往存在着一种功利价值取向，他们并不是把“天”看成是纯自然的天，而是在偏重人事的基础上讲“天人合一”。儒家之天是义理之天，实际是宗法人伦之天。由这样的“天”所派下来的代理者，自然符合“天道”、“顺天”、“替天行道”，适合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这样看来，刘备符合宇宙伦理、天经地义地具备了充当“超我”人格者的前提条件。
中国是一个历史极长的等级制国家。人分五级：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官分九品，尊卑有序，形成一个金宁塔式的等级秩序。自命为真龙天子的帝王高踞在金字塔的顶端，成为国家的代表、权力的象征。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只要人人做到忠，其统治就会稳同。因此，统治者特别提倡“忠”。儒家把“君为臣纲”作为i纲之首，全国所有的人都要服从天子的统治。在统治者的控制下，皇帝是至尊的观念已深入每一个臣民的心。这样，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就变成了对国君一个人的忠诚。刘备虽为西蜀之主，却始终以臣子自居，不敢反汉。第十四回，曹操假传诏令要刘起兵讨袁术，刘备虽明知是汁，仍说“王命不可违也”。在第二十一回中，董承出示了汉献帝的衣带诏，刘备“不胜悲愤”：“公既奉诏讨贼，备敢不效犬马之劳。”把逆君犯上的曹操视为国贼，誓与之为敌。到了第七十三回，汉献帝为曹操挟持，实已名存实亡。然而当孔明建议刘备称王时，他大惊：“军师之言差矣。刘备虽然汉之宗室，乃臣子也，若为此事，是反汉矣。”当汉献帝被害，他更是“痛哭终日，下令百官挂孝，遥望设祭，上尊谥曰‘教愍皇帝’”自始至终，不论他实力强大，还是威望日感，他都以汉帝的一个臣子自居，不敢做出有违君命犯上的事来，可谓至忠。
三、刘备的爱民思想
虽然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但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保民而生，莫之能御也。”荀子形象地比喻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叫故大事者，要想获得成功，就要重视人民的力量，获取人民的支持。这已成为统治者的共识。而要想得到人民的拥护，则须“爱民”。何谓爱民?“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爱民即要为民谋利、使民富足和爱民如子。刘备在做安喜县尉时，“署县事一月，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而在第十七回，就设计将“纵兵掠民，人人嗟怨”的人杀掉，为民除害；在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其爱民之情更是达到了极致。人民追随其渡江，“西岸哭声不绝”。他在船上看了，“大恸日‘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而后曹操追兵将至，左右劝他“暂弃百姓先行”，他却哭泣说：“举大业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刘备可以说做到了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真爱民如子。
四、刘备重视贤才的思想
要爱民、富民，光凭领导者一个人是不够的，而需要有能力办事的贤人。荀子认为，贤良仁人是治理国家的依靠对象，是否重视贤才，与事业的成功有密切的关系。“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土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用礼可以收拢贤士，用贤士来实行仁政，又可以团结人民，贤士和人民都团结一致，就可“大凝”。萄子又说：“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孟子也说：“君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礼贤下士者，必得贤士尽力辅助，大事可成。刘备、宋江可谓是礼贤下士的典范。刘备一向求才若渴，并善待部属。他为了求得诸葛亮，不惜屈尊冒着恶劣的天气“三顾茅庐”，终于感得诸葛亮出山。请出诸葛亮后，以“师礼事之”，“待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他一见赵云，“便甚相敬爱，有不舍之心”。与关羽、张飞更是桃园结义，情同手足。可说是尊贤到了极点。刘备如此地礼贤下上，也就得到了众多英雄尽心竭力的辅助。
五、刘备孝的思想
封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型国家，在自然经济的作用下，家庭是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细胞。中国社会既然是伦理本位的社会，那么伦理重家庭也是必然的。早在先秦时期，统治阶级就在民众中普及五种教育，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强调以家庭为本位的父、母、兄、弟、子五种关系的和谐，认为只有处理好了这五个方面，才能达到“内平外成”之目的。孟子曾说：“国之本在家”，《大学》云：“欲治其国者先治其家……家齐而后国治。”把家庭关系处理好了，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家庭伦理包括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孝”，这是建构起家庭伦理的支柱。中国以“孝”治天下，《孝经》说：“孝为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人之行莫大于孝”。忠和孝历来紧密相连，讲“孝”是为了尽忠，讲忠是为了便于行“孝”。在朝尽忠者，在家必行“孝”。在统治者看来，“忠以孝为主”。人人能孝悌，天下就会治而且安，所以在上者不仅极力提倡忠，也大讲“孝”，刘备一出场，作者介绍他“玄德幼孤，事母至孝”，是一个至“孝”之人。在朝忠君，在家孝子，刘备实是道德超然的君子。
六、刘备超我的文化内涵
五千年色彩斑斓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富有顽强旺盛的生命力，无与伦比的延续性。而众所周知，贯穿在中国文化中的精神主干是“重伦理”的儒家精神。在儒家精神的主导下，伦理观念、人世精神构成中国人的社会主导心理。这种心理的支配，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以人伦关系为出发点，以礼教道德为中心，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责己严，待人宽，对父母孝，对兄弟悌，交友贵义贱利，忠君爱国为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一种重礼制和人治，强调群体的伦理道德型文化。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建构了成熟的道德价值体系，形成了丰富的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国家伦理，乃至宇宙伦理的道德价值层次，这些伦理体系支撑着整个封建的中国，也培育了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的子民，这便是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的“超我”伦理人格。可以说，这种伦理人格渗透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历代的杰出作家、优秀文人在深厚的儒家思想熏陶下，他们的作品无不闪耀着伦理的光芒。《三国演义》也不例外，伦理的光辉始终笼罩着个人英雄的光华，使这些英雄最终仍被纳入伦理的轨道中来，刘备这一人物正是由于具有了这种类似完人般的“超我”人格而长久以来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