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平庸时代人的眼光去打量，伟大的时代总是会有许多奇怪现象的。 在我看来，唐朝就有不少令人感到奇怪的现象。单以文学方面而论，唐朝至少有这样两个怪现象：一个是，唐代诗歌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璀璨的明珠，可是，唐朝没有一家发表诗歌的报纸或杂志，没有一个诗人是向政府领取薪水的专业作家，没有成立过隶属于朝廷的作家协会。另一个是，那时候虽然还没有形成现代稿酬制度―――报纸杂志出版社和书商按照字数、质量、销量，向作者支付稿费或版税，但是，唐朝已经有许多作家，他们可以通过写作获取大量钱财，乃至成为富豪。
这里我要说的是后一个现象。虽然唐朝没有稿费制度，大部分作家并不能拿作品去换钱，但是，那个时代确实有一批作家是通过创作活动，得到了大量钱财的。他们钱财的来源，不是稿费版税，而是他人的谢礼、馈赠。富裕的时代，阔绰的人们出手多很大方，谢礼自然丰厚可观。
根据文献记载，唐朝至少出现过下列因写作致巨富的作家：
王勃，名列初唐四杰之首，他很善于写文章，不但写得快，而且文辞华丽。请他代笔写文章的人有很多，因此，他家里“金帛盈积”（《唐才子传》记载）。
李邕，他不但文章写得好，书法也一流，朝廷中的达官贵人和各地寺庙，纷纷拿着金钱请他写文章。李邕一生，这类文章写过数百篇，“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杜甫有诗描写李邕家的豪华奢侈：“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麒麟织成�。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新唐书》本传上说，当时大家公认，自古以来，因为写文章获得钱财之多，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李邕。
韩愈是文章高手，很多人找他写墓志铭，他的“谀墓”收入很丰厚。韩愈写了一篇《平淮西碑》，唐宪宗将这文章的一块石刻赏赐给韩弘，韩弘就馈赠韩愈五百匹绢。韩愈写了《王用碑》，王用的儿子馈赠韩愈一匹带鞍的宝马和一条白玉带。韩愈生前好友刘禹锡在他去世后写的悼文中这样写道：“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
皇甫�为裴度写了《福先寺碑》，裴度赠送给他车马缯采已经很多，但是皇甫�仍然很不满意，说：“碑文三千字，每个字三匹缣，给的也太少了！”裴度于是笑着送给他九千匹绢。
除了这些人之外，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萧�、韦贯之、白居易等人都得到过不少的润笔。其中，白居易的诗歌远销朝鲜，朝鲜商人曾拿着卖高丽参所得的钱向白居易购买诗歌新作。
唐朝尤其是唐文宗李昂时期，长安城里盛行找作文高手撰写碑文墓志铭，俨然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市场。一旦有达官贵人死去，他们的家门口就跟闹市一般，人们高声喊叫，争着要购买碑文墓志铭，不管死者家属是否愿意接受。有的时候，倘若死者后人不能得到某些作文高手的碑文墓志铭，就会被世人视为不孝。白居易跟元稹结交数十年，情逾骨肉。但是，元稹去世之后，其家人请白居易撰写墓志铭，写好之后，元稹家要馈赠白居易奴仆、车马、绫罗绸缎以及银质马鞍、玉带等物，价值六七十万钱。白居易想到自己跟元稹的关系，极力拒绝。元稹家人无论如何都不答应，几次三番给他送去。不得已，白居易只好接受下来，然后再转赠给了一座寺庙。
既然形成了市场，就会有成交的，也有不能成交的。唐穆宗让萧�给王士真撰写碑文，萧�就以王士真没有值得书写的事迹和写了之后必将接受馈赠违背良知，加以拒绝。韦贯之也曾断然拒绝裴均儿子的万缣求铭，表示宁愿饿死也不会给他写墓志铭。杜甫在成都定居期间，一位邻居兼朋友，曾为了糊口，有一次离家出门，去向人索要撰写碑文的钱。
浏览唐朝作家富豪名单，不难发现一个问题：通过写作获得大笔财富的作家中，固然有不少著名作家，但是，著名作家并非个个皆能通过写作获得财富。最优秀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等人，就都没有得到过什么馈赠。可见，获财多寡跟艺术成就不一定呈正比例关系。
（周文燕摘自《文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