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在聚光灯下的李克强，会面带着他一贯的微笑。 从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开始，他展现给外界的形象，很多人用“温文儒雅、沉稳内敛”来形容。而这种“温文儒雅、沉稳内敛”，却正是李克强多年来辛勤求学、严谨治学的一个耀眼折射点。
问教国学大师李诚
李克强出身于干部家庭，青少年时代受父亲李奉三的影响较大。李奉三是安徽省一位地方官，曾任凤阳县县长，其后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直至退休。
1955年7月，李克强出生在安徽合肥。小时候，他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中学进入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学习。合肥八中创办于1956年，是一个有个性、有特色的名校。
然而，刚步入中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已经爆发。不久，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也被取消，李克强也只好辍学在家。
当年，父亲李奉三常带着李克强与供职于安徽省文史馆的国学大师李诚谈文论道，李奉三与李诚谈诗论文，相互唱和，两人常从上午一直谈到傍晚，竞不知疲倦。在旁边的李克强常常为他们吟诗时抑扬顿挫、手舞足蹈，完全沉浸在诗的境界之中的情景所感动。
少年的李克强聪明好学，天赋过人，使得李诚将其视为门生，谆谆教诲，向他讲授中国的国学、治学的方法以及古今逸事，有时还认真地给他说文解字。此后，李克强常来李诚家听他说文解字。李诚则不顾体衰视弱，常给李克强开读书目录，就文风、为学及至持身应世都给以谆谆教导。他要李克强读《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国史，并给李克强整段整段地背诵《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古文选。李克强每有看不懂或听不明白的地方，他就用平和的语调给他讲解。有时还专门给李克强讲授唐诗，一天讲一首，而每讲一首他可以用一小时的时间来旁征博引。
拜李诚为师的5年时光，李克强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学业不但没有荒废，相反学识与日俱增。
到农村去，插队“帝王之乡”
1974年3月，李克强与其他同学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中，乘坐大客车向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进发。到农村插队，是李克强第一次离家，刚刚踏出院门，就看见李诚站在巷口。告别时，李诚叮嘱他不忘学习。
从城市来到凤阳这块偏僻贫穷的地方，由于水土不服，李克强曾经一度全身皮肤溃烂。然而，他照样坚持田间劳动，一年到头大都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劳动。渐渐地，农村生活习惯了，农活也大多会做了。革命加拼命精神，着实锻炼了李克强的筋骨，磨砺了他的意志。插队期间，李克强每天从田间披着晚霞归来，自学起从合肥带来的书籍，夜幕降临之后还往往挑灯夜读。同时，他还尝试着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深得农民的拥护和公社党委的赏识。20世纪70年代末，李诚去世。正在凤阳插队劳动并已任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李克强得到噩耗后，悲伤不已，痛定思痛后立志成才以慰藉远去的灵魂。
1997年5月15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在《安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追忆李诚先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追忆了与恩师交往的点点滴滴，认为先生有着“吃冷猪肉、坐热板凳”的治学态度，有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原则。
李诚的言行品行穿越了李克强的青少年时代，以致李克强学识渊博、通晓古今诗书，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高考第二志愿才是北大
1977年8月，邓小平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通过广播听到这一消息，李克强喜不自禁，劳动之余如饥似渴地“备战”，为的是那个年代一个似乎遥远的梦一上大学。这年12月，那场在冬日里举行的考试，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李克强成为570万人中的一员，走进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考场。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毕竟，这一年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录取比例是29：1，他担心北大录取分数线太高，尽管心仪燕同，于是只能作为第二志愿备选。但让李克强兴奋的是，自己被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这在凤阳轰动一时。1977年底，李克强荣幸成为北大“七七级”的一员。
后来，李克强回忆：“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有知识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惟一的选择。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乎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填写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学院读书是不必付钱的。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权，她没有计较我这几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
季羡林：“你可以先这样”
北大法律系拥有良好的师资和设备，名师中最著名的当推学贯中西的宪法行政法学家龚祥瑞。
聪明勤奋的李克强很快成为龚祥瑞的得意门生。李克强也崇拜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素养的龚祥瑞。
龚祥瑞所讲述的宪政主张，对于刚刚经历过“文革”的李克强犹如石破天惊，也让他热血沸腾。在龚祥瑞那里，李克强知道了何谓真正的自由主义和宪政精神。在龚祥瑞的引领下，李克强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在校期间，李克强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
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涌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并且向社会领域侵袭，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龚祥瑞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同时又以为自己的学生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为此，他把文稿交给了得意门生李克强，并要求他作补充及至修改。
李克强后来撰文回忆：“大概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并把我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
教过“七七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当年82位法律系学生为“黄埔一期”。杨敦先回忆说，“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治的互动。
后来，在龚祥瑞指导下，他与杨百揆、刘庸安翻译了英同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法律的正常程序》。英国的法律著作中常有一些古词语，既难懂且难译。一天，李克强遇有一词，实在弄不通，恰好因为参加校外一次会议，与同学大师季羡林同住在西苑饭店，就向季先生请教。
季先生当即做了回答，但同时又说：“你可以先这样。”
李克强当时还不理解他说的意思，当天晚上又发现季先生没有住在饭店，次日季先生返回，即向李克强说明了这个词的由来，多种含义解释得十分详尽。“我不敢想象季先生是否因为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季先生当晚认真地查阅了这个词。也许，季先生并不是一定要向我传授某种知识，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诠释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
多年之后，李克强回忆起这件事，仍然感慨不已，在他看来，马石江把自己带入了共青团事业的工作之中，而季羡林让自己懂得了如何为学与处世。
从主掌“学生人大”到始建“政治代表队”
1982年1月，“黄埔一期”毕业，李克强等27位学生被评为北大优秀毕业生。
毕业前夕，李克强与曾与很多同学一样想赴美或赴法留学，但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他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先后十多次找他谈话，动员他留校担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因此，李克强终于选择了留校。这一消息震荡北大校园，议论四起。有的说：“克强，你可亏了，留学变留校，当个团干部。”“做那工作，把块材料给可惜了。”
其实，作学生工作，于李克强是轻车熟路。作为学生时，李克强是校园里一位思想活跃、言词犀利的学子。在校学习时，李克强热心于社会活动，很快成为校内活跃的学生骨干，曾被选为北京大学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
当时北大学生会学习香港一些高校学生会的制度，也尝试创立了权力很大的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专门监督和制约学生会。常代会由每个系、每个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是全校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被誉为“学生人大”。李克强就担任过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主席，他的校友回忆说：“在(学生会)常代会上……在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
担任团委书记后，李克强将北大的共青团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非常活跃。1982年，他一手创建的北大团校成立，并很快成为学生心目中响当当的“政治代表队”。
1982年12月2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共青团十一届一申全会选举1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王兆国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李克强被选为团中央常委。不久，李克强被正式调到团中央工作，出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全国学联秘书长。
由燕园来到前门东大街10号楼，李克强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摘自《文史博览・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