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日本曾经成功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由此开启了日本经济腾飞的黄金年代。那么，今天我们是否能够照搬日本当年成功的经验呢？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效果显著
1960年，新上台的池田勇人首相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定下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均增速7.8%，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速6.9%。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加快发展使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由此增加就业，，并大幅提高国民收入。通过经济高速增长，缩小农业和非农部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以及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全面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在该计划下，池田内阁提出重点实现五大任务：一是充实社会资本；二是诱导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升级发展；三是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四是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五是缓和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
事实上，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的一揽子完整的经济大转型计划，包括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后进地区发展、推进配套产业发展、大规模投入科技研发等等，通过制度和政策激励实现落后地区、落后产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通过税收和政策激励，诱导企业进行大规模设备投资，使日本产业结构迅速转化为以高附加值生产领域为核心的结构形式，最终使日本经济发展模式脱胎换骨，焕然一新。
到1967年，日本就已经提前3年完成倍增目标，到1970年该计划完成时，日本GNP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跃升为全球经济第二大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形成了近1亿人口的中产阶级，实现了国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达到了国强民富的效果。
中日国情差异更大
不过日本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简单复制过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信息所所长、日本问题专家陈鸿斌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目前面临的形势，与日本当年有颇多相似之处。从国内环境来说，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都面临着城乡二元结构，城乡间、企业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消费增速都明显落后于GDP增速；从国际环境来说，当年日本正面临着1957年肇始于美国的二战后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今天中国也面临着严重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挑战。
但两国国情的差异更加明显。首先，日本当年虽然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但贫富差距远没有今天中国面临的这么严重，当年日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高在2～2.5倍，今天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则超过了3.3倍，行业间差距最高甚至达到了15倍，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特别是中国现有51%的城市化水平远低于日本1960年65%的水平，中国城市化进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要困难得多。这些都导致中国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国已不具备改革初期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条件，想要缩小贫富差距，大幅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势必要动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奶酪，阻力远比日本当年大得多。
其次，中日两国在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前的经济结构也不同，尽管今天日本是公认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但在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日本资源匮乏，经济发展需要进口大量原物料，导致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一直为负，经济增长只能靠消费和投资双引擎驱动，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一直维持在50%以上。而中国当前情况截然相反，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不到40%，国内消费长期低迷，经济增长以出口和投资为主，可常年贸易顺差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已成烫手山芋，消费乏力的情况下，如果像日本那样继续依靠大规模企业投资的话，很可能导致设备闲置和进一步的产能过剩，这决定了我们的重心必须和日本当年有所不同。
第三，日本独特的系列化生产体制和系列内交易关系也是中国所没有的，在经过了60年代的改革后，日本原先存在的先进的大企业与落后的中小企业并存的“二重结构”现象逐渐消失，通过供应原料、加工订货、技术指导以及提供信用等方式，大企业逐渐将中小企业纳入自己的生产体系，最终造就了一个个驰名世界的日企巨无霸。但中国的当务之急反而是要“扶小抑大”，只有有效遏制垄断行业和国企不断扩张资本规模的冲动、限制其依靠垄断地位和政策倾斜获得超额利润，并将更多的投资渠道和融资机会投放给广大民营中小企业，才能够提升一般性竞争行业的成长空间，实现收入在行业间、企业间的合理分配。
最后还要指出，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的倍增，并不是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增，更类似于今天所说的人均GDP倍增。而我国所要实施的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增，目标更加明确。但想要实现可持续的收入倍增，一方面要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有大动作，另一方面也需要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创新上下足功夫，其深度、广度以及难度都是日本当年所不及的。
平衡通胀和收入增长很关键
尽管国情不同，但日本当年的许多做法同样值得我们借鉴。比如池田内阁引入最低工资制，扩展社会保障，新立法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调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市场。政府还先后出台了《中小企业基本法》和《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通过减税和财政补贴协助产能落后的中小企业推进设备现代化与专业化生产，这些都值得中国借鉴。
可惜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非完美无憾。在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日本也出现了通货膨胀、大都市人口过密、农村“空心化”和农业衰退、污染加剧等严重的副作用。尤其以通胀问题最突出，1970年东京的消费物价比1960年上涨了76%，居民收入增长的很大部分被通胀蚕食。另外，在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放缓后，日本政府依然陶醉于当年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追加基建投资以图拉动经济，结果以政府投资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非但没有真正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反而一再吹大了日本经济泡沫，最终日本不得不接连迎来两个“失去的十年”，而国债的常年增发，更使得今天日本政府债务负担达到GDP的200%，“财政悬崖”岌岌可危。
金融危机后遗症时代，我国本就面临着稳增长、调结构和控物价这三大极易顾此失彼的经济难题，如今又要增加一条“提收入”，很容易和控物价的目标形成抵触，日本在历史上走过的这些弯路，真是值得我们好好鉴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