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野麦岭，是日本在100年前的选择，原因，是西方文明惊涛拍岸。今天，我们中国，难道也要翻越一次野麦岭吗? 我是1989年到深圳，有意思的是，我不是像当时所有内地人一样从南头入关，我是翻越梧桐山下到沙头角，从东边进的深圳。那一天是中秋节，梧桐山那边的小镇上满街筒子都是清一色的打工妹，我好像来到一个女儿国。她们用廉价的时尚服装把自己打扮得红红绿绿，稚气未脱的脸上洋溢着莫名的兴奋。所有的邮局门前都排着长队，打工妹们在往四川、湖南、江西、安徽、贵州、广西、浙江的农村汇钱。他们的父母可能正等着这点钱去治病，她们的兄弟可能正等着这点钱交学费。梧桐山上的情形却正好是另一个极端。我路过了好几个采石场，这里没有女人，全是清一色的小伙子。他们也没有中秋节。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除了两个眼珠子是黑的，全身都裹在白色的石粉里。就在梧桐山顶，我看到了蔚蓝色的大鹏湾，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大海!我曾经那么深情地呼唤过蔚蓝色，但是，当我真真实实地看到这一片海天相接的蔚蓝时，我还是激动得不能自己。要知道，就是在这里，一百多年前，西方文明曾经惊涛拍岸!
当我正对着蔚蓝色遐想时，一座城市得轮廓映入了我的眼帘。不，与其说是一座城市，不如说是一片巨大的工地。在蓝色的大海与绿色的山林之间，是被无数推土机无情掀开的红色土壤，在南国的阳光下是那么的触目惊心。许多的楼房矗立起来了，更多的塔吊又矗立在旁边。“野麦岭!”不知怎么，我突然想起了日本电影《野麦岭》。我刚刚翻过的，不就是野麦岭吗?翻越野麦岭，是日本民族在100年前的选择，原因，也是西方文明惊涛拍岸。今天，我们中国，难道也要翻越一次野麦岭吗?难道，历史真的有某种轮回的命数，注定还是要从这个几十米外就可以看到英国米字旗的地方，重新翻越野麦岭吗?
4年之后，我再次来到深圳，拍摄一部四集电视专题片。许多工地上长出了大厦，许多农田变成了工厂，更多的港人来这里淘金，更多的内地人来这里寻梦。有整整半年时间，我穿行在深圳的新街老巷，从古老的客家围屋到傲人的国贸大厦，从海边的养殖场到电子元件的生产线，从逃港人遗留的鬼村到蛇口工业园区，从用铁丝网层层围住的血汗工厂到窗明几净的写字楼，从打工妹居住的寮棚到带游泳池的豪宅，从开炮炸山的采石场到莺歌燕舞的夜总会……我采访了大量的深圳人。梁湘、周鼎、袁庚，这批特区最早的拓荒牛，跟我说了光荣后面的种种辛酸。尤其是政治上既要如履薄冰又要挤破坚冰的奇特感受。李灏、郑良玉、厉有为，跟我谈了特区二次创业如何壮士断臂的悲壮故事。有些当时风头正健的人物，后来轰然倒下；有些当时春风得意的冒险家，后来神秘失踪。我见证了劳务市场万头攒动：土地拍卖，犯法前行；股票申购，满城狼藉。我第一次在酒店大厅见到那么多美艳绝伦的“小姐”；也第一次看到整个村人去屋空，所有的门锁都锈迹斑斑。也是生平第一次在这里见到所有人，熟悉的，不熟悉的，话不出三句，一定谈到钱或者生意。这里所有的人，根据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编织着各种各样的概念，斟酌着各种各样的字眼，来跟我谈论他们的特区，他们的深圳。许多人的名字我都淡忘了，许多人的故事也已经模糊了，但我记住了他们的群像。我记住了她们打卡上厕所，一路小跑；我记住了她们吃午饭，撑开上千把花阳伞；我记住了他们在邮局排队汇款，认真地清点钞票；我记住了她们周末相约，到机场的引桥上看飞机降落和起飞……
中国的野麦岭，他们，还有她们，正在翻越。
最近，深圳商报摄影记者余海波出版了摄影集《生活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深圳》，看到书的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不是我?我也看过那么多平凡而深刻、混乱而精彩的瞬间。我的第二个反应是，还好，它们没有让我停留在玻璃大厦的平滑与光耀中，而是勾起了我初遇深圳时一霎那的震撼，他们居然让我从记忆深处勾回了“野麦岭”。仅此一点，它们给予我的，是一个有史感的深圳，它们更是可触摸的，它们给予我的，是一个有质感的深圳。
深圳是有质感的，只有在深圳那些华丽的高楼的背影下，那些城乡结合部的嘈杂中，那些拥挤的宿舍和车间里，或许你才能触摸到它。余海波曾说，在深圳的18年，他每天面对的是一个移民人寻梦的世界，有责任、良知和创造，也有在金钱、物质、欲望、消费中的横流。当他把镜头一次次抬起，一次次瞄准，一次次按下快门时，他感到了累。这种累甚至使他想到了逃离，逃离这座从精神和物质上都让人喘不过气的城市。我想，正是这种感觉拯救了余海波，使他从精神上逃离了那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使他的深圳影像有了质感，像被压路机压过了一样。
这种被当作石子压进路面的质感，或许是1300万深圳人中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感。它渺小，无足轻重，但结实，涩砺，一颗挨着一颗，占据一个可怜的空间，但就在那里硬硬地挺着。我理解余海波为什么在大芬村让那些男男女女的画工们排在一起合影，我也能理解荷赛的评委看到一排排光着膀子的大芬村画工们所感受到的震撼。这是一种内在的力量，被压进路面的石子的力量。
深圳的大芬村有一组数字：4平方公里，8000画工，年产5000000幅油画，占领全球60％以上油画市场。把这样的数字放大，就是深圳，就是珠三角，就是温州，就是浙江，就是长三角，就是中国。余海波从大芬村体验到的激情，感受到的感动和敬畏，就是他所说的“极特殊的文化奇迹”。
然而，在感动和敬畏中，我明明感觉到对生命的悲悯。他拍下那些淳朴的欢乐和忧伤；他也拍下了这些匆匆过客在人生驿站的生命轮回；他拍下极度疲惫后沉睡的躯体，他也拍下极度紧张后肆无忌惮的宣泄。他拍下阳光下那些黑白分明的脸和身体，他也拍下灯红酒绿中那些魑魅魍魉似的灵魂。
尤其欣赏那幅照片：江西画工赵小勇和弟弟躺在地上的破凉席上睡着了。加歇医生从墙上悲天悯人地看着他们，而梵高，正瞪着他那双蓝色的眼睛，看着门外那只冲着他和赵家兄弟的摄影镜头，眼神中充满疑惑和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