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意思是，不用轻信二传的材料。但即使亲眼所见，也未必一定是实的，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圣如孔子，对他亲眼所见而一贯深信不疑、最为欣赏、时不时还夸他一夸“三月不违仁”的弟子颜回，都免不了疑一疑的。
那是他带着一帮弟子仆仆风尘、周游列国推销他的仁政理想，而处处碰壁期间发生的故事。《吕氏春秋》中这么记载：
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焚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取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记载在《孔子家语》中，只是目击颜回“偷吃”的，换作子贡。不管哪个版本，颜回都“偷吃”过，虽然当时就给正了名，孔子现场还留下不可恃目的教诲。但教诲估计也就当时几个弟子记得，并没能成为普遍的教训。两千多年之后，还有曾经下过乡的知青，将亲眼所见农民在自留地和大集体的不同表现，作为国民自私的案例写进文章呢。
上世纪60年代末，文革已经彻底破坏了城市的社会秩序，伟大领袖一挥手，百万精力过人的知青就上山下乡，到农村那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他们之中不少人发现农民在耕作生产队的田地时，能偷懒就偷懒，能磨洋工就磨洋工，而在自家那边边角角不成规模的自留地上，倒是不惜力气。当然了，生产队的庄稼，难免黄黄瘦瘦，而自留地的菜蔬粮食果实累累，景象迥异。于是，农民是自私的、国民是自私的结论不禁而生——有图有真相嘛：只要有眼睛的人，都可以从地块的模样、庄稼的长势，轻易判断出哪是自留地，哪是大集体。
这是真相，但仅仅是部分真相。
中唐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生产重心已经南移，几乎每一个朝代都严重依赖长江流域的粮食和税赋。而长江以南作为中国水稻主产区，连片的平原很少，更多的是低山丘陵、 冲积平原甚或陡峭的坡地。而云南哀牢山中的元阳梯田，甚至有上千级的，蔚为壮观。哈尼族人世代艰辛接力的伟大创造，成为今天摄影发烧友镜头追逐的圣地之一。
这样的生产环境之中，阴阳向背、高下远近、土质温度，千差万别。冲底的田地，土肥水足，阳光充裕，栽下5根秧苗，可以分蘖出50根穗子；而在山顶，插下5根，长出的穗子也许还是5根。即使同一块田地，靠近沟坎的或是田地中间的，因为日照的差异，庄稼生长都有不同。要是田中有口山泉，山泉是常常有的，那差异就大了去，天旱的时候，泉眼周围的庄稼当然生长畅旺，要是正常年景，泉眼周围水温低，稻子怎么都长不好。所以，因地制宜，尤其在秦岭、淮河以南，中国农业生产率最高、劳动最为密集的半壁江山中，只能是非遵守不可的事实。但是大集体时代，指挥农民种田的，至少能提炼出一个关键词：一致。“一致”还有个通俗的名字：一刀切。
余生虽晚，也还赶上了大集体的尾巴，还记得生产队出工的场景。插秧的时候，是一年两季的第一个农忙。插秧之前的耕作程序不用多说，其中有个环节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农民们自己发明用来划线的一个简易木制农具。那农具是一架带手柄的轴轮，轴上有六七只木轮子，每只轮子宽约两厘米，相互间距20余厘米，轮周和轮间等长处，横嵌着同样约两厘米宽的木条平分轮周。这样的“划行车”推过刚平整的水田，就会在泥上印出规规整整正方形的格子，在生产队长统一指挥之下，农民就将一蔸蔸秧苗分插在每一个十字交叉点。所以新插的秧田横成行、竖成列、斜成线，煞是整齐。
这样不论土质、不论寒暖、不论高下的种植效果，可想而知。农民们第一年也许还会卖力遵守领袖钦定的“农业八字方针”，但用力越多，收获可能越坏：肥沃的田地里，苗太密，光长叶子少结果；贫地里，深翻的生土涵不住水、护不了秧，即使勉强成活，也只能寄望老天慈悲。而农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依照东鳞西爪不同自留地的性子，随手点几粒豆子栽两株南瓜，也远比条件好得多的大集体更多回报。这么一来，还能指望哪个农民能像西西弗斯或吴刚，将汗水洒进基本无望的大集体呢？
于是乎，下乡的知青就见到了一份“自私”的片段。
我们能看到真相，但那真相也许是局部的、扭曲的、变异的。除非我们有更多的“眼睛”，更长的时段，更广的视角，才可能逼近事件的真相。所以，我们需要更为充分的信息，不那么斩钉截铁，或许更靠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