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奋斗就要有牺牲。”这是采访中，郎朗之父郎国任对本刊记者说得最多的话。 郎国任，生于辽宁，当过工人、二胡演奏员、警察和公司老板。然而他最为公众所熟知的身份，还是钢琴家郎朗的父亲。2012年8月30日，郎国任所著的新书《我和郎朗30年》全球首发。该书记述了郎国任和郎朗既为父子、更为工作伙伴，为郎朗的钢琴事业共同奋斗的部分经历。
在郎国任的安排和全程陪伴下，郎朗两岁摸琴，3岁拜师，5岁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9岁离开母亲和故乡到北京求学，14岁考入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15岁成为职业钢琴演奏家，17岁走红美国，18岁录制第一张全球发行的独奏唱片，19岁被英国《留声机》杂志评为“改变古典音乐的50名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尽管郎朗最终功成名就，但郎国任对孩子“偏执”、“严苛”的教育方式却一直被舆论诟病。在父亲强压下度过“只有钢琴”的沉重童年的郎朗，某一天自我萌发，会怎样看待父亲替他做出的选择和他们的父子关系呢？郎国任又是否想过，除去儿子的成功带给他的骄傲，他的自我又在哪里呢？
2012年9月，本刊记者对郎朗之父郎国任进行了专访。
远见卓识，
为郎朗铺就职业钢琴家之路
在郎国任眼里，郎朗的事业是钢琴，而他的事业是郎朗。
郎朗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郎国任就决意将儿子培养成世界级的钢琴家。1982年6月14日，郎朗出生，郎国任称这天为“我有生以来最大的转折点”。 从此他将全副身心投注到培养儿子的事业上。
尽管郎朗也有一般孩子贪玩的天性，但在郎国任的强力灌输下，他很早就树立了“当钢琴家”的理想。拿到沈阳首届少儿钢琴比赛冠军后，郎朗急需拓展发展空间，寻求更好的老师和学校。那时，曾为专业二胡演奏员的郎国任已经从沈阳空政文工团转业到公安局工作。“要奋斗就要有牺牲”—郎国任没有跟妻子和任何人商量，断然辞去令人羡慕的公职，到北京全程陪伴和辅导郎朗学琴。
郎朗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几年，郎国任是比儿子更加刻苦的学生。他除了跟儿子一起上课外，还想尽办法去听音乐学院其他教授和外国大师的课。他像海绵一样替郎朗吸纳一切有用的资料、观点、方法，并努力消化理解，全部传授给儿子。郎朗总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超群的进步，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郎国任将自己的心血、智慧、希望全部倾注在郎朗身上，以致将生死和儿子的成败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学琴中的一段不顺利，郎国任曾逼郎朗与他同归于尽。这件事虽然很快解释清楚，却给年幼的郎朗留下了长久的心理阴影，多年之后才慢慢化解。
除了严格督导儿子练琴，郎国任总表现出一般琴童家长所不具备的远见卓识。他的每一次判断和决定，都为郎朗争取到跨越式发展的机会，在郎朗的职业钢琴家道路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4年，郎国任做出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自费让郎朗参加德国埃特林根第四届青少年国际钢琴比赛。他硬是让妻子花几个星期时间将沈阳的亲戚家借了个遍，筹够了6万元费用。正是这次背水一战的努力，为郎朗赢得了走出国门的机会。
郎朗在埃特林根大赛上不负众望，获得两项冠军，用奖金还清了郎家的债务，还赢得了参加全世界影响最大的青少年钢琴比赛—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的公费参赛名额。在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上，郎朗再次摘取桂冠。这样的成绩直接引起了美国钢琴界的注意。
郎国任再次做出了毫不犹豫的决断。他直接为儿子在中央音乐学院办理了退学手续，带着14岁的郎朗去了大师云集的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并由此让儿子走上职业钢琴家之路。
事业为重，
20年与妻子分居两地
而在儿子令人炫目的成就背后，是郎国任夫妇长达20年的两地分居生活。
1980年，郎国任与周秀兰结婚。婚后两年，儿子郎朗出生。从那时开始，“让郎朗成为钢琴家”的梦想在郎国任心中就盖过了一切。他再也顾不上给予妻子更多寻常夫妻之间的温存。
郎朗3岁拜师学琴之后，练琴就成为分秒必争、雷打不动的事。早上6点，孩子准时敲响琴键；晚上回来，更要连续弹上两三个小时。郎国任每天坐镇，要求儿子练琴必须百分之百专注。有时周秀兰在旁边跟儿子说了一句话，郎国任就会大声呵斥：“瞧！孩子又不专心了！”周秀兰就不敢再出声。
郎朗在沈阳学琴的6年多里，在家的时间都给了钢琴。这也意味着，虽然丈夫和儿子都在身边，周秀兰也很少能享受到挽着丈夫的胳膊散步、牵着儿子的小手游戏这样平凡家庭都能享有的温馨。
郎朗9岁时，郎国任决定带他闯荡北京，寻求更大的发展。与之相伴的，是周秀兰必须独守沈阳，努力赚钱，负担全家人的开销。
夫妻分居的日子苦不堪言。郎国任一心扑在教养儿子的事业上，尽管辛苦，倒没时间感受孤独。周秀兰却不一样，她既要应付独自生活的困难，还要保障父子俩在北京的花销，更要忍耐思念儿子的痛苦和无尽无休的寂寞。换灯泡、扛煤气罐这些事，周秀兰都要自己做；暴风骤雨之夜，周秀兰也是瑟缩在被窝里，一个人心惊肉跳地度过。为了增加收入、积攒假期、排遣寂寞，周秀兰经常主动替同事值班。因为把工资都用在了郎国任父子身上，周秀兰省吃俭用，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她患上了低血糖。由于缺少正常的夫妻生活，她内分泌失调，还患上了胃溃疡。
每隔3个月，周秀兰要利用加班攒下的假期，扛着几个装满生活物资的箱子，坐火车到北京看望郎朗父子一次。一到北京，周秀兰就脚不沾地地帮父子俩收拾房间，洗衣做饭，准备接下来的生活必需品。儿子得争分夺秒地练琴，没有更多时间与她亲近，能说上几句话，对母子俩来讲就是了不得的享受。为防止郎朗贪恋母爱，耽误学琴，郎国任有时还会阻止周秀兰来看儿子，令周秀兰痛苦万分。
几次静下来，周秀兰忍不住问丈夫：“咱们夫妻、母子分离的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吗？”“还能怎么办？要奋斗就要有牺牲……”郎国任这样回答。
10多年后，郎朗在欧美国家声名鹊起，在美国费城买了房子，周秀兰才有机会出国与丈夫、儿子团聚。然而郎朗已是职业钢琴演奏家，世界各地的演出邀约不断。郎国任陪儿子马不停蹄地到各地巡演，周秀兰还是只能一个人待在费城的家里。因为人生地不熟，周秀兰发现，在美国比在国内更加孤独，半年以后就回国了。 2007年，郎国任需要回国调理身体，也趁机帮儿子拓展在国内的事业。郎朗身边的事务还需要有人打理，最合适的人选无疑是母亲周秀兰。2007年至今，周秀兰接替丈夫从前的“职位”，寸步不离在身边“辅佐”儿子。夫妻俩“换了个岗”，却仍然分居两地。所幸周秀兰不必再忍受思念儿子的痛苦；所幸郎朗的事业如日中天，郎家也不需要再为金钱发愁；所幸一家三口想通话、想见面，都比从前容易多了。
同中有异，
父子关系相互依存
郎国任一直有意在郎朗面前塑造刚强威严的父亲形象，这既能在郎朗脆弱的时候给他支撑，又能在郎朗懈怠的时候让他警醒。郎朗习惯了遵从父亲，父亲也习惯了鞭策郎朗。但是，这种情况到郎朗去美国之后逐渐发生了变化。在美国求学期间，郎朗受到开放式教育方式的影响，逐渐对中国父母严密控制子女的教育方式发生质疑，于是开始不自觉地反叛父亲。
在美国焦急等待经纪公司安排演出的阶段，郎国任一如既往地督促郎朗：“练琴！”在郎朗练够7小时后，郎国任仍毫不留情地说：“再加两小时！”郎朗一反往常，竟说：“不！”郎国任表现强硬：“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可是郎朗的反应更让郎国任吃惊：“这儿没你对我指手画脚的份儿，这是美国！”“在美国你也得照我说的做！”郎国任抓起一只拖鞋朝郎朗扔去。郎朗闪躲过去：“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所有的曲目我都准备好了。”“我不相信。”“我自己相信。”“你还反了天了！”郎国任再次扔过一只拖鞋，这次砸中郎朗的肩膀，郎朗负气摔门而出。
郎朗走后，郎国任一屁股坐在床上，心中的怒火瞬间转化为失落和茫然—儿子长大了，开始和自己分庭抗礼了。
这次父子冲突之后，一天，郎国任又当着同学的面骂郎朗弹得太差。郎朗忍无可忍，将积蓄多年的压抑情绪爆发出来，冲父亲大吼：“恶魔！暴君！我不听你的！”“你翅膀硬了？好！我回国！”郎国任当即收拾行李直奔机场。郎朗冷静下来追至机场：“爸，别走。”“你说我是暴君，还要我下地狱。”“对不起，我错了。”“你真心想我留下？”“真心的。”
事后郎朗对媒体说，他那天的道歉是真心的。因为他认识到，他与父亲的关系非同一般—比起很多美国父子，他们之间的确少了很多空间和距离；但一般家长对孩子的付出，也无法与父亲对他的付出相提并论。郎国任更坚定地对本刊记者说：“我和郎朗是一个人，我们的目标还远着呢，郎朗永远不会不需要我。”郎国任回忆道，一直给儿子听琴的他，有一天觉得儿子的琴技已经非常完美，再也听不出毛病，儿子反而跟他急眼了：“爸，这不行啊，你必须给我挑出毛病来！”郎国任只好再打起精神全神贯注地给儿子听琴。郎氏父子俱求完美的性格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可见一斑。
志在千里，
将后方变成新的前线
郎朗成名以后，演出十分频繁，平均3天换一个城市，成了名副其实的“空中飞人”。郎国任和儿子一起享受鲜花和掌声的同时，也和儿子一起承受着奔波的辛劳。带郎朗考入柯蒂斯音乐学院之后，郎国任切除了两个长了14年的肿瘤。引郎朗走上职业钢琴家道路以后，郎国任又有一次险些晕倒在费城的家里。郎朗提出让父亲回国休养，母亲周秀兰十分支持。这样，20余年与儿子日夜不分的郎国任回到国内，退居“后方”。
郎国任本以为，回国就会过起养花散步的清闲生活，可没想到，“后方”很快变成了“前线”—他成了儿子在国内事业的总代表、“郎朗”品牌的推广人。郎国任现任北京郎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裁、深圳郎朗音乐世界总裁，全盘负责郎朗在国内的演出事务以及钢琴教育事业。
近5年，郎国任每年要将多一半的时间放在深圳的学校，依靠郎朗的影响力和他在培养郎朗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培育新的钢琴苗子。年过半百的他仍然精力旺盛，干劲儿十足，每月乘飞机、火车出差的频率不低于10次。每天早上5点，郎国任就会起床，垫一点儿吃的，在头脑最清醒的时候打电话、发短信，将重要的事情安排出去。忙碌一天，到凌晨2点才会休息。当然，他所有的工作仍然围绕着郎朗。在郎朗分身乏术的时候，郎国任会代表儿子参加活动，接待媒体，处理事务，送往迎来。
工作之余，郎国任喜欢打乒乓球，或者欣赏他的收藏品。郎国任喜欢收藏酒、字画儿等名人赠与郎朗的纪念品。他会详细记下哪一样东西是谁在什么时间、地点、什么原因送给郎朗的，免得过后遗忘。郎国任得意地说，他收藏老布什送的礼物最多。
虽然不在郎朗身边，郎国任仍然掌握着儿子的一举一动。父子俩每天都要通越洋电话，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事无巨细，沟通工作和生活中的桩桩件件。郎朗有重要演出，都会邀请父亲，郎国任不到，郎朗就会问：“我爸怎么没来？”
郎国任在儿子十几岁、刚刚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就经常教导他：“要以事业为重！”因此郎朗从未涉入早恋一类的事情。现在郎朗30岁了，他的婚恋问题自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您认为郎朗需要一位什么样的妻子？”记者询问郎国任。
“性格柔顺，孝敬公婆；有一定的英语水平，方便陪郎朗参加社交活动；不必有自己的事业，以郎朗的事业为事业就够了！”郎国任想了想这样回答。
郎国任携子离家几十年，沈阳的老父老母一直由兄姐照顾。郎氏全家都以郎朗的钢琴事业为重，尽量不为他增添后顾之忧。2002年，郎国任的父亲过世，老母亲让人瞒着身在美国的郎国任父子。直到半个月之后，郎国任才从一个亲戚口中听说。这样的事，10年之后又一次重演。2012年9月3日，就在本刊记者采访郎国任的当天，他乘下午两点半的火车从北京赶赴沈阳，见病重的老母最后一面；同时，瞒着要赶赴德国演出的郎朗。处理完母亲的后事，郎国任才将奶奶去世的消息告诉郎朗。电话里，郎朗许久没有说话。
“这样做值得吗？”记者再次这样问道。“要奋斗就要有牺牲。”郎国任再次这样回答。
对郎国任来说，此生全部的寄托、最大的成就，是郎朗钢琴事业的成功。他尚无心寻找自我，因为他坚持认为，郎朗就是他，他就是郎朗，他们父子是一个人。当记者问道：“今天，郎朗已经功成名就，而您也年过半百，您最享受的事情是什么？”郎国任仍然不假思索地回答：“听到郎朗事业上的好消息！”
专家点评
我想用“偏执”来形容郎爸超出常态的坚持、牺牲、严苛、完美主义以及喜欢操控的部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偏执”一词的褒贬常与成败息息相关。但我们不能单以成功论英雄，不能因为郎朗成功了，便不去看这一过程和培养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1.关于自我。郎国任所有的牺牲、付出都是为了实现自我，而郎朗就是他最杰出的作品、最成功的事业。通过郎朗，他完美体现了自我价值。反观郎朗，从出生到现在，他可曾有过哪怕一次自由选择的机会？没有！基本从小被重压洗脑，往极端里说，他只是郎爸实现成功的途径、工具、机器。当然，他现在可能已经高度认同爸爸为他安排的道路，何况还有所谓的“成功”、“赢”、“名利”以及习惯性的顺从牵制着他。
2.我亦非常不赞同郎爸“我和郎朗是一个人”的说法。从心理学角度说，这不是健康、正常的父子关系模式，既不尊重孩子独立的人格，彼此之间也完全没有界限。
3.第三个疑问，郎朗幸福吗？我们不知道，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但起码郎妈在这个过程中多次感到痛苦，郎朗也曾有过心理阴影。唯成功论，以幸福为代价换取成功，值得吗？
总之，提醒各位家长，郎家父子的成功具有特异性，并非普遍适用，而且也有很多负面的问题有待商榷，切忌贸然、简单地模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