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是中国新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之一，是“东北作家群”中创作个性最鲜明、影响最大的作家。她创作时间不长，但是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传世名作，奠定了她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生前特别关爱萧红并对其代表作《生死场》给予了高度评价。1935年，他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说：“《生死场》的名目很好”。同年，他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中指出：“这本稿子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从鲁迅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点意思：
首先，在思想内容上，《生死场》“力透纸背”地表现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12个字，是鲁迅对小说内容和主旨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作品命题的准确注释。小说共17章。前10章描写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的十年间，哈尔滨附近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农民在地主的残酷剥削下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生活和愚昧落后的病态心理。《老马走进屠场》一章十分真切地描述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王婆为了偿还地租，把老马送进屠场，卖马所得的“三十张票子”，只能“充纳一亩地租”，失去了心爱的牲畜，“王婆哭着回家，两只袖子完全湿透。那好像是送葬回来一般。”王婆还没有到家，而“地主的使人早等在门前，地主们就连一块铜板也从不舍弃在贫苦农民的身上”，作者悲愤地写道：“王婆半日的痛苦没有代价了!王婆一生的痛苦也没有代价。”这是对地主阶级的愤怒控诉!残酷的阶级剥削和痛苦不堪的生活，造成了贫苦农民的病态心理。人的价值被泯灭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从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些贫苦的农民对于生活没有什么过高要求，更谈不上什么美好理想，他们只是应付着维系生命的起码要求。
但是，总摆脱不了穷困对他们的蹂躏和愚昧对他们的捉弄：有的因重病的折磨而致死，有的因难产的痛苦而身亡，有的因生活的艰难和精神的重压而服毒自杀，有的因债主逼债而摔死生下刚满一个月的女儿……一幕幕惨剧令人触目惊心。总之，正如作者所概括的：“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也正如胡风在《(生死场)读后记》中所形象描绘的：“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小说在描写北方人民“对于死的挣扎”的同时，也描写了他们“对于生的坚强”。他们不甘做奴隶，进行抗租斗争。李青山和赵三组织的“镰刀会”，尽管是自发斗争，并且斗争也没成功，但是却埋下了反抗的火种，表现了农民阶级意识的觉醒。
小说的后7章，写“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寇的旗子插到了乡村，就像是“黑色的舌头”在吞卷着这块土地。受尽地主压榨的广大农民又遭受到高举“王道”招牌的侵略者的践踏、烧杀、抢掠、强奸。这残酷的现实，使人民从对比中感到，昨日的日子已够艰难，但“今日的日子还不如昨日”。于是，由于这亡国的灾难的警策，原来那些似乎浑浑噩噩生活着的愚夫愚妇们震惊觉醒了，猛然增强了民族意识，眼光由只顾自家的琐细事情，开始转向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在这个巨大转变中，老赵三是个典型的代表，“他可以代表整个的村人在进步着”。几年前，由于组织“镰刀会”失败，老赵三本己收敛了锐气，安分守己，由“一块铁”变成了“一堆泥”。而现在，民族意识觉醒了，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他逢人便讲亡国，救国，义勇军，革命军”，并积极主张“招集小伙子们，起名也叫革命军”与敌人斗，还动员自己的儿子放胆地去干。这种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情，使赵三前后判若两人，终于在全村的抗日宣誓大会上，他老泪纵横地发出了深沉的誓言：即便死了，“也要把中国的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的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是有血气的中国人的呼声，这是觉醒了的东北人民的反帝爱国的共同呼声。神圣的民族战争在奴隶们心头点燃了战斗的圣火，“蚊子似的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的为生而死了。”北方人民不甘蚊子似的被践踏而死，他们“悲壮地站在了神圣的民族战争底前线”奋起抗日。《生死场》真是“力透纸背”地表现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铁一样的战斗意志”。萧红的小说与众不同的感染力和穿透力正表现在这里。
其次，在艺术风格上，《生死场》显示了“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序言》中的这句话乃是对《生死场》艺术风格的精辟归纳。这里所说的“细致的观察”，主要是指作者对生活的观察而言。萧红像一个高明的写生画家，善于以细腻的鲜明的笔触把所描绘的生活风俗画反映出来。这里既有对北方农村自然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农民日常生活风习的叙写，这二者融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幅逼真而充满泥土气息的农村生活图景。这种图景在作品中是随处可见的。
比如作品开篇写二里半的家，对于这个极普通的农家，它的环境位置，它的菜园、高梁林，它的简陋的土屋、篱墙和门窗等，都写得井井有条，而且富于北方农户的特征。即使对于一只老山羊啃嚼榆树皮的动作，也是写得细致而真切：“山羊嘴嚼榆树皮，黏沫从山羊的胡子流延着。被刮起的这些黏沫，仿佛是胰子的泡沫，又像粗重浮游着的丝条……”这些描写不仅增加了作品浓郁的生活气息，也给后来的找羊，想杀羊而没杀，最后把羊交给赵三埋下了伏线。山羊吃榆树皮的细节描写，一开始就给读者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显示出作者观察的细致，描写的细腻。《序言》中所说的“越轨的笔致”，是指萧红以开放的眼光，探索的精神，敢于打破传统小说创作的清规戒律，敢于写他人所不敢写，敢于言他人所不敢言的别样的笔致，使她具有一种超越于或区别于其他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的独特的创作个性。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大胆泼辣、挥洒自如的笔墨刻画人物的性格，使人物显现出一种粗犷而近于野性的特征，如老王婆：也善于以女性少有的男性的雄浑的手笔描写场面，渲染出一种豪迈粗壮的气势，比如农民在抗日盟誓大会上李青山表示，宁可让脑袋挂满村子里所有的树梢，也要驱逐日寇；赵三声泪俱下地说，就是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的旗子插到坟顶”。这血与火的氛围，灵与肉的撞击，显示出一种英武之气和阳刚之美。胡风所说的“非女性的雄迈的胸襟”正是指这一点。这从一般女性作者纤细手笔的特征看，确乎 是有些“越轨”的。2、越出传统小说法则的轨道，不注意故事的编织和情节的安排，全书没有完整曲折的情节，没有一个中心事件加以贯串，也不集中描写某个人物的命运历程，而只截取一个或几个生活片断来编织故事，把17幅农村生活和斗争的画面连缀在一起，合成一组人物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生死场”上挣扎的全景略图，形成“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式结构。这种小说散文化的结构方式，与注重故事情节的传统的结构方式和五四以后以主要人物为中心细致描绘人物性格和命运变化的结构方式相比，可谓形式上的“越轨”笔致。
有评论者认为萧红的小说采用散文式的结构，与散文没有明显的界限，因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那么萧红自己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的呢?萧红曾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由此看来，萧红小说结构的“越轨”的笔致，不是无意形成，而是作家自觉追寻、探索的审美倾向。这种结构上的“越轨”笔致，在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中，体现得也较为鲜明。《呼兰河传》在风格上与《生死场》一脉相承，是她这种体裁的延续并且是她的巅峰之作。3、采用不同凡响的艺术手法。五四以后的现代小说描写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变化，多引进外国小说的艺术手法，其中心理描写是常用的手法之一。
而《生死场》并没有运用这种流行手法。它很少解剖人物的心理流程，更没有冗长的内心独自，而是通过富有特征的外部行动来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如对赵三的描写就是这样。肖像描写是一般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在肖像描写中历来的成功经验如鲁迅所说是把笔墨倾注在最能显示人物性格特点的眼睛上，即“画眼睛，勾灵魂”的手法。但在《生死场》中，萧红不注意画眼睛而注重写头发。比如写王婆，虽然也写了一句“她的眼睛是大的圆形”，但更多的时候是写她的头发。描写金枝时也经常写她那成双的辫子。萧红用王婆的头发来传神写照，玉米缨穗般的头发反映出农村妇女的懒散和倦容，鬼魂样的头发表达了王婆的心绪和胆颤，小发卷的生气更用拟人的手法直接抒发王婆的气愤和谴责。同样我们从金枝一双黑油油的辫子看到了一个端庄文静的小姑娘的容颜。这种不同凡响的艺术手法，也显示了萧红的“越轨”的笔致。4、“变形”与“陌生化”的描写语言。所谓“变形”是指“作家在构思中极大地调动想象力与创造力，以违反常规事理创造形象的方式”。而对常规语言“变形”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是：“凡是破例的、偶见的语言形式往往给人以新奇感，而新奇的表达形式往往能隐含比较丰富的信息量，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从而产生美感。”萧红没有按常规思维和语言习惯来写作，而是以一种既陌生又自然的方法去描绘她所熟悉的一切，给读者带来了一种生疏感和新鲜感，即如作者本人所说，是“非常的生疏，又非常的新鲜”。《生死场》“越轨”的笔致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一文本中的“变形”与“陌生化”的语言描写。如萧红用阴冷的语言极度的丑化人物：月英本是村上最美的女人，但最后病得眼珠变绿，牙齿变绿，瘦如灯杆，下身长满蛆虫；老王婆更是怪诞，孩子们视她如猫头鹰，眼睛大而圆的发着青，脸纹看上去发绿，经常把牙齿咬得发响。这种丑陋的形象描写迥异于一般女作家笔下的优美世界，甚至在整个文学史上都罕见。萧红以“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给文坛带来了东北大地的生和死、哀和乐，带来一派天然的神韵，带来清澈如泉的灵气。自然，由于萧红写作《生死场》时只有一年多的创作经历，她又是首次写这样的作品，虽然有丰富的生活感受和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她也熟悉自己所写的人物，但是，放在东北沦陷前后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来写，她又感到自己缺乏艺术概括的力量。她在青岛写完这本小说时，就曾向梅林谈到自己在创作中的这种难处。萧红又是个醉心表现自己的生活感受与观察的作家，她无意精心组织结构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所以作品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诚如鲁迅所说“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这短短的一句话，既赞扬了萧红在叙事写景上的长处，又婉转地点出了萧红在描写人物方面不够生动的弱点，希望萧红继续努力。鲁迅考虑到萧红不能理解他的苦心，1935年11月16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专门解释过这一段话：“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的弯曲一点。”鲁迅此语一语中的。
萧红在《生死场》中的景物描写即便不是绝佳，也细致地描写出了白山黑水的地域风貌，但是人物却驳杂单调，有失之于概念化倾向。如二里半、王婆、赵三同是爱家畜，但却是一个爱法，可以看出书中农民一个整体特性，却没有鲜明个性。此外，似乎结构也还不够完整。根据萧红的老友、老作家舒群的回忆，他曾亲眼见到过鲁迅修改过的《生死场》手稿，有修改了的错别字，也有把段落移前移后的改动，用的都是红笔，工工整整地写着漂亮的朱砂小楷。可以看出，鲁迅对萧红并不一味赞扬，他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小说的成就，另一方面又婉转地批评了萧红创作的弱点。
参考文献：
[1][9]鲁迅，致萧军、萧红[A].鲁迅全集(书信，第1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作《生死场》序[A].鲁迅全集(第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4][5]胡风，《生死场・读后记》[M]，上海光华书局，1935.
[6]聂绀弩，萧红选集・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8]骆小所，艺术语言[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
李婷(1976－ )，女，湖南省新邵县人，邵阳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程凯华(1938－ )，男，湖南省双峰县人，邵阳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