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虽然做过一些不着重经济效果的傻事――如在北京每月举办“服务日”活动等，但毕竟不是工作的全部。就整体说，我们也关心刊物的经济问题的，比如每期销数多寡之类。因为这毕竟也是信息反馈的一种，何况还关系到刊物的存在与否。今年刊物价格稍有调整，大家生怕因此影响销量，密切注视发行部门的订数。消息传来，叨天之幸，国内销数稍有下降，大体如旧，海外销数却涨了一些。
《读书》同自己的海外读者交往甚少，了解不多。海外销数增长的原因何在，我们也说不清。想来不外是由于国内奉行开放政策，海内外交往密切，世界上对中国的关心、尤其是海外同胞对祖国的感情日益增强。由于海外销数的增加，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如何为海外读者服务得更好。这是过去我们不大想到的。
《读书》杂志创办之初，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建议：使这个刊物成为一个沟通中外的窗口。几年来，我们作了一些努力，尽量使读者通过这个窗口见识一下域外的某些新见异说，来扩大自己选择的范围，增强知识的容量。但是，既然它是一个窗口，应当是可以两面看的：室内的人可以通过它看到窗外的动静，室外的人也应当通过它得知户内的种种。“交流”之义，此之谓也。从这里说，我们应当增加使窗口以外往里看的功能。
揣想起来，无论朝里朝外，有不少问题是共同的。如因近年来学者出国访问日众，我们陆续发表一些学人在海外谈书、论学、访友的札记(本期就发了肖兵、陈原、朱龙华的三篇)。这大概既可供国内读者阅读，海外读者也有兴趣。又如，如何使刊物减少废话，禁绝套话，增加“信息量”，大概也是海内外读者共同关心之事。不过，海外读者想必还有自己的兴趣和愿望，我们极愿聆取教言。海内外虽然相距万里，如蒙鸿雁传书，隔海寄言，使“产销”彼此沟通，则幸甚，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