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他和他哥哥合开一爿店。 ……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把幼小的脚伸到他跟前时，羞怯地问道:
“格斯拉先生，做靴子是不是很难的事呢?”
他回答说:“这是一种手艺。”从他的含讽带刺的红胡须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微笑。
他本人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人:脸庞黄皱皱的，头发和胡须是微红而鬈曲的，双颊和嘴角间斜挂着一些整齐的皱纹，话音很单调，喉音很重;因为皮革是一种死板板的物品，本来就有点儿僵硬和迟钝。这正是他的面孔的特征，只有他的蓝灰眼睛含蓄着朴实严肃的风度，好像在迷恋着理想。他哥哥和他很相像，所以我在早年有时要等到跟他们定好靴子的时候，才能确定他们到底谁是谁。后来我搞清楚了:如果没有说“我要问问我的兄弟”，那就是他本人；如果说了这句话，那就是他的哥哥了。
人们不可能时常到他那里去，因为他所做的靴子非常禁穿，一时穿不坏的――他好像把靴子本质缝到靴里去了。
人们走进他的店堂，不会像走进一般店铺那样怀着“请把我要买的东西拿来，让我走吧”的心情，而是心平气和地像走进教堂那样。
来客坐在那张仅有的木椅上等候着，因为他的店堂里从来没有人的。可以听到一阵喉音，以及木皮拖鞋踏在窄狭木楼梯上的踢踏声;他终于站在来客的面前，上身没有穿外衣，背有一点儿弯，腰间围着皮围裙，袖子往上卷起，眼睛眨着――像刚从靴子梦中惊醒过来，或者说，像一只在日光中受了惊动因而感到不安的猫头鹰。
于是我就说:“你好吗，格斯拉先生?你可以给我做一双俄国皮靴吗?”
他会一声不响地离开我，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或者到店堂的另一边去;这时，我就继续坐在木椅上休息，欣赏皮革的香味。不久，他回来了，细瘦多筋的手里拿着一张黄褐色皮革。他眼睛盯着皮革对我说:“多么美的一张皮啊！”等我也赞美一番以后，他就继续说:“你什么时候要?”我回答说:“啊，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就什么时候要。”于是他就说:“半个月以后，好不好?”如果答话的是他的哥哥，他就说:“我要问问我的兄弟!”
有一天，我有机会跟他谈了一件事，我忘不了那一天。我对他说:“格斯拉先生，你晓得吗?上一双在城里散步的靴子咯吱咯吱地响了。”
他看了我一下，没有做声，好像在盼望我撤回或重新考虑我的话，然后他说:
“那双靴子不该咯吱咯吱地响呀。”
“对不起，它响了。”
“你是不是在靴子还禁穿的时候把它弄湿了呢?”
“我想没有吧。”
他听了这句话以后，蹙蹙眉头，好像在搜寻对那双靴子的回忆。我提起了这件严重的事情，真觉得难过。
“把靴子送回来!”他说，“我想看一看。”
“有些靴子，”他慢慢地说，“做好的时候就是坏的。如果我不能把它修好，就不收你这双靴子的钱。”
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穿着那双因为急需才在一家大公司买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走进他的店铺。他接受了我的定货，但没拿皮革给我看；我可以意识到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他最后说:
“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连鄙视的情绪也没有，不过那里面却隐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潜在因素。我的左脚上的靴子有一处使人很不舒服；他把手伸下去，用一个手指在那块地方压了一下。
“这里疼痛吧。”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可耻!”跟着，他心里好像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所以说了一连串的挖苦话。
“他们把一切都垄断去了，”他说，“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事到如今――我很快就要失业了，生意一年年地清淡下去――过后你会明白的。”
我尽一切可能向他说明我买这双倒霉靴子时的情况，但是他的面孔和声调使我获得很深刻的印象。结果在以后几分钟里，我定了许多双靴子。这下可糟了！这些靴子比以前的格外禁穿，差不多穿了两年，我也没想起要到他那里去一趟。
后来我再去他那里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另一个人的名字了――也是个靴匠的名字，当然为王室服务的啦。他透过那副生了锈的铁架眼镜注视着我说:
“你是不是――先生?”
“啊！格斯拉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你要晓得，你的靴子实在太结实了!看，这双还很像样呢!”我把脚向他伸过去。他看了看这双靴子。
“是的，”他说，“人们好像不要结实靴子了。”
为了避开他的带责备的眼光和语调，我赶紧接着说:“你的店铺怎么啦?”
他安静地回答:“开销太大了。你要做靴子吗?”
虽然我只需要两双，我却向他定做了三双,我很快就离开了那里。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我又到他的店铺里去，我记得，我去看他的时候，心里有这样的感觉:“啊!怎么啦，我撇不开这位老人――所以我就去了!也许会看到他的哥哥呢！”
后来我去了，在店堂出现的正是他的哥哥，他正在整理一张皮革。
“啊，格斯拉先生，”我说，“你好吗?”
他走近我的跟前，盯着看我。
“我过得很好，”他慢慢地说，“但是我哥哥死掉了。”
我这才看出来，我所遇到的原来是他本人――但是多么苍老，多么消瘦啊!我以前从没听他提过他的哥哥。我吃了一惊，所以喃喃地说:“啊!我为你难过！”
“的确，”他回答说，“他是个好人，他会做好靴子；但是他死掉了。”他摸摸头顶，我猜想，他好像要表明他哥哥死的原因;他头上的头发突然变得像他的可怜哥哥的头发一样稀薄了。“他失掉了另外一间铺面，心里老是想不开。你要做靴子吗?”他把手里的皮革举起来说，“这是一张美丽的皮革。”
我定做了几双靴子。过了很久，靴子才送到――但是这几双靴子比以前的更结实，简直穿不坏。不久以后，我到国外去了一趟。
过了一年多，我才回到伦敦。我所去的第一个店铺就是我的老朋友的店铺。我离去时，他是个60岁的人，我回来时，他仿佛已经75岁了，显得衰瘦、软弱，不断地发抖。这一次，他起先真的不认识我了。
“啊!格斯拉先生，”我说，心里有些烦闷，“你做的靴子好极啦!看，我在国外时差不多一直穿着这双靴子的；连一半也没有穿坏呀，是不是?”
他细看我这双俄国皮靴，看了好久，脸上似乎恢复了镇静的气色。他把手放在我的靴面上说:
“这里还合脚吗?我记得，费了很大劲才把这双靴子做好。”
我向他确切地说明:这双靴子非常合脚。
“你要做靴子吗?”他说，“我很快就可以做好；现在我的生意很清淡。”
我回答说:“是的，我急需靴子――每种靴子都要！”
“我可以做时新的式样。你的脚恐怕长大了吧。”他非常迟缓地照我的脚形画了样子，又摸摸我的脚趾。我对这几双靴子并不存什么指望，但有一天晚上靴子送到了。我打开包裹，把四双靴子排成一排；然后，一双一双地试穿。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论在式样或尺寸上，在加工或皮革质量上，这些靴子都是他给我做过的最好的靴子。在那双城里散步穿的靴口里，我发现了他的账单，单上所开的价钱与过去的完全一样。但我吓了一跳，他从来没有在四季结账日以前把账单开来的。我飞快地跑下楼去，填好一张支票，而且马上亲自把支票寄了出去。
一个星期以后，我走过那条小街，我想该进去向他说明:他替我做的新靴子如何地合脚。但是当我走近他的店铺时，我发现他的姓氏不见了。
我走了进去，心里很不舒服。在那两间门面的店堂里――现在两间门面又合二为一了――只有一个长着英国人面孔的年轻人。
“格斯拉先生在店里吗?”我问道。
他诧异的同时讨好地看了我一眼。
“不在，先生，”他说，“不在。但是我们很乐意为您服务。我们已经把这个店铺过户过来了。毫无疑问，你已经看到隔壁门上的名字了吧。我们替上等人做靴子。”
“是的，是的，”我说，“但是格斯拉先生呢?”
“啊!”他回答说，“死掉了!”
“死掉了?但是上星期三我才收到他给我做的靴子呀!”
“啊!”他说，“真是怪事。可怜的老头儿是饿死的。”
“慈悲的上帝啊!”
“慢性饥饿，医生这样说的！你要晓得，他是这样去做活的!他想把店铺撑下去;但是除了自己以外，他不让任何人碰他的靴子。他接了一份定货后，要费好长时间去做它。顾客可不愿等待呀。结果，他失去了所有的顾客。他老坐在那里，只管做呀做呀――我愿意代他说这句话――在伦敦，没有一个可以比他做出更好的靴子！但是也得看看同业竞争呀！他从不登广告!他肯用最好的皮革，而且还要亲自做。”
“但是饿死――”
“这样说，也许有点儿夸张――但是我自己知道，他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做靴子，一直做到最后的时刻。你知道，我往往在旁边看着他。他从不让自己有吃饭的时间，店里从来不存一个便士，所有的钱都用在房租和皮革上了。他怎么能活得这么久，我也莫名其妙。他经常断炊。他是个怪人。但是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是的，”我说，“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常怀深摘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