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回族留埃学生群体自觉展开了多种形式的中阿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不仅有利地推动了中阿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为世界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对国内穆斯林的思想意识及回族社会在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长远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键词：民国；回族留埃学生；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13）01-0097-05
20世纪30年代初起，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回族新式教育的发展，回族有识之士越来越意识到革新伊斯兰教育、培养新式人才十分必要而且迫切，于是，留学教育作为回族社会里一种全新教育模式得以开始。随着一批批回族优秀知识青年走出国门远赴埃及，一次前所未有的中阿文化交流高潮渐渐兴起，这对当时乃至此后回族社会的发展均产生着莫大影响。本文拟对此展开深入探究，以期加深对中阿文化交流的认识，同时也能丰富和深化回族文化史的研究。
一、回族留埃学生群体的中阿文化交流实践
1931-1938年间，先后有六届共计33名学生到埃及留学，他们主要由明德中学、成达师范学校、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3所新式伊斯兰学校选派，分别来自云南、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四川、湖南、广东、江苏等伊斯兰文化较先进的省市。他们受教于知名学校，具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扎实的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基础，在一系列相当严格的选拔考核中能够脱颖而出，足可说明素质优秀，学识过人，是回族知识青年中的佼佼者。这些年龄相仿的回族青年，虽然来自不同的省市和学校，却具有相似的学业背景和同样优秀的学识素养，以及同样强烈的求知欲望。因此，来到埃及之后，他们很自然地结成一个志趣相投、心灵相通的群体。1933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正式批准成立中国留埃学生部。留学期问，凭借良好的个人素质和文化素养，以及爱资哈尔大学深厚的伊斯兰文化底蕴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他们充分提升和展示着自身能力和才华。与此同时，他们还以中阿文化交流积极践行者的姿态，不约而同地展开了多种形式的中阿文化交流活动。
（一）通过通信、日记汇报留学经历和见闻
派学生到埃及留学深造，这是当时回族社会的一件大事，当时，不仅回族有识之士，就连普通穆斯林群众也都在关注留学生们的活动和讯息。因此，从留学之初，留埃学生们就注意以通信、日记等形式向国内报告学习和生活情况，传达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初到埃及时，纳忠、马坚等人便与亲友及马福祥、马松亭、赵振武等国内有影响力的回族人士通信，汇报出国后的详细情形。马坚的《留埃见闻录》，详细介绍在埃及的见闻。归国前后，张怀德、庞士谦、王世清等人先后整理完成《出国日记》《法鲁克留埃学生团归国日记》《埃及九年》《埃及回忆杂写》等作品，以日记的形式对到达埃及的经过、在埃及期间的学习、生活等作了相当细致的回忆和记录，并就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教育、宗教情形进行介绍，对所就读的爱资哈尔大学作了详细的介绍。这对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对外界缺乏了解的国内穆斯林来说，可谓“久旱逢甘露”，使之开阔了视野，对国外阿拉伯世界由完全陌生到逐渐产生一些具体的认识和了解。
（二）通过时政介绍、专题评论关注并传递国内外穆斯林的发展动态
留埃青年学子自觉充当起海内外穆斯林联系和交流的使者。一方面，他们利用身在其境之便，在课余时间里以海外记者的身份调查海外穆斯林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时政新闻，随时以海外通信的方式向国内伊斯兰刊物发回报道，使国内穆斯林通过伊斯兰报刊窗口了解国外穆斯林世界…。笔者对《月华》等当时社会上影响较大的19种报刊作了统计，留埃学生发表的介绍国外穆斯林世界的文章达104篇（不包括短篇消息报道），文章作者涉及留埃学生群体中的22人，占留学人数的67%，可见，关注阿拉伯世界，沟通国内外消息是留埃学生的群体行为。这些文章有译述、撰述、时政介绍、专题评论，内容涵盖相当广泛，尤其重点介绍了阿拉伯地区的时局动态和民族状况，典型文章有《阿拉伯王朝统治下之回教》《也门政变的经过》《利查王治理之下的波斯》《叙利亚共和成立及其要职人员》《阿拉伯大同盟运动展开》等。另一方面，他们还采用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等多种文字撰写文章，积极向海外伊斯兰刊物投寄介绍有关中国和中国穆斯林的稿件，使海外伊斯兰报刊成为中国穆斯林对外宣传的窗口。例如，海维谅用乌尔都语在伊斯兰国民大学校刊上发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等3篇介绍中国政局的文章，并在《新印度报》《麦地那月报》以及锡兰回教宣传会办的英文月刊上发表了若干篇介绍伊斯兰教时事与社会情况的文章；庞士谦在开罗发表阿拉伯语文章《中国与回教》，向国外穆斯林详细介绍中国的现状及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张秉铎等人在海外报刊上翻译发表中国回教朝觐代表团的《告朝觐弟兄书》，分“普及教育”“加强与世界回民之关系”“发行刊物”“翻译古兰”“中国回教协会”“回民青年的活动”等若干部分对中国穆斯林的文化教育、团体组织等具体情况加以介绍。
由此，随着这些青年学子的笔峰，以及海内外伊斯兰报刊的登载，在中国和世界穆斯林面前开启了一扇彼此了解之门。这种借助报刊平台的信息传递方式具有短、频、快的特点，海内外穆斯林间由此实现逐步认识和了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群留埃学生在文章中不约而同地表达着增进世界穆斯林团结，加强中阿文化交流的强烈愿望。海维谅曾多次表达：“我们应该顺着世界的潮流向前进，我们应脱出习俗，开开大门，走出来，询问世界各地弟兄们的景况。”“我们应自学术上，政治上，交通上与外国同教通往来，发生关系，以便得到互助的利益，我们更应该将自己在中国所受的待遇，所站的地位，及目前的状况，用各种方法，宣告给海外的教胞；也应该时时在英，阿，印……各种文字的报纸杂志上，询问我们那些世不会面的教胞近况。”可见，关注穆斯林世界发展，沟通海内外穆斯林信息不仅是留埃学生的一种群体活动，更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为。
（三）通过中阿文互译实现对重要文化典籍的重点推介和宣传
留埃学生群体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双重熏陶，又具备扎实的中阿文语言功底。这一自身优势在其对中阿文化典籍的互译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首先，将伊斯兰教重要经典和阿拉伯文化典籍翻译为中文。一是汉译伊斯兰教根本大典《古兰经》。他们中一些人从留埃时开始，乃至在以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始终坚持不懈地从事着《古兰经》翻译工作，从卷、章、节的部分摘译，到古体、韵体、白话体不同文体的全译，一遍遍修正润色，一次次完善其稿，终其一生将精力倾注于翻译这部宏伟巨著，马坚、张秉铎、马金鹏就是典型。二是重点翻译阐述伊斯兰教教义、教理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典籍。据笔者初步统计，留埃学生翻译的此类著作《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穆信玛提》《穆士塔格》《穆罕麦斯》《麦达耶合》等十余种。三是翻译一些反映伊斯兰教历史与阿拉伯文化的重要典籍。例如，马坚译《阿拉伯简史》《阿拉伯半岛》《回教教育史》，纳忠译《伊斯兰教》《回教与阿拉伯文明》《黎明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时期》《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史》《穆罕默德传》《回教政治史》，林仲明译《回教历史教科书》《阿拉伯民族的统一》《阿拉伯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以及熊振宗译《中东回教诸国简史》，等等。四是翻译著名的阿拉伯文学作品。例如纳训翻译《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马俊武选译《一千零一夜》、翻译《哈伊·本·耶格赞的故事》《阿拉伯儿童故事》等。
其次，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之作及反映中国与中国穆斯林发展状况的相关典籍翻译为阿拉伯文。概而言之，留埃学生所翻译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之作主要有马坚译《论语》《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国格言·谚语》，刘麟瑞译《子夜》（茅盾著）、《家》《春》《秋》（巴金著）以及《西湖民间故事》《北京的传说》，马继高译《稻草人童话集》（叶圣陶著）等；与此同时，其所翻译的反映中国与中国穆斯林发展状况的相关典籍主要有马坚译《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纳忠译《三民主义》，林仲明译《中国回教概况》，纳训译《孙中山先生的生平》，定中明译《中国之光明前途》等。
上述众多中阿文译著的出现，对国内外穆斯林都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推动和促进。就国内穆斯林而言，伊斯兰教基本经典的汉译不仅有力地改变了长期以来他们对这些经典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尴尬局面，而且有利于准确了解伊斯兰教历史、把握伊斯兰教理论以及体会伊斯兰教的真谛。与此同时，阿拉伯文学作品的汉译也开阔了国内穆斯林的眼界，丰富着其精神文化生活；就国外穆斯林而言，通过对阿文版《论语》等著作的阅读，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了解，同时通过阅读《中国回教概况》等翻译成阿拉伯文的著作，可以真实了解中国及中国穆斯林的状况。留埃学生群体以中阿文互译的形式，实现了对中阿重要文化典籍的推介和宣传，同时也无形中促进了国内外穆斯林的相互了解和沟通。
（四）通过深入探究和展开撰述强化对伊斯兰教及阿拉伯历史文化的认识力度
在深入探究的基础上，他们撰写出一系列研究专著，或研究伊斯兰教理，或研究伊斯兰教历史；或对伊斯兰世界作整体探究，或对中东、埃及等地区作重点关注。如马坚著《穆罕默德的宝剑》，纳忠著《伊斯兰教的信仰》《五功与伦理》《回教诸国文化史》，王世明著《埃及独立史》，定中明著《回教黎明史》《中东地区研究》《正道朔源》，庞士谦著《伊斯兰教史》《回教法学史》《脑威四十段圣谕》《回教认识的派别》等，这些著作有利于国内穆斯林进一步加深对伊斯兰世界及伊斯兰文化的认识。
与此同时，留埃学生还注重结合中国的实际，向国外穆斯林宣传和介绍中国伊斯兰教的现状及其发展，并站在客观的角度上，积极审视和探讨中国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形成了《历史见证》《中国概观》《回教文化在中国》（定中明撰）；《中阿关系》《中国回教过去与现在》《中国与伊朗关系》《中国回教少数民族问题》（海维谅撰）以及《中国与回教》（庞士谦撰）等许多专著。而且，在撰述过程中，他们发挥懂多种语言文字的优势，注意采用中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英文等不同语种，以便于这些著作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
上述诸多研究著作的问世是留学生群体自身对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化认识深化的一种反映，更是对国内穆斯林认识伊斯兰教与伊斯兰世界的一种促进，同时还是使国外穆斯林了解中国和中国伊斯兰教的一种宣传。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在留埃学生深入探究、展开撰述的过程中，国内外穆斯林彼此了解、彼此认识的程度也在随之逐渐加强。
（五）通过亲历亲为和积极投入实践在外交和教育上的中阿交流
留埃期间，回族青年学子与阿拉伯学者、民众的文化和思想交流贯穿于学习生活中的每时每刻，甚至1942年庞士谦被任命为埃王法鲁克的东方事务顾问和爱资哈尔大学中国文化讲座讲师，专门从事中阿文化交流工作。除这些以个人形式的交往实践外，留埃学生还结成团体开展一些增进中阿交流的宣传活动。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指示下，庞士谦、马坚等28名中国留埃学生组成“中国回教朝觐团”赴麦加朝觐。他们自开罗出发，沿途向同船的各国穆斯林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屠杀中国穆斯林的暴行。抵麦加后，他们拜会了沙特国王及大臣，并与各国著名人士及学者广泛接触，在电台广播了日本飞机轰炸中国各省及回民区域和清真寺的渗况，揭露日本扶植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向世界穆斯林进行虚假宣传的阴谋，并同日本组织派遣的“华北回民朝觐团”进行针锋相对地说理斗争。事后用阿拉伯文和中文撰写了《告世界回教同胞书》，分别寄给阿拉伯各国和国内各大报刊，进一步揭露日军侵华和残杀各族穆斯林的罪行，表达中国穆斯林抗日爱国的坚定决心。这是留埃学生与阿拉伯国家开展群体交流的一次重要实践。1948年阿、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留埃学生组织并参加“中国回民援助阿拉伯圣战大同盟”，积极开展声援阿拉伯圣战的外交活动，马坚、马金鹏还当选为大同盟常务理事，负责起草《援阿大同盟宣言》和与各阿拉伯国家联络工作。这些活动使中国穆斯林与阿拉伯穆斯林之间进一步增进了了解，加强了友谊。
学成归国后，这群青年学子又凭借杰出的外交能力和语言才能长期从事着中阿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他们中有的在外交部门任大使、翻译、秘书等职，有的在学校里任阿语教师，还有的承担伊斯兰报刊编撰工作，在外交领域和文化教育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外交领域较突出的如王世明、海维谅等，王世明归国前曾为“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做过翻译，展示了较强的外交才能，回国后进入外交部工作。1939年出任中国驻吉达领事馆副领事，1946年调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秘书；海维谅1942年爱大毕业后被任命为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秘书兼翻译，他们长期工作在中阿外交领域，为中阿交流与交往倾注了毕生心血。文化教育领域较突出的如庞士谦、马坚、刘麟瑞等。庞士谦1947年返回北平，与马松亭共同创办回教经学院，并受命主编《月华》，1948年办《月华周报》并任主编，创办“月华文化服务社”，1948年，接替马松亭主持回教经学院工作，同时担任北京师范大学阿语教授；马坚归国前相继担任“中国文艺界抗战协会”驻开罗代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特约编辑、驻开罗通讯员，回国后任云南明德中学教务主任和《清真铎报》编辑，1940年开始从事《古兰经》翻译多年，期间先后在沙甸养正学校、北京大学、北平回教经学院担任阿语教员，是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的创始人；刘麟瑞1946回国，受聘于国立东方语专科学校任阿拉伯语讲师，成为该校阿拉伯语专业的奠基者，解放后长期从事阿拉伯语教学工作，曾先后担任中国埃及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叙利亚友好协会理事、伊拉克友好协会理事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委员、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多次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担任阿语翻译，因工作成绩突出被授予“中国阿拉伯语教学杰出贡献奖”。
二、留埃学生群体中阿文化交流实践的深远影响
留埃学生群体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激情与活力，凭借杰出的学识和能力以及对民族和宗教的强烈责任感，开展了如前所述的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不仅直接促进了中阿文化交流，而且对当时，乃至此后回族社会的长远发展都产生着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第一，展示了中国留学生的风采，为此后中国穆斯林与世界穆斯林的长久交往创下了良好开端。如前文所述，这群留埃学生是国内穆斯林青年中的精英，在品行、学识及能力上相当优秀，留学埃及对于他们而言如鱼得水。因此，来到海外后，在学业上，他们分外珍惜留学时光，如饥似渴地吸吮着伊斯兰世界的知识养分，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竭尽全力提升自身的学识和能力；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与海外穆斯林友好相处，言谈举止表现出良好的宗教信仰和操守；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开展海外调查、采访等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从而使海外穆斯林目睹了中国留学生朝气蓬勃、积极进取、勤学苦练、踏实肯干的特有风采。民国时期回族留埃学生群体在阿拉伯世界中树立起了良好形象。
第二，充当了中阿文化交流的先锋和楷模，加深了双方文化交流与交往的程度。中阿文化交流虽然源远流长，但此前基本停留在以个人交往为主的层面上，存在随意性和零散性缺憾。民国时期留埃学生的选派及其留埃期间的群体作为，大大推进了中阿文化交流的进程。他们一边积极向国内报告留学经历、海外见闻及时政动态，增进国内穆斯林对阿拉伯世界的感性认识；一边在海外开展深入学习与探究，强化知识储备，积蓄自身能力，并发表撰述和评论，引导海内外穆斯林增进相互间的广泛了解和理性认识，还通过对重要文化典籍的中阿文互译，实现中阿文化的相互沟通。此外，他们还身体力行，长期活跃于中阿外交和中阿语言文字交流的舞台上。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承担了中阿文化交流急先锋的角色，在民国时期中阿文化交流新高潮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是我国穆斯林青年的榜样和楷模。他们高觉悟、高水平的群体作为无疑深化了中阿文化交流的程度，使之步入一个全新阶段。
第三，丰富了世界伊斯兰文化宝库，促进了伊斯兰文明的繁荣与发展。留埃学生对伊斯兰教理论、历史与哲学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研究，《伊斯兰教的信仰》《五功与伦理》《正道朔源》《伊斯兰教史》《回教诸国文化史》《回教黎明史》《回教法学史》，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海内外穆斯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丰富着世界伊斯兰文化宝库。与此同时，留埃学生对《古兰经》、“圣训”和《穆士塔格》等阿拉伯文伊斯兰教理著作的翻译，乃至对《阿拉伯简史》《一千零一夜》等阿拉伯重要文化典籍的汉译，又是对世界伊斯兰文化宝库的一种传播。这些作品的问世及其在海内外的广泛传播，直接推动着伊斯兰文明的繁荣与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讲，留埃学生群体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伊斯兰文化的发展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四，拓展了国内穆斯林的视野，加速了其思想觉醒的步伐。前文已述，留埃学生以密切关注、深入探究、积极实践的方式亲身体验着与阿拉伯文化的交流与交往。在此过程中，他们凭着广博的学识、高度的热情以及多维的视角，以报刊、书籍传播为手段，有意识地展开对阿拉伯文化的推介与宣传，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广大国内穆斯林的信息来源，而且使其在不知不觉中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并且随着对阿拉伯国家民族革命运动了解的不断增多，国内穆斯林与处于相似地位和处境的海外穆斯林之间逐渐产生了情感共鸣，对帝国主义侵略弱小国家和民族的野心以及伊斯兰民族复兴运动的认识也逐步加深，由此开始在思想上逐渐走向觉醒，产生了爱国爱教的强烈责任感。
第五，学习借鉴先进教育模式，谱写了回族教育的新篇章。留埃期间，这群原本优秀的回族青年学生逐渐成长、成熟起来。在学习过程中，他们充分感受到埃及在教学模式、方法及内容上与国内存在明显差异，同时深切体会到这种教育模式的先进性。因此，作为这种先进教育模式的受益者，他们留学期间不仅自身增长了学识，提升了能力，锻炼了才干，而且还为国内教育模式的改革积蓄了能量，积累了经验；回国后，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长期从事阿拉伯语教学。凭着自身渊博的学识与扎实的阿拉伯语功底，他们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探索适合国内穆斯林的新的教育模式，在教学过程、课程安排以及选编教材等方面做了大量变革，由此推动国内伊斯兰教教育逐步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谱写了我国回族教育的新篇章。
特邀编辑：马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