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北京文学》是有感情的。这感情除了认为刊物办得好以外,还有对那些敬业爱岗的编辑的尊敬。大约是从2001年起,我开始向《北京文学》投稿,至今有3次在上面发表过文章。这对于一个文学爱好者(夸张点一个作家)来说,在国家知名大刊上发表过几次文章也算是荣幸。但这里我主要想说的是《北京文学》基本上对我每稿必复的态度,以及编辑对我的指导和帮助留给我的深刻印象。这些印象好像丝丝缕缕的阳光,洒在我的心坎上,留给我永久的温暖。
记得第一次投稿,我写了一篇散文《恩人》。那时,刚开始搞第一届老舍散文大奖赛,我把稿子寄出后,不久便收到了编辑的回信(没有具名,我估计是关圣力先生,因为当时他负责那块文章)。回信写满了一页文稿纸,大意是我的散文读了之后,给人的感觉很好,有很浓的文学氛围。不足之处是细节写得不够,若再充实丰盈些就好了。稿子虽然没有用,但给了我鼓励和自信。我将稿子投往他处,结果发表了,并入选了某文集。第二次投稿的是一个小小说,篇名《巷子》(这篇小小说后来也在其他刊物发表)。这篇小小说的退稿信竟是执行主编杨晓升先生写来的(估计终审已经到了他的案头,迁就一下也就可以发表)。杨先生在退稿信中说我的文笔清新,书写也不错。(手写稿)不足之处是内涵有些不够。并要我多看看《北京文学》上面的文章,多了解刊物的特色等,还有一些鼓励的话。
从此之后,我写了文章首先就投给《北京文学》。这些年来,该刊也想了许多培养业余作者,联系读者的好办法。比如在刊物里发行来稿必复的标志,举办《北京文学》书友会等等,当然我也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中篇小说《霜叶血》写成后,我把他投寄给了《北京文学》,不久便收到编辑白连春先生的来信。他在信的开始称我为朋友,然后说,小说的优点很多,缺点只有一个。作品中主人公“文革”中的故事写得较多,而这样的故事很多作家已经写过了,很难写出新意。他建议我多写一些当代题材的小说。他还告诉我,投稿顶好是短篇,最好不要超过一万字。我想他的话里面的潜台词可能是中篇大多是约稿,非著名作家或拔尖作品是很难上的。可我在当时老是写不出像样的短篇小说,何况我就是想在著名刊物上发一个中篇。他还说明,《北京文学》发表的小说,一要好看,二要有一定的深度。他还批评我的小说写得比较虚,不那么会写细节。他这样来形容小说。小说是什么呢?小说就是细节构成的历史。他的经验之谈使我获益匪浅。以后我写小说,下笔所至就经常联想到故事进程中人物可能发生的细节,就像屠户卖肉一样把些零头搭配得恰到好处。记得白连春先生最后一次回复我的中篇小说《山乡喜事》(这篇小说2007年已入选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文学作品集《乡情》),稿子邮出两个多月后他给我打来了电话,唯一这次他没有多说这篇小说的优缺点,只是语气有些失望,说这篇小说还是没有能用。此时,我可以猜想出他的心情,他也能理解我迫切地想在《北京文学》上发一个中篇的苦衷。自然,对于这样一个在文学旅途上邂逅的朋友和老师,他已经给了我许多指导和帮助,我想他该做的已经都做了。而在这样一个讲究“实际”的社会里,我除了在心灵里和言语上向他表示感谢之外,我不能给他提供什么,哪怕是一顿便餐。我只好把这份愧疚和不安藏在心里。
去年底,我又把最近写的中篇《泰山重》寄给了白连春先生。两个多月后,又接到了《北京文学》编辑部打来的电话,不是白连春先生的。我一问,是黑丰先生。他说,小说写得很从容。其中两个情节写得很好。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感情线,一条仇恨线,小说最好还要改,要把两条线连接起来。他说他也想把稿子提出来,估计(没改)提出来也没用。他说了两次莫可惜了,建议我另投他刊试试。黑丰先生还说了,一般是不回电话的,原准备把稿子寄还给我,后来想了想,还是打个电话。现在这个中篇我还没放在作家网上,我已想好了修改,待修改完毕后说不定又先投给《北京文学》。我和《北京文学》的交往,除了以上提及的编辑外,还有张颐雯先生,她也亲笔给我回过信,她说我的小说语言不错。估计还有王童先生(只是没有具名)。今年是《北京文学》创刊60周年,我把这些珍贵的记忆写出来,就是想说一说《北京文学》对广大业余作者的关心和帮助,许多业余作者从这里出发,走向辉煌的文学殿堂。如果这篇文章能够发表,我想代表广大业余作者借贵刊一角道一声对编辑的问候和感谢!特别是对白连春先生(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编辑部),祝愿白连春先生好人一生平安,幸福!最后我还想说一下我的遗憾。近十年来,尽管得到了《北京文学》编辑的指导和帮助,由于自己的才华不够,没有具备著名作家的艺术功力,虽然发表了几篇小文章,但自己觉得还是不满意,尤其是想发表一个中篇小说的心愿没有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我想,人生何尝没有遗憾,没有遗憾的人生也许是不现实的人生,不完整的人生。好在人生的路还在走,我要把这个遗憾当作一种动力,一个鞭策,争取写出更好的小说,最好是发表在我心仪已久的国家知名大刊《北京文学》上面。
责任编辑 师力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