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的死亡日记 2003年5月12日上午8时许，安徽籍老板甄长枝正在自己开的上海粮油店里做生意，这时，他接到了女儿甄峰就读的某学校班主任打来的电话，甄峰未到学校上课。听说女儿不在学校后，甄长枝感到很纳闷。学校与家之间不超过500米，甄峰是早晨6点55分离开家的，按理说早该坐在教室里了。
甄长枝放下手头的工作，立刻赶到了学校。当老师告诉他女儿确实没来上课时，甄长枝着急了。他马上通知了妻子和亲朋好友，开始找寻甄峰的下落。上午10时30分左右，在距离学校约300米的一个小河边，甄长枝发现了女儿的书包。他开始紧张起来：甄峰不是小孩子，怎么会将书包随便扔在河边呢？顿时，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了甄长枝的心头。
甄长枝立即打开书包，除了书籍、练习本、文具盒外，还意外地发现了一本甄峰的日记。打开日记本，4月28日的一篇日记使甄长枝更紧张了。甄峰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上午的阳光很好，可是我的心里总是很害怕，害怕老师骂我。在学校里，我的心里没有一次得到过安宁。到了放学回家的时候，我不敢回家，是因为老师告诉我，她已经给我的爸爸打过电话了。我走在路上曾想到过跳河，可是没敢跳。后来我又想撞死，可是刚走到一半妈妈来了。当时我很害怕，我看着妈妈的表情，我的心怦怦直跳。”
甄峰在日记中流露出了轻生的念头，令所有人都有些担忧。甄长枝报警后，开始沿着河边奔跑，找寻女儿。当时，天空中下着雨，甄长枝夫妇的心情与天空一样阴沉。为了找到女儿，甄长枝夫妇在雨幕中奔跑着。在小河附近找了两个多小时，仍不见甄峰的踪影，有人向甄长枝提出了一个他不愿意但又不得不接受的设想：甄峰是否已经跳了河？于是，甄长枝花5000元钱雇了一只打捞船。当船在河里穿梭着找寻甄峰时，甄长枝夫妇暗暗祈祷：但愿打捞人员一无所获，这样至少可以说明女儿甄峰还活在世上。
当天下午4时许，甄长枝不愿看到的事实还是残酷地摆在了众人的面前：甄峰的尸体被从河中打捞了出来。在看到女儿尸体的一刹那，甄长枝的爱人便晕倒在了河岸边，而甄长枝则趴在甄峰的尸体前，放声痛哭。当天，上海市闵行公安分局出具了居民死亡确认书，认定甄峰为溺水死亡。
傍晚，在旁人的极力安慰下，甄长枝夫妇才强忍悲痛，将湿漉漉的女儿送进了医院。
有钱却难入学
1990年元旦过后，时年23岁的甄长枝带着新婚妻子，从安徽霍邱县冯瓴乡农村踏上了到上海的寻梦旅程。尽管寻梦之路还是一片迷茫，但夫妇俩认为，只要肯吃苦，总会在上海找到一碗饭吃。
到上海后，通过熟人的介绍，甄长枝在上海郊区诸翟镇承包了60亩农田。虽然甄长枝夫妇干的是老本行，但他们认为在老家所经历的种田亏损、农民负担过重的局面在上海会有所改观。由于两人肯吃苦耐劳，当年，夫妇俩便赚了两万多元。1991年元月，随着两人爱情结晶甄峰的降生，甄长枝夫妇的挣钱热情更高了。1995年，当甄长枝获悉卖大米可以赚钱时，便将自家产的水稻及附近农户的水稻加工成大米出售。由于甄长枝所出售的大米价格公道，在短短的两年中，不但诸翟镇的一些人购买甄长枝的大米，就连上海市区的一些单位也从他这儿订货。甄长枝夫妇的生意越做越大，2000年3月，两人用所赚的钱买了两辆卡车搞货运，不久就存了近50万元。
以前，因家里穷，父母没钱供自己读书。如今有了钱，甄长枝决定让女儿接受良好的教育。然而，当甄长枝准备送女儿上学时才知道，没有上海户口的孩子不能进入上海的公立学校读书。甄长枝和老乡们聚会时了解到，大家都在为孩子不能进入上海的学校读书感到烦恼。同时，在北京、广州和武汉等一些大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要进入当地的学校同样吃了闭门羹。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想读书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到务工所在地的民工子弟学校读书，这些学校因资金和场地的原因，教学质量较差。另一条途径是孩子和父母分居，让其回到户籍所在地学校读书，远离父母的监护，孩子的学习同样让父母担忧。甄长枝实在想不通，学校是由政府出钱投资的，为何农村孩子不能进入城市的学校读书？长此以往，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不但完不成规定的9年义务教育，反而会有更高的失学率。
在甄长枝的努力下，甄峰总算进入了上海的一所公立学校。他相信，通过在上海接受良好的教育，女儿肯定能有一个灿烂的未来。可伴随着甄峰的跳河身亡，甄长枝给女儿设计的美好未来被彻底打碎了。
5月13日的上午和下午，甄峰的学校分别派老师与甄长枝进行了面谈。应该说，甄峰死亡一事，引起了学校的高度重视。但让甄长枝生气的是，出面找甄长枝谈话的既非学校校长，也非甄峰的班主任，只是学校的普通老师。来人希望甄长枝不要对外张扬女儿的死，学校可以从经济上给予一定的补偿。在他们看来，甄长枝来到上海就是为了挣钱，只要学校给甄长枝夫妇一点钱，甄长枝就不会找学校的麻烦，也不会找新闻媒体投诉了。的确，外来务工者来城市是为了挣钱，因为有了钱便能提高生活质量。但甄长枝这个外来务工者却懂得生命与尊严比金钱更重要。甄长枝当时明确告诉前来说和的老师，自己的女儿已经死了，自己要钱没有什么价值。只希望学校校长和甄峰的班主任来和自己面谈，只要学校承认在管理上有过错，向自己当面道歉，他一分钱也不会要。然而，一直等到天黑，甄长枝夫妇也没有等到校长和班主任。
5月14日下午6时，一个朋友打电话通知甄长枝，让他到诸翟镇闵北粮油办公室二楼，学校要与他协商有关其女儿死亡的事。当时，甄长枝多了一个心眼，将录音笔带在了身上，然后和弟弟等人向指定的地点赶去。在粮油公司办公室二楼，甄长枝看到除学校教导处主任等3位老师外，还有社会人员周某。周某对甄长枝说：“你要追究学校的责任，这没有多大意思。今天趁我在场，你们家长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就提出来，我手下有许多兄弟都是安徽的，男子汉有话直接说。”甄长枝看到校长不在场，却让一个社会人员与自己搭话，他感到特别气愤，但仍强忍着怒火问周：“你是代表学校还是代表个人？”周说：“你将我当朋友也行，当旁观者调解员也可以。学校压力很大，校方和我都认为应从道义上给你们经济补偿。我和校长曾交谈过，我讲的话是很有分量的。”接着，周拿出手机与校长通了几分钟的电话。周在电话中希望校长能过来，但被校长拒绝。
周继续对甄长枝说：“今天我在这儿，比10个校长在都有分量。我处理乱七八糟的事很多，我说话是有分量的。我手下的马仔很多，上海哪个角落里的黑白两道都要给我面子。只要在这件事上你给我面子，以后有什么困难，不论哪方面，包括你做生意，我都会帮你。不要说小小的诸翟镇，随便上海哪个角落，只要在社会上混的，都要给我三分面子。”学校竟然找来社会人员周某恐吓自己，甄长枝断然回绝了周某。见甄长枝并不害怕，周某只好带着3位老师离开。
回到家里，甄长枝越想越生气。学校找社会上的人与自己谈话是何用意？难道自己的女儿就这样白白地死去了吗？
女儿受到歧视
翻看着甄峰留下的近10篇日记，甄长枝夫妇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痛。甄峰在每篇日记的结尾，都写着相同的话：“找回自己的自信心，加油！”这说明，甄峰对生活和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夫妇俩认为女儿的溺水自杀，与生前在学校“享受”过的一系列不公正待遇有关！这些上海孩子所没有经历过的“特殊待遇”，使女儿的心里充满了绝望，乃至最后不得不跳河求得解脱。
甄长枝第一次知道女儿在学校受到不公正待遇是在2003年4月28日。当天下午，甄长枝接到了甄峰班主任的电话，让他到学校去谈女儿学习上的事情。甄长枝到了学校后，甄峰的班主任便对他说：“你女儿学的7门功课，经常有一门的作业不交，学习成绩也时好时坏。并且，同学们还反映甄峰身上有股怪怪的臭味。希望这能够引起你的重视，不然，明年就将你女儿送到外地民工子女班去。”甄长枝听后大惑不解，对班主任说：“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甄峰经常有一门作业不交，我回家一定会认真调查的。”在离开班主任的办公室时，甄长枝叮嘱她，不要将找自己谈话的事情告诉甄峰，以免给她造成心理上的压力。
甄峰放学回家后，甄长枝问她在学校过得怎么样，甄峰则默不作声。甄长枝接着问她每天作业都及时完成了吗，甄峰还是不说话。在甄长枝的再三追问下，甄峰突然放声痛哭：“爸爸，你不知道，每次我作业都交了。”甄长枝听后便问：“既然你每次都交了作业，为何老师说你不按时交作业？”见爸爸发问，甄峰觉得更加委屈了。甄峰含着泪水告诉甄长枝：“爸爸，我去年不小心弄坏了上海同学张洁（化名）的一支铅笔，价值两元钱。由于我当天没钱赔给她，她就让我翻倍赔她钱。我不敢将损坏张洁铅笔的事告诉你和妈妈，便从每天你给我的两元早餐费中省下5角钱还给张洁。到现在已经还了十六七元钱了，可张洁还让我继续还钱。张洁说按高利贷计算，我还欠她30多元。”张洁是甄峰所在学习小组的组长，甄峰的学习成绩不太好，张洁就认为甄峰会影响到小组的评奖，故意将她的作业本扣下，让老师以未交作业为由批评她，直至将她逼到外地民工子女班。当甄长枝问甄峰为何不将此事向班主任反映时，甄峰说自己对班主任说了，班主任也不会相信她说的话。就因为她是外地人，而张洁是上海人。考虑到一些上海人歧视外地人的事实，甄长枝理解女儿不敢将遭遇向班主任诉说的痛苦。于是，他安慰了女儿。
所谓外地班，即全班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班级。甄峰所在的四年级总共有5个班，五班就是外地班。外地班的学生收费要比本地班高得多，但在教学质量上却没有本地班好。当然，在本地班上学的外地学生，收费比外地班还高。可为了让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一些外地家长节衣缩食，也愿意出高价将孩子送到本地班。因为他们深刻体会到了在城市里谋生如果没有文化会更加艰辛的滋味，知识完全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
4月29日晚，甄长枝叮嘱甄峰的妹妹，让她陪姐姐一起，将张洁要高利贷的事情反映给班主任，并让班主任留下联系电话。4月30日下午2点半，甄峰在妹妹的陪同下，向班主任反映了受张洁歧视的事情。随后，班主任将电话号码给了甄峰。
晚上，甄长枝给甄峰的班主任打电话，希望对张洁向甄峰要钱的事认真调查。班主任在电话中答道：“你女儿的问题实在太多，一门作业经常不交，身上还有怪味道，现在又出来个借笔的事，再这样下去，肯定将她送到外地班去。”通话结束时，班主任说会对张洁索要甄峰钱的事进行调查，这让甄长枝稍稍放了心。
从后来诉诸法律后，原告代理人上海丰泽律师事务所的宋顺和律师对甄峰同学所进行的调查笔录可以看出，上海女同学张洁因甄峰弄坏铅笔便向甄峰无休止地要钱是事实。而且，张洁还经常欺侮甄峰。一位同学在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对宋律师说：“张洁在学校经常打甄峰，而且没有什么理由。有一次上课前预备铃响过后，张洁把甄峰连人带凳子推倒在地。还有就是张洁经常推一下甄峰，打一下甄峰的头，就是为了一支铅笔的事。张洁还把甄峰的作业本藏起来不交，有一次被其他同学翻出来了,同学们才知道这些事。班上大部分同学都知道张洁因铅笔向甄峰要钱的事。”而另一位同学在监护人的陪伴下说：“班里很多同学都说甄峰身上有臭味，张洁一贯对甄峰很凶。有一次放学回家时，应该是甄峰出事的前一周的星期五，张洁走在我前面，后来她停了下来，我就走了上去。这时张洁从书包里拿出一个本子说是甄峰的日记，让我和同学一起看，并大声念日记的内容。最后张洁将甄峰日记中写到她的地方都撕掉了。后来我再次碰到张洁时问她甄峰的日记本哪里去了，张洁说扔在甄峰家门口了。”同是花季少女，又都在同一个班级学习，生长在同一片蓝天下，张洁缘何要和与自己同龄的甄峰过不去呢？也许死者父亲的回答就是答案：“女儿是外地人，而张洁是本市人，她觉得欺负外地人是正常的事！”
甄峰是一个未成年人，她还不明白什么是隐私权。面对别人大声念自己的日记，知道自己的隐私被侵犯了，她当时该有多么痛苦。
法院调解，学校给付3万元
甄峰溺水身亡后，甄长枝曾将女儿在学校的情况反映给了闵行区教育局、闵行区青少年保护委员会，希望能对甄峰的死因彻底调查。5月15日，闵行区青保办便下达了调查报告结论：经公安部门的医学鉴定，甄峰同学系溺水身亡；调查组目前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和事实可以证明甄峰同学生前所在学校以及教师、学生的行为与甄峰同学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面对这样的调查结论，甄长枝很不满意。6月6日，甄长枝以甄峰溺水死亡系自杀还是他杀，死亡的具体时间和原因都不清楚为由，向上海市闵行公安分局递交了立案申请书。闵行公安分局以此案不是刑事案件为由驳回了甄长枝的立案申请，并建议他如果认为学校有过错，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为女儿讨回公道。
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甄长枝决定通过诉讼为女儿讨回公道。甄长枝找到律师，表示自己一分钱赔偿也不要，只想通过诉讼，能让某学校承认管理上的过错，并向自己进行公开赔礼道歉。律师听后建议甄长枝应该要求学校给予赔偿，这样才能说明学校应对甄峰的死亡承担责任。
2003年6月下旬，甄长枝委托律师，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将甄峰生前就读的某学校推上了被告席。要求学校赔偿甄峰死亡丧葬费、尸体打捞费、遗体冷藏费及精神损失费等共计近14万元。
2003年9月16日，闵行区人民法院七宝法庭对这起特殊死亡索赔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在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围绕学校是否对甄峰的死亡存在管理上的过错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原告代理律师宋顺和认为，因甄峰是外地学生，受同学歧视，特别是向张洁借过一支笔弄坏后，张洁凭借职权蛮横无理，对甄峰高利盘剥，肉体上打骂，精神上刺激，又私扣甄峰的作业本，这些问题非常严重；作为班主任老师明知此事，却装聋作哑，敷衍了事，并对甄峰采取了歧视性的教育方式，使甄峰同学遭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最后迫使甄峰走上了溺水死亡之路。基于以上事实，无可质疑，对甄峰同学的溺水死亡，被告某学校应承担全部责任。
而被告某学校的代理人则辩称：本案属校园外的事故，时间为甄峰同学自行上学途中；学校与甄峰同学死亡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学校对事故的处理及时、合理，已尽到应负的管理义务和责任，学校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在庭审结束后，甄长枝说自己打这场官司是无奈的决定。如果某学校对于女儿的死亡能在媒体上进行公开道歉，自己一分钱的赔偿金都不会要。另外，通过这场诉讼，可以促使学校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强管理，同时也给上海其他学校敲响警钟。在上海务工的外地家庭有近百万，而这些家庭的子女入学都很难。有的孩子虽然勉强进入了上海本地学校，除了每学期比本地学生多交2000元左右的借读费外，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本地孩子甚至是老师的歧视。
近日，在法院的调解下，原被告双方达成了协议：被告上海市闵行区某学校一次性给付原告甄长枝30000元。案件受理费4486.92元，由原被告各承担一半。
此案调解结束后，原告代理律师对记者说，这个结果就证明被告学校有管理不当之责。如果没有责任，学校是绝对不可能给付原告钱和承担诉讼费的。宋律师认为，学校管理不当的责任还表现在：对于甄峰和同学张洁之间的纠纷，老师虽进行过调查但未解决。同时，在出事那天，班主任在晨检时就发现甄峰未到校，却直到8时才通知甄峰的父亲，耽误了甄长枝寻找女儿的时间。
外来工子女入学何时不再难？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农民工因农村生活困难和征地等原因涌向城市，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各个领域的生力军。他们已经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了，因此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在城市受到良好的教育。应该由谁给这些流动人口的子女发放享受平等教育的通行证呢？城市学校的大门何时能向这些流动人口的子女敞开呢？
如今，小甄峰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多彩的世界。一朵花蕾，还未来得及绽放，就已经提前凋谢了。甄峰惟一留给父母的，是她站在油菜地里的那张笑靥如花的照片。这将成为她父母一生的珍藏，也将成为她父母一生挥之不去的痛苦回忆。甄峰跳水前究竟在想些什么，已经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甄峰已处在极端绝望之中，觉得只有死才能解除心中的烦恼。甄长枝认为，如果女儿在学校受到和上海孩子同等的待遇和重视，甄峰是绝对不会走上不归路的。
外地务工人员的孩子不能进入城市的学校读书，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失学率上升。这些失学的孩子，因没有文化，他们未来的生活质量可想而知。“缩小城市和农村之间贫富差距，首先要缩小教育上的差距。”就在千千万万的进城务工人员为子女的入学陷入万分悲哀和苦恼中时，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让他们看到了曙光。2003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中编办、公安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及劳动保障部六部委联合签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执行。该意见明确规定：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入学接受义务教育，以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进城务工就业人员流入地政府要负责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要建立完善的工作制度和机制，使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受教育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当地水平。并且，对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子女的收费要与当地的学生一致，对违规收费的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等要及时予以查处。
虽然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入学问题得到了国务院及六部委的重视，但据记者了解，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要真正进入流入地公办中小学读书，仍然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不可逾越的户籍制度，注定了外来务工人员只能成为城市的“候鸟”。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统计显示，目前，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进城务工人员有9400多万人，并且在以平均每年500万人的速度增长。农民工不断涌入城市，用自己的双手和血汗推动了城市文明发展、经济繁荣，他们也有分享城市文明的权利。
另据新华社3月23日消息：“上海统计局最新调查报告显示，上海外来就业人口已达375.09万人，在全市就业人口中的比例高达39.5%。”如果按三口之家计算，大概有几十万个孩子。只是，这些孩子能否顺利进入上海的学校并接受良好的教育？
让广大外来务工人员欣慰的是，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问题引起了两会代表的关注，也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信阳市市委书记刘怀廉建议尽快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他认为，国家应该调整现有政策，将农民工在劳动保障、社会保险、子女上学及医疗等方面的需求，纳入城市公共服务的范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徐永光在两会上说，中国青基会已专门设立了“希望工程金龙鱼农民工子女助学资金”，启动了“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青基会已经为大规模实施农民工子女助学活动做好了充分准备，希望全社会都来关心、帮助农民工子女入学。中国青基会常务副秘书长涂猛说：“没有教育公平，就没有社会平等，甚至会出现新的社会不平等。解决好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不仅是教育的问题，而且是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的迫切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