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集子里所收四十四篇小说、散文、特写，杂文、文论，选自萧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作品。他毕生集作家、记者、翻译家、编辑于一身，成绩斐然，说得上是中国文坛上的多面手。
一、小说
1．《蚕》(1933)：是萧乾的成名作。发表后，“绝顶聪明的小姐” (沈从文语)林徽音将萧乾请到她那间有名的“客厅”，鼓励这个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三年级的青年：“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萧乾的短篇小说大部分是在大学时期写的，他成了京派作家后起之秀。
2．《邮票》(1934)：这篇小说刊载在《大公报・文艺》上。巴金适在北京，他认真地读了，并予以肯定，称誉了那句：“我不小。你看，我也哭了。”萧乾颇受鼓舞，几十年后记忆犹新。巴金和萧乾是1933年9月在燕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夏云(斧心)家结识的，当时巴金在那里小住，创作短篇小说。
3，《俘虏》(1934)：萧乾曾对文洁若说：“《俘虏》的背景是香饵胡同。”文洁若在祖父所购府学胡同尔北的北剪子巷桃条胡同，一座四合院住了二十年，对香饵胡同那一大片草坪很熟悉。萧乾告诉老伴儿，一天晚上。他听见胡同里颤颤的寻猫声，十分哀切，顿生灵感。遂将这个短篇一气呵成。
4．《篱下》(1934)：此作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描写孩子的悲哀，用童稚的目光映现社会人生。
5．《珍珠米》(1944)：充满了异国情凋。叙述“我”在从伦敦返回剑桥的火车上，遇到一个浪荡少女琼恩。和这英国女孩厮混的结果，受房东太太之托买来的珍珠米“粒粒出了壳”。笔触轻快明丽。作者在英伦春风得意，早年的抑郁已荡然无存。
6．《道旁》(1936)：是作者刻意设计的一个富于象征意义之作。执笔之前，他曾在自己主编的《大公报・文艺》上，以编者的名义就“出路”问题与几位读者笔谈。他规劝朋友们忘记自己的小天地，着眼于民族的前景。沈从文是最早把萧乾引上文艺道路的人。在巴金的影响下，萧乾拓宽了视野，从此“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矢志不渝。
7．《梦之谷》(节选，1937-1938)：这是萧乾唯一的长篇小说。此作还有个“尾声”。1986年12月，萧乾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任 1986至1987年度黄林秀莲访问学人，文洁若偕同前往。转年2月，访问粤闽六城市(广州、汕头、漳州、厦门、泉州、福州)。来到汕头时，适值大年三十。文洁若听来访的年轻记者小蔡说，《梦之谷》的女主人公盈姑娘的原型仍健在，离他们下榻的宾馆不远。文问老伴儿，要不要去看望一下昔日情人。他说：“我在英国结交的文友亚瑟・魏礼是个汉学家。他译过我国唐诗，为此，获得了女王的嘉奖。他曾告诉我，他不愿意来中国，因为想在心目中永远保持唐代中国的形象，生怕让铁路和烟囱把这形象破坏掉。我也巴不得终身在心目中保持当年那个大眼睛的盈姑娘的形象，所以不想见面。”
当天晚上，文洁若在小蔡陪同下，隐姓埋名去探望萧曙雯，并写了一篇《梦之谷中的奇遇》，刊登在《羊城晚报》上。萧乾奋笔直书，为改善这位退休小学教员的居住条件呼吁。 1998年10月20日，萧乾的忘年交《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到北京医院的病房来探望他，说刚从汕头回来。他到萧曙雯目前住的一室―厅的套房去拜访过她，还跟她合影留念。房子是经过萧乾的呼吁，在汕头市政府关怀下分配给她的。虽然简陋，仿医生的六十开外的儿子毕竟能跟老母住在一起，照看她了。萧乾的好友住在漳州的归侨陈布伦也带着厚礼专程到汕头去看望过萧曙雯，还寄来了照片。进入新世纪，萧曙雯、陈布伦二位已先后驾鹤西去。
二、散文
1．《小树叶》(1934)：是 1934年秋萧乾以女学生因参加爱国游行而被军警殴伤为题材所写的散文，可以配合“一二・九”运动，故发表在1935年12月30日的《大公报・文艺》上。
1935年“一二・九”的次日，萧乾由天津赶回北平，到王树藏正就读的一家高中去看望她，这之后，他给她起名“小树叶”。她是抗日救国的积极分子，因参加游行被打伤，躺在宿舍的床上，头上缠满了绷带，渗出血迹。但她讲得更多的是游行的声势浩大以及对反动派的愤慨。
2．《破车上》(1937)：作者用有象征意义的手法来抒发自己的苦闷和对时局的感触。“‘中国简直就是辆破车……’身边那个人猛然堵着我的嘴。‘不许说。车破，它可走得动艰难的路。出毛病，等会就修好。反正得走，它不瘫倒，这才是中国。”’这段话显示出作者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3．《雁荡行》(1937)：这是作者惟一的游记。香港的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写道，萧乾的散文“畅而美。富于想象，语汇清新。描写生动。在30年代兴起的新作家中，论才华仅有何其芳与他并比。以游记来说，读了他的《雁荡行》，郁达夫的山水记游更黯然失色了”。
4．《我爱芒市》(1939》作者用白描手法刻画了一座离缅甸边界仅八十八公里、人口六干产的傣族小镇。请看他对云彩的描述“而飘在瘦长的金浮屠上，是边境特有的云彩，白得像雪，团团也像雪；有时如一只只逗急了的狼猫，张牙舞爪地跳将起来，不依不饶；有时又如一群驯顺的绵羊，但没有牧者，垂了头，在咀嚼那片蓝宝石的天空。”
5．《在洋山洋水面前》 (1982)：原是《海外行踪》一书的代序。文中，作者闲这样一段话来表白了自己的心迹：“游子的心是飘荡在空中的风筝，它可以飞得很远，很远，然而总是紧紧系在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上。正因为这样，浪迹海外的旅人不仅常常从洋山洋水联想到本国的景物，更无法抑制的，是从国外的事物联想到本国。看到好的，他恨不得立刻把它带回国去；看见不好的，总希望家里能以幸免。一个驻在国外的记者，心情就更是这样。”
6．《负笈剑桥》(1984)：1984年9月，萧乾应英国汉学家协会邀请，赴英国布里斯托市参加年会，并做讲演。文洁若陪同前往。他当年的导师乔治・瑞兰兹已届八十高龄，仍兼任剑桥艺术剧院院长。他邀请萧乾重返母校，和昔日高足畅谈了一个下午，并留萧、文在萧风华正茂时作为王家学院英文系研究生度过两年的那幢楼里下榻。四十多年前萧乾住过的那套房子，因结构奸，随时维修，完整如初。由于目前的主人外出，所以只从紧闭着的门外看了看。不过，每套房子的构造都差不多。尤其令人羡慕的是宽敞舒适、光线充足的书房。写至此，编者蓦地想到，萧乾旅英七载回国后，决定终老大陆，绝对是明智之举。在《未带地图的旅人――生活回忆录》中，他提到，1946年南京当局想借调他去伦敦，接替叶公超的文化专员职务。他断然拒绝了。1948年夏，剑桥大学函聘教书，他复函回绝。1949年3月，剑桥大学派何伦教授来港，力促他赴英任教，他坚决谢绝。开于当年8月乘“华安”轮回北平。80年代以来，他配合“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一南一北，不遗余力地倡导说真话。他未能像巴老那样进入新世纪，却不断地有出版社推出他的集子。萧乾的一位老友的女儿、中新社记者王辛在《萧乾，永远的旅人》一文中写道“先生的晚年是幸福的。他的最新文集――320万字的《萧乾文集》，其中有一半以上是他近二十年重举如椽之笔写下的。正如评论家所言，萧乾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他一生多方面的成就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他人无法取代的地位。”(《中国新闻》1999年2月24日)
萧乾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后半生，却对当初执意回归祖国的抉择，从不言悔。他没写过一句媚俗的文字，肯掏钱购买他的作品的读者，应该说是跟他一样关心民族前途的人。八十年代萧乾一次次地谢绝搬进部长楼，跟四十年代不肯去剑桥一样执著。他对家人说，一旦住进有围墙、有门岗的高级套房，在真皮沙发上一坐，就没有资格替老百姓说活了。他愿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三、特写
这部集子特写的十四篇特写中，影响最深远的是《鲁西流民图》(1935―1936)这组由《鲁西难民》，《大明湖畔啼哭声》、《宿羊山麓之哀鸿》、《从衰州到济宁》四部分构成的万言书。萧乾逝世后，有人给文洁若寄来了程荣华所写的《邳州人民怀念萧乾》(《新华日报》1999年4月16日周末版)，她立即把此文收入萧乾纪念文集《微笑着离去》。
该文最后一段是：萧乾离我们而去了，但他一笔笔细致刻画的《鲁西流民图》永留人间，深深地印在邳州人民的心田里。它是我们和后人认识旧中国天灾人祸的一份不可多得的教材。”
1998年夏季闹特大洪灾时，萧乾正住院，他主动捐献了半个月的工资(八百人民币)。
萧乾是二战期间最早采访西欧战场的记者，又是其中惟一在大陆落叶归根的。这里选了五篇战地通讯(《由伦敦到法兰克福》、《纽伦堡访狱》、《仆仆风尘到慕尼黑》、《阿可尔卑斯雪岭》、《从德奥沿意瑞边境到巴黎》，两篇战后写的通讯(《瑞士之行――一个中立国的启示》、《纽伦堡审战犯》)，以及为了配合抗战胜利五十周年而于1995年执笔的《力挽狂澜丘吉尔》和《顶天立地戴高乐》。萧乾去世后，《人民日报》刊载了《萧乾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一文，关于这些通讯，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萧乾同志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记者、翻译家。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写，以满怀正义的激情和锋利的笔触，愤怒控诉德国法西斯的暴行，热情讴歌欧洲人民同法西斯战争的光辉业绩，极大地鼓舞了正在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军民。”(《人民日报》，1999年2月25日)
四、杂文、文论
萧乾是1946年从英国回来后，才着手写杂文的，统共写了二十来篇，见好就收，新中国成立后，不敢再发挥了。1948年由观察社出版的《红毛长谈》中，收入了他的绝大部分杂文。他假托出自拉脱维亚商人“塔塔木林”之手，借这批杂文揭露抨击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现实社会。笔者手头有一篇《老舍与萧乾的比较》，是日本女汉学家杉野元子于1997年3月26日到北京医院病房来探视萧乾时交给他的。杉原认为，老舍的《猫城记》受了英国讽刺作家斯威夫特的影响，萧乾的《红毛长谈》则受了菲尔丁的影响。这两位作家，前者是满族，后者是蒙族，都曾在伦敦东方学院执敦，回国后分别写了针砭时弊的警世之作。杉原是老舍研究家，由于老舍对自己的思想剖析得不多，而萧乾在进入新时期后，写了不少回忆录和反思的文章，她只好借着分析萧乾的心路历程来揣摩老舍的心理活动。
这部集子是文洁若和黄友文合编的。他是文洁若的大舅父万勉之的外孙。万勉之的夫人李淑兰和梁启超的正夫人李惠仙则是姑表亲，李淑兰称梁启超作四姑爹。如果家里只剩下一个奔八十的老人，就只能算是“旅宿”了。多亏有黄友文这样爱好文艺的热心亲属，萧乾的遗著才得以络绎不绝地问世，谨在此表示谢忱。
2004年7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