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侠：著名海外作家 李 晔：纽约州立石溪大学中文教师李：首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邀请，来纽约州立石溪大学作演讲。我们学校有不少华裔学生，其中也有一些文学爱好者，相信您的演讲会对他们是一种鼓励。在演讲中您提到您当年出国时，欧洲华文文学处于荒漠状态。作为一名在欧洲孤军奋战的作家，您的作品能够赢得海内外各方的共同认同与肯定，您能谈谈成功的经验在哪里？赵：谈不到什么成功的经验了。我写作能有点成绩，能被大家承认当然是很幸运。我想这最主要的是我对文学的发自内心的爱，以诚恳的态度去写作。这绝对是重要的。我不去故意美化、拔高什么，或是夸大丑恶的东西去讨好读者。我认为一个作家真诚最重要。好的作品一定是诚恳的作品，是作者真的从他自己感情中发出的作品，这个作品是他身心里真正的痛苦与真正的快乐。比如曹雪芹写《红楼梦》，《红楼梦》表现的悲欢离合就是他生命的本身。作者要完全投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比如我写《赛金花》时一两年都不太去见人，睡觉想的都是小说里的人，上街想的也是小说里的人，好像就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那时做梦常常梦见一群人坐在客厅里说话，都是小说里的人，醒来以后才发现不是真的。我认为一个作家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写作，不要为了迎合读者去编故事。李：在您的作品中，您个人最满意的是哪一部？是不是您得了大奖的长篇小说《我们的歌》?与《赛金花》相比，您更满意哪一部？赵：我比较满意的还是《赛金花》，当然《我们的歌》是读者最多的，最被读者记得的。你看今天来演讲，碰到你们学校的那位教授和他太太，就对我提到《我们的歌》，那位太太还能记住小说中的话。我的律师、医生，甚至在法国旅游碰到的游客，都是《我们的歌》的读者，他们都向我谈起这部作品对他们的影响。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年回大陆，在南方的一个城市碰到当地的一位文化局长对我说的话。我到的前一夜，他翻箱倒柜都没睡觉，就在找他从前的日记。《我们的歌》是1983年出的大陆版。他当时正在谈恋爱，那本书曾非常感动他，也感动他的女朋友，两人都看这书，因这书而接近，他们都为书中人物的真挚感情所感动。但两人因家庭反对，还是分开了，可是他的日记却还保留着。这个故事真让我极感动。《我们的歌》第一次在台湾登载时，影响也很大。这部长篇小说在《中央日报》连载了一年半。一般小说连载也只半年，对这部小说是破了例。他们说，自从登了《我们的歌》, 这报纸经常丢，一些人看了这报就偷走了，或是把那一块挖下来了。这部小说确实很受读者欢迎。因着这部书的出版，青年人才对我这么认同。许多人都说我把海外华人，炎黄后裔的真正苦闷写出来了。我们的真正的苦闷并不全是求学不容易，生活不容易，找女朋友不容易等个人生活的苦恼，那种真正的苦闷是一种民族归属感的失落，一种报国无门的苦闷。李：您说的这种漂泊海外的中国人的真正的苦闷是否是找不到自己生活的位置，生活在国外却又融不进这个社会的感觉？赵：是的。感觉人家根本不需要你，起码在欧洲是这样的。欧洲人与外国人之间界线划得很清，他是他，你是你。感觉上，不管你生活得如何，你始终是个外国人。像我先生是个流体力学专家，自己还有一个顾问公司，给人家作顾问工作。我们生活过得不错，我一度还用佣人，但也只是两个人默默地过日子，生活是孤独的。那时我住在苏黎世，就是买瓶中国酱油，还要写信到日内瓦去邮购。当时的欧洲，中国人极少，我们的朋友大多数是外国人。但朋友交到某一阶段就不能进一步，西方人与我们东方人的观念和文化还是不同。不过，在美国就感觉不一样。我现在已是美国公民，昨天去参加总统竞选的投票，记者还采访了我，我很感慨地说，美国真是个移民社会，有容乃大。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一些州有华裔议员，华裔参政的例子不在少数。可以这么说，在欧洲的华人，特别是几十年前的华人，体会漂泊感是最深刻的了。那是一种安身不能立命的感觉。很多海外知识分子为什么这么认同这部小说，因为写出了他们的心声。这部小说在海外华人社会影响极大。虽然如此，但我回过头来看这部小说，觉得写作技巧不够纯熟。那时只是很有激情，一片激情。李：那您是否觉得在技巧的纯熟方面，《赛金花》要更胜一筹？赵：《赛金花》比那部好，《赛纳河畔》也比那部好。《赛纳河畔》是留学生文学之后，较早的有大陆人作为主人公的作品。时代已经变了，大陆的门开了，这时小说中再没有大陆人就不真实了。
80年代以后，欧洲华人的状况也有所改变，一方面是中国人越来越多了，另一方面是出国不受那么多限制了，起码在台湾方面是这样。许多留学生暑假就回国探亲，所以乡愁也不那么浓郁了。于是，我决定改换题材，动笔写《赛金花》, 从女性文学的角度写这个历史人物。写赛金花的作品很多，大多把她写成贪婪、淫荡的女人，因她本身的妓女身份就让人瞧不起。但我说难听一点，假如没有男人来找妓女，妓女能存在吗？而且她不是因为家里穷，一家子把一个女孩子当礼物去卖掉，她能做妓女吗？我是从一个女性的地位来看这一人物，特别是看了她的传记，我大吃一惊，原来她还是一位母亲，还有两个孩子，他丈夫死了，她被赶出去，孩子却被留下来。你想想，作为一个女人，她是怎样忍受的？对于女性问题，我历来就有思考。到现在为止，最能打动我的小说仍然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还有托尔斯泰的《安娜. 卡列尼娜》。写女人追求爱情的那种无奈，对生命的无奈。马丹. 包法利 和安娜. 卡列尼娜的悲剧是她们那个时代的，今天女权那么高涨，但一个真的对感情很执著的女性会遭遇同样的问题。问题可能不像她们那时那样来自社会，而是来自人的本身，同样是无奈。枷锁是人性永远有的。
《赛纳河畔》和《赛金花》都得到评论界较高的评价。但我觉得当时多少有些赶工，写得不够精致。我还是那句话，我最满意的作品到现在还没有写出来。现在到了我这个岁数，一生经历的也很多，对人生有了更多的领悟。要是我今天再写什么的话，我要写对于人生命本体的解剖，生命到底是什么。现在我倾向于写精致的短篇。但是很困扰我的是我的创作的火总是兴旺不起来。这是令我满痛苦的一件事。我觉得可能是我从前那些年――你不知我那些年过得是多么辛苦，怎么样写了那么多本书出来，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写出来的，那时拉得太紧了，像一个猴皮筋儿，拉得太紧就回不去了，现在就有很强的怠倦感。我现在尽量让自己放松，让我慢慢恢复，我还是要写作。说老实话，我要是不写作，也不愉快。我希望能克服这种怠倦感，现在我把写传记《史怀哲》作为我的暖身运动。李：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由来已久，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徐志摩、苏雪林等人的作品，到六十年代的美国留学生文学，及至后来以您为代表的欧洲华文文学，您能否谈谈这几个阶段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的不同？赵：我觉得徐志摩那一代的唯美主义、浪漫主义等等都很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但他们写的不是西方的中国人的生活，他们的作品中没有漂泊、孤绝感。他们不流浪，他们回国有很好的前途。国内的清华等名校都为他们准备了极好的房子。那时大学教授薪水好像可到300大洋一个月，而雇一个佣人才五六块大洋。60年代出国的留学生，学完了一般都不愿回去。那时大陆的门是关着的。在台湾一个留学生回去，哪儿放你呀？最主要的是那时出国太难了，而人们发了疯地要出国。所以大多数人出了国想方设法要留下来。留学生文学主要写在国外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所写的题材已与徐志摩时代不一样了。李：前面您提到您的作品在讨论海外华人的民族归宿感，这也是您的作品与留学生文学的不同吧？赵：可以这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精神上的祖国，并不只因生活的困难带来苦恼。于是我在讨论精神上的依归这个问题。汕头大学一位教授曾评论说，《我们的歌》的出版标志着留学生文学的结束。以后就改称海外华文文学。李：前面您讲到，相对于美国来讲，欧洲是比较封闭的，打入主流社会应该较美国华人打入主流难得多。您是如何使您的作品得到主流社会认可的？赵：我的书翻成德文一出版，就令西方人比较吃惊，知道瑞士原来有这么一位华人作家。一个月之内，我就看到了四篇书评。西方人觉得吃惊的是华人到了这么高度物质文明的国度怎么会不满意？他们无法理解那种孤绝感。但在文学上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第一本《梦痕》比较看好，所以便出了第二本《翡翠戒指》。瑞士、德国的很多写作团体接受我为会员，而且请我去演讲。我在德国、奥地利、瑞士作巡回演讲。西方国家的习惯，如果一个作家被看好，出版商便像经理人一样，给安排日子，到处让你去演讲。演讲完了，签名售书。巡回演讲的过程，真的很孤单，在奥地利演讲时，火车在山里开，这一站有人送，那一站有人接，接送的人我全不认识。当地的文化人士请吃饭，安顿好了，便在挺大的厅作演讲，演讲还是售票的，听众全是西方人。演讲完，便签名售书。整个过程只我一个中国人。结束后，在当地游览一下，又去下一站。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年。李：您长期生活在西方，但是感觉上您的作品受中国传统文学影响很深。《西窗一夜雨》应是出自李商隐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赛金花》中的描写很令人想到《红楼梦》中的描写。赵：假如是受那种影响很可能，但我自己都不觉得。李：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吗？赵：可能。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我读得非常多，非常爱中国的古典诗词，觉得是最美的文学。《红楼梦》也不知看了多少次了。无意之中可能受了影响。李：我觉得您的作品很有意境，但语言却浅显，不愿因为语言与读者隔绝起来。同时您又注意语言的艺术性，似乎您一直在努力把握二者的平衡。赵：你说得非常对。我一直在找这种平衡。我认为作者写文章的需要是要和读者接近。作者写文章不是为表现自己，而是一种倾诉，一种感情的倾诉。这种倾诉谁来接受？是读者。读者领受了作者的感情，心有灵犀一点通，变成了自己的感情了。一个作家如果得到这种心灵的回响，便是最大的安慰与成功。我觉得我不必在文字上太雕琢，故意让人看不懂，才显得自己深奥。但另一方面粗枝大叶的大白话也是我不赞成的，那不像文学。文学是艺术。但文学不能像绣花式的，那太工笔化。文学是一种文字的写意。李：当今的文学作品中，描写迷乱的爱情似乎成为一种时尚。有的作家甚至认为文学就是要描写一种变态情结，以为这才是揭示人性。您的长篇小说《赛金花》中的主人公是一代名妓，而小说在性描写上却非常的含蓄。您对性描写与揭示人性这个问题怎么看？赵：人与动物不同，人最主要的还是灵魂。假如人没有灵魂，一男一女便发生关系，这不成了嫖客与妓女的关系？两人因相爱而发生性关系，先是有心理的，才有形体的。心理描写够了，很自然地，形态不必描写那么过火。文学还是要有点含蓄之美吧？我不是道学观念的人。我觉得那种露骨描写把文学之美都破坏了，不必要。李：这又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好像有些作家是为讨好读者，找卖点才这么做。赵：这就是开头我强调的，一个作家一定要诚恳，写自己心灵的声音。我很赞成巴金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好的文学是发挥人性的，坏的文学是毁灭人性的。文学还是应该向善的，即或是暴露罪恶，暴露黑暗，也是希望世界变得更美好。我可能是比较走传统路线的。李：您的经历是很不一般的，您在大陆、台湾、欧洲、美国都生活过，您可否将这几地作比较。赵：是啊，我一辈子漂泊。我常跟朋友说，这世界上，有三个地方我愿意住，一个是纽约。我不见得喜欢美国的每一个地方，但我特别喜欢纽约，纽约市的街道会令我想到中国的某个街道。在纽约可以得到西方式的物质文明，西方式的自由，可是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文化。在欧洲生活我非常大的痛苦就是与中华文化离得太远。但我喜欢苏黎世的风光，这是另一个我喜欢的城市。另外就是北京。我生长在北京，六岁才离开。小时妈妈带我去中山公园，听戏，我还记得。现在去了天坛，还有亲切感。童年时很多美好的记忆都在那里。李：您祖籍是东北吧？您能谈谈您跟东北的渊源吗？赵：我是在北京出生的。但父母都生长在东北。曾祖一辈就在东北。我母亲是旗人。我三岁时爸爸、妈妈带我回去探亲，但记不真切了。1982年，大陆刚刚开放不久，我和最小的一个妹妹去了东北老家。我从瑞士飞过来，妹妹从纽约赶来，我们在机场见面，由一个堂兄带我们去东北。那堂兄我们从来没见过。我们是在1981年才和国内的亲戚联系上的。我父亲知道了，那时他是台湾的立法委员，他按捺不住，总提到家乡。我和妹妹也不知家乡什么样，十分好奇。到了东北，看到文革后的老家，实在吃惊怎么那么穷。爷爷曾经在哈尔滨是成功的商人，很有钱，但这后来使叔叔、伯伯都被批斗，吃够了苦，好在爷爷死得早。这次回乡，当地县长陪我们看了我们原来的家，原来的家被17家人分着住了。我第一次回乡的经历都写在了《故土与家园》这本书中。1986年，中国作协请我，东北的作家协会听说我回来了，也希望我回故乡看看。1988年，东北三省的几个机构联合请我回去。后来我又回去好几次。后来回去吃惊的是东北变化之大。李：我看过您写的《东北文坛三老之间的恩恩怨怨》一文，写到素不往来的老作家萧军、骆宾基和端木蕻良因您的到来还合了一张影。感到东北的老作家对您满亲的。赵：对我好得很，当成同乡后辈，而且提携后辈，很认我这个同乡，我对他们满感激的。李：您近期还有回大陆的打算吗？赵：后年，海外华人妇女作家协会将在上海召开大会，我可能会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