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水在一只干瘪的下巴上晶莹地闪烁着。 一位老人感觉到了它的分量，伸出虬痕斑驳的手，仿佛从砂砾中寻到一粒玛瑙，轻轻捋下水滴，小心翼翼地捧起来，送到自己的唇边。
关于水，这是我记得最为细致的细节。记得她的地方，是在新滩，那是三峡中最险要之所在。老人就坐在石阶上。
去过多少次三峡，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主要是不愿意一一细想，总觉得只须记住那份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大江大水就够了。譬如我们每天睁开眼睛都要面对的许多日常世俗，有多少是能长久地留在心里而永世不忘哩！
小时候听大人们讲一位乡村秀才到一家店铺里吃饭，要了一碗面条，又要了一碗米饭，接下来又要了一碗面条和一碗米饭，如此一共要了三碗面条和三碗米饭，到头来他只给一碗面条和一碗米饭的钱。伙计扳着手指算账，说他吃了一碗面条、一碗米饭、一碗面条、一碗米饭……秀才则反复说，我是吃了一碗面条、一碗米饭，你自己也是这样说的呀！一场小小官司打到县衙，县官怎么听也认为秀才只叫了一碗面条和一碗米饭。我不是学秀才巧舌如簧，然而，是否记得去过三峡的次数真的不重要。那些一辈子活在三峡里，从没有离开过的人，难道可以说他们只到过一次三峡吗？
所以，一个人除了永生与某个地域相生相守外，在不得不有来有去的时候，重要的是对这一类与灵魂有约的事物刻骨铭心。
或是逆水行舟，或是顺流而下，这是一般人去三峡惯用的方式。最初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尝试的，后来，之所以弃舟楫而登陆，行走在陡峭的大江两岸，就在于我见到了这位将自身挂在陡峭江岸上的老人，以及这样一滴挂在宛如用江中礁石刻成的下巴上的净水。老人双肩上的背篓里装满了许多故事，有她自己的，也有别人的，还有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只属于眼际里惟一的峡江和数不清高山大岭中的苦乐情殇。行走在数不清有多少破碎的山路上，数不清遇见过多少如此背在女人肩上的背篓。
2001年春天，在长江最大的支流清江边的长阳县，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送书下乡活动，一位小学女生送给我一只被编结成旅游纪念品的小小背篓。在伸手接过的那一刻，我的眼睛突然模糊了。我想起 1997年元旦过后不久，在三峡一带行走，听到和看到的一只只背篓，和那些背着背篓的女人。
背篓之于三峡中的女人，是秀目，是玉乳，是美臀，出门时双肩不负背篓的女人是不完整的。女人肩上的背篓，是人在这样的山水之间得以养育与繁衍的子宫。无论如何来看，在表面，这一江两岸亘古不变的背篓仿佛是山里女人肌体一部分。就像那位坐在石阶上的老人，人坐在第一级，背篓垫在第二级，同时靠着第三级。不管外来者如何看，她自己分明是在享受着一分人生的惬意。
与空荡荡背篓相依相偎的老人，不错过一滴净水的老人，在江边，当然会有自己的追忆。她将过去的一切从山上背下来，又将一切的过去从江边背回去。毋须多问，从一滴水里就能知晓，老人年轻时同所有女子一样，嫁到别人家，满三朝的那天早上，就得背上背篓，从高高的山上下来背一桶江水回家，如此多日，直到练就了一滴不漏的功夫，才算得上是婆婆的媳妇，丈夫的女人。那时候的新娘子才敢在丈夫面前笑一笑，再放心大胆地在丈夫的怀里做一回真正的女人。
只有走在那破碎的山路上，才晓得紧邻长江的这些大山是如此地害怕干旱。
有一天，一位女子背着水走到一处山崖下，忽然闻听到头顶上有一群家畜在吼叫。女人晓得那些畜生闻到了水的气味，不敢往上爬，等了许久，畜生们不但不肯离开，最渴的一头牛等不及了，竟然一头闯下崖，摔死在女人面前。天要黑了，女人开始哭泣着往这必须之路上爬，她明白接下来会是何种局面。刚刚露头，家畜们就冲上来将她扑倒，背篓里的江水全都泼在岩石上。牛们、羊们和猪们，拼命地将自己的长嘴巴贴上去，吸啊吸，舔啊舔，舌头磨破了，岩石上变得血红一片也不见它们有片刻歇息。
又有一天，一位刚刚出嫁的女子，从那高高的山上急匆匆地下来了。见到江水，女子忙不迭地将焦黄的脸洗成让男人见了心爱心疼的嫩红，又用梳子蘸着江水将蓬乱的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将全家的饥渴背在肩上的女子，从早上下山，天近黄昏时才到家门，她一高兴，忍不住叫了一声。她没说我回来了，而是说水回来了。那一刻，她放松了警觉，也是因为太累，不太高的门槛突然升起来许多，脚下一绊，一路没有泼过一滴的水顿时没了，泼在地上，青烟一冒，转眼之间就只有门前青石板的低凹处还有一点水的残骸。看着一家老小趴在青石板上舔那积水的样子，女子一声不吭地拿上一根绳子，将自己吊死在屋后的树林里。
后来的一个五月天，我独自一人再次来到这一带时，连接江水与陆地的石阶上仍然有背着背篓的老少女人在攀行，我没有找到那颗挂在老人下巴上的水滴，却看到了更多如水一般的汗珠密布在女人的前额上，不时地，女人伸手抹下一把，重重地摔在石阶上。一阵叭叭的响传来，那是江水上涨时拍拍打打的声音。那天黄昏，我突然走向无人的水湾，将自己脱得精光，在冰凉的江水中狠狠地游了一通。我以为，不如此就无法牢记一滴水有多苦。
选自《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