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面对美丽生动的客观外物或优秀的艺术作品时，我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融身其中，找到情感的契合点，从而获得难以言传的审美愉悦。这种超越具体现实功利目的的审美体验，在魏晋六朝的文论中体现为“游心”、“寓目”、“畅神”等观点，而这一思想的形成与道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游心”、“寓目”论
道家认为，主体在虚静恬淡的心境下可以逍遥自在地游心于道的大和境界，当游心于此种天人和谐的境界时即可获得身心的愉悦，庄子把这种愉悦称为“天乐”、“至乐”。《庄子・天道》云：“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成玄英疏：“俯同尘俗，且适人世之欢；仰合自然，方欣天道之乐也。”可见“天乐”是主体游心于宇宙生命之中所获得的快乐，它不是某种功利愿望实现后的快乐，而是心与道通，不涉及任何俗事杂念的愉悦。这看起来似乎很玄虚，但它却接触到了超功利审美体验的实质。“游”是道家重要的审美范畴，在《庄子・田子方》中即明确指出了游心于道即可获得“至乐”之境：
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孔子曰：“何谓邪？”曰：“……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记而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
道家思想的核心就在于摆脱人为的约束而实现主体对宇宙、人生的逍遥游。“游”是一种不带任何功利企图、自由自在的审美体验。《庄子》一书多有论及，如“乘物以游心”（《人世间》），“游心于淡，合气于漠”（《应帝王》）等。孔子在《论语・述而》中也提到过“游”，提出君子应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的“游于艺”虽然是指掌握射、御之类的技艺时所获得的自由愉悦的感受，但它既不能脱离“道”、“德”、“仁”等伦理纲常的内容而独立存在，也不是以主体精神的充分解放为前提和旨归，与道家的“游心”论有根本分歧。
后来“游”常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表示主体摆脱是非善恶而获得精神自由之后的一种超越时空的审美体验，更多地接受了道家的影响。汉代王褒《九怀》云：“登九灵兮游神，静女歌兮微晨。”傅毅《舞赋》云：“游心无垠，远思长想。”王粲《游海赋》云：“游于心以广观兮，且仿佯乎四裔。”嵇康《赠兄秀才从军》云：“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事说新语・任诞》云：“遗心细务，纵意游肆。名阜胜川，靡不历览。”以后，“游”这一范畴逐渐进入艺术理论领域，南朝宋时著名画家宗炳的“卧以游之”，表明画家即使足不出户，心神也能翻越千山万水，游历名山大川。陆机提出了“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表明艺术家在构思时，精神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出了“神与物游”的主张，把道家看似虚幻，毫无依凭的“神游”与“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艺术构思时主体的情思要与外物互相交融渗透，必须借助于“游”这种审美体验。萧统在《文选序》中说：“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 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这些都表明在文学创作和欣赏过程中都离不开“游心”的审美体验。
与“游心”这一超功利的审美体验相联系的是文学理论中“寓目”思想的形成。《庄子・田子方》中云：“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认为人在天人和谐致一的境界中体悟道，完全是一种直观的感悟，它不需要借助于语言等任何外力。魏晋六朝时，人们把自然山水当成是情感和哲理的载体。在创作时，艺术家于山川草木之中，不期然而然地触动情怀，极目娱心，情思奔腾，毫无世俗功利的牵扯，即王羲之所说的“寓目理自陈”（《兰亭诗》）。钟嵘在《诗品》中评谢灵运时说：“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 他所说的“寓目辄书”，实际上就是创作主体在与外物碰撞时瞬间所完成的直觉感悟。就像谢灵运为历代所称道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这样的佳句，其实就是“目击道存”这种审美体验的产物。钟嵘在《诗品序》中又把这种审美体验称之谓“直寻”，即艺术家心中情思与眼前景致的妙合无间，是艺术家对外物感受的直接抒发，就如“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清新自然的诗句一样。这种“寓目”、“即目”的体验方式，完全不同于儒家从自然外物中去窥测道德政治的先验的、功利的体验方式。萧纲在《答张缵谢示集书》中说：“是以沈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萧统的“心游目想”，都表现出对以目触物、以心会物的艺术直感的重视。
二、“畅神”、“内怿”说
道家极力追求的天人和谐的人生境界与富有浪漫气息的艺术境界息息相通，它要求人们不计功利，忘乎物我，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关照的态度，使自我在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在与万物融洽无间的过程中获得无限的提升和欢悦。在《庄子・天运》中，庄子利用北门成听咸池之乐的故事形象的说明了艺术欣赏过程中，“天和”之乐能使主体精神舒畅，产生难以言传却又无关功利的审美体验。北门成的体验经历了由“惧”到“怠”再到“惑”的三部曲。第一部曲皇帝奏的是表现天人合一的乐章，这种无始无终、忽逝忽作、反复无穷的乐曲使北门成因为感观无法把握而感到惊惧不安。第二部曲黄帝奏的是表现阴阳调和的乐章，北门成逐渐对乐曲随顺应变，紧张的情绪逐渐放松，惊惧之感慢慢释然。第三部曲黄帝演奏的是大道至和的乐章，这时，各种声音混然相逐，各乐齐奏但不见行迹，超越于人的感观而存在，使北门成沉浸于其中，如迷惑一般。正如成玄英注疏“惑”时所云：“最后闻乐，灵府淳和，心无分别,有同暗惑,荡荡默默,类彼愚迷。”北门成对这些乐章的欣赏所获得的是精神的畅快，其间所产生的惧、怠、惑等情绪体验，是直觉的、感性的，而非功利的、理性的。庄子这则故事故事虽不是针对文学艺术而言，但却有类于艺术欣赏过程中的审美体验，这与儒家从政教角度欣赏文学艺术的主张大异其趣。儒家认识到了诗乐艺术对个体具有强烈的感染作用，孔子说“诗可以兴”，朱熹注为“感发志意”。《礼记・乐记》亦云：
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
此段表明了各种不同内涵的音乐会对人们起不同的感染作用，但在美妙的歌曲、精彩的舞蹈中始终窥见的是政治的盛衰和教化的厚薄。儒家并不注重这些音乐对个体精神的愉悦功能，而是关注这些音乐对社会群体所起的感化和引导作用，显示出以善为美，“美善相乐”（《荀子・乐论》）的一贯主张。这种重视功利的思想表现在艺术欣赏中，往往会去竭力关注作品中的教化内容，从而忽略艺术品本身对人心灵的震撼，成为一种先入为主的充满功利色彩的鉴赏理论。孔子提出“诗可以观”，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礼记・乐记》也要求人们透过音乐外在可感的形式去挖掘含于其中的社会政治内容：“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儒家这种功利性鉴赏观在先秦两汉时形成并进而走向完备，成为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欣赏理论，并积淀于民族文化之中，对后世施以极大的影响。即使在儒家思想衰微的魏晋六朝，这种功利性鉴赏观依然存在于文论家的思想体系中，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说的“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卷二），钟嵘也表现出对诗歌教育感染作用的重视，他在《诗品》中评阮籍诗云：“《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但魏晋六朝的这一思想并不等同于两汉时的教化讽谏说，它是在坚持审美鉴赏的同时，批判地吸收了儒家思想中的合理因素。
魏晋六朝时，人们在艺术欣赏中更多地关心着审美对象对主体怡心愉神的作用。在绘画领域，画论家在欣赏画作时不再看重以明白是非善恶为目的的戒鉴功能，而是转向对审美对象精神气质的重视。顾恺之在评魏晋名画时说：“《周本纪》，重迭弥纶有骨法”，“《伏羲》、《神农》虽不是今世人，有奇骨而兼美好，神属冥茫，居然有得一之想。” 显示出对审美对象精神气度风韵的重视。同时，艺术家更为关注的是审美对象对主体所产生的愉悦作用，孙绰在《游天台山赋》中就有“释域中之常恋，畅超然之高情”的说法，在《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中又提到山水的欣赏能使人“神之以畅”。宗炳在此基础上，把“畅神”说引进艺术领域：“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历代名画记》卷六）突出强调了艺术的重要作用在于带给创作者和欣赏者一种精神上的解脱超越和怡娱，“畅神”说是对儒家以“观”为重心的艺术欣赏理论的突破。
在文学理论领域，刘勰提出了“欢然内怿”说。就总体思想而言，刘勰仍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但在论及文学欣赏时却并不死守“可以观”的儒家教条，而是表现出对欣赏者内心体验的重视。他首先认为欣赏过程实际就是鉴赏者与创作者沟通思想、交流感情的过程。《文心雕龙・知音》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 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卷十）文学欣赏就是要“入情”、“见心”、“照理”，这是个感性与理性、情感与理智交互作用的过程。其次，在欣赏过程中，欣赏者会体验到不尽的愉悦。《文心雕龙•知音》又云：“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后两句引用了老子的“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老子第二十章》），“乐与饵，过客止”（《老子第三十五章》），借以说明文学欣赏所获得的审美体验，既像春天登台眺望那样心情舒畅，又像音乐和美食能使路人为之驻足一样美妙。这种在欣赏过程中所获得的身心愉悦，与功利目的并无多少瓜葛。后来萧统在《文选序》中的“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即明确指出了文学艺术的怡娱功能。道家思想影响下魏晋六朝文论中的这些超功利审美观，有效校正了儒家思想过于重理性，以伦理为本位的审美理想，从而拓展了艺术思维的视野，促进了个性审美思维的发展与艺术思维的深化。
作者简介：
刘涛（1971-），女，四川隆昌人，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唐宋文 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