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说过电影方面的事，因为是外行；更没有敢议论过张艺谋，因为他是大人物。但最近，张艺谋自己为他的《三枪拍案惊奇》实在闹的动静太大，占住电视屏幕，总在你眼前晃，晃得头晕。就想说几句。并不全关电影，也不关他个人。
为了给《三枪》作广告，张艺谋表扬他的演员，特别是小沈阳。说他们的长处是肢体表演，比如要表现“恐怖”，一般电影演员是用面部的心理表情，十几秒钟。而小沈阳他们能用全身的肢体，摔倒、爬滚、哆嗦、抽搐、歪眉斜眼、屁滚尿流。十秒的表演可以扩到十分钟。他自以为这种表演和导演手法是新的艺术高峰，其实是掉进了黑洞。张的这段自自可以看作是解读他的电影的钥匙。这几天电视上不断展览《三枪》的拍摄花絮。张亲自演示怎样踢屁股，要求像足球射门那样踢，把腿抡圆，一次不行，两次，直踢了七次。于是银幕上就满是横飞的肢体，鼻涕眼泪的脸、忽斜忽圆的眼、黑白的阴阳头、变形的胳膊腿……猛看就像毕加索的那幅《格尔尼卡》的扭曲画面。
从表情走向肢体动作，这是进步吗?是退步。二人转作为一种底层民间艺术，原来的缺点有二。一是粗了一些，主要是动作的夸张粗野。二是脏了一些，互相调骂的太多，行话叫“脏口”。约二十年前，我曾专门到吉林，在一个地下表演厅看了一台原始的二人转，要硬着头皮看。赵本山的功劳正是对这两方面进行了改革，救活了二人转，加进了审美。张艺谋不吸收现在的阳光。反而去挖掘过去的裹脚布。张也曾有过好作品，如《秋菊打官司》《一个不能少》等，记得他当时说过一句话：自己叙述的功力不够，拍《秋菊》是为补课。新闻和电影本来是不搭界的，但我当时很为他的这种艺术追求所感动。就到处给青年记者讲，写新闻也耍学张艺谋这种苦练叙述的基本功。可惜，我们认真学了，他却浅尝辄止。再一细想，他恐怕始终也没有走出“肢体热”的怪圈。他后来热心搞大型的《印象》，动辄百人、千人，真山水，声、光、电，那就是一种多人运动的大肢体戏。记得在桂林看《刘三姐印象》，气势虽大，但怎么也找不回当年歌剧和影片的美感，而现场倒是催生出了一个怪产业：卖望远镜。观者都传，远处船上的女演员是裸体。不管怎么样，在肢体上做文童，恐怕不是艺术的出路。前几年，作家中曾出现过所谓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网上有木子美、芙蓉姐姐之类，虽有点噱头，但并没有什么大成。当然，张艺谋不会走这么远，但也难说。因为《三枪》炒作的关键词是票房!票房!为了票房价值什么不敢牺牲?况且，玩庸俗本身也会上瘾，就像吸毒、赌博一样。
张艺谋说拍这个戏是为搞笑。搞笑是艺术吗?就算是，也是艺术中很小的一块皮毛。说到底。艺术要给人以美感。人除了物质需求之外，其精神文化需求有六个档次，由低到高分别是：刺激、休闲、信息、知识、思想、审美。搞笑属于刺激这一档，是最低档。刺激是一个巨大的精神需求黑洞，它甚至超过了其他五个档次，因为人由动物变来，有原始性、粗野性。如果不加限制，刺激性的精神产品就有无边的可怕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在扫黄，却不可能完全扫净，但又还得不停地扫。在《三枪》的宣传推介中，出品人居然在电视上大声喊，不管评价多么不同，只要有人看。能卖钱就行。我们关于精神产品的管理不是一直坚持“两个效果”的标准吗?即市场效果和社会效果。现在怎么自打嘴巴了?这时就不讲政治了?如果要更刺激、更赚钱、更市场一点，把赌场和妓院也开放了岂不痛快?黑格尔的《美学》，比较艰深难读，但他说出一个简单的道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为狭窄的庸俗的兴趣所束缚的欲望关系，另一种是对艺术品的审美关系。“人们常爱说：人应与自然契合为一体。但是就它的抽象意义来说，这种契合一体只是粗野性和野蛮性，而艺术替人把这契合一体拆开，这样。它就用慈祥的手替人解去自然的束缚。”(《美学》第一卷第六十一页)社会为什么敬重艺术家?是因为他们那双慈祥的手。张艺谋的手似乎并不慈祥，他的作品中总是留恋原始、粗野和野蛮，乐此不疲。总喜欢把戏往下半身导。在高梁地里做爱，给烧酒锅里尿尿，打架斗殴踢屁股。就是秋菊男人被村长一脚踢伤。踢的部位也必须是生殖器。这些当然刺激，如黑格尔说的也能“起欲望”，也搞笑。但作为一种艺术方向，总这样搞笑下去，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如果当初我们的唐诗、宋词、元曲也这样一路搞笑过来，现在我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不是说艺术不能搞笑，但艺术的方向和本质不是搞笑，尤其它的代表人物不能以搞笑为旗、为业。我们所有的作家、音乐家、画家、演员、导演等艺术家，都应该有一双慈祥的手，为社会、为观众慈航普渡，而不是玩弄和亵渎他们。艺术家啊，听听黑格尔老人的劝告吧，看看你的手，是慈祥的?无力的?抑或是罪恶的?
一个有修养的艺术家惜名如金，珍惜自己的艺术生命，绝不推出水准线以下的作品。米开朗琪罗从不让人看他还没有成功的作品，一次朋友来访，只看了一眼旁边正创作中的雕塑，他就假装失手，油灯落地，周围一片黑暗。吴冠中怕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流传于世，竟自己点火烧了一大批画。孙红雷刚在《潜伏》中有了一点好名声，竞去接这样的烂片。童子无知，导演欺人。看来一个演员要修到不让导演误导，不被人倒着演，还真不容易。导演这个名分是随便就敢担当的吗?他不只是导戏。他还导人，导社会的审美趋向、价值观念、道德风尚，导民族精神，导青少年的未来。所以我们一向把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文化人与救亡图存的民族英雄一样看待。如鲁迅、老舍、巴金等。现在，社会捧红了一个大导演，他却不知自爱，对自己不负责，对演员不负责，对观众不负责，怎能叫人不伤心。或者他原来就没有读几本书，现在又忙于搞笑，不读书，认识水平实在上不去，但文艺研究部门、宣传管理部门哪里去了?谁来导一下这个导演?不是刚换了教育部长吗?快到电影学院去看一看，除了“肢体表演”，有没有开《美学》课、《政治》课?文化部除了讲产业发展，下面不是还有一个艺术研究院吗?电影艺术在不在研究之列?我奇怪，每年贺岁片一出，总是一哇声地说“票房、票房”，“当日票房”，却没有人出来讲一点艺术的规矩。也许是因为出不起广告钱，媒体不给他们话语权。于是只剩下写博客了。尽管电视上不断地老王卖瓜，网上一位八后作家还是说他只能给《三枪》打一分。这一点认识倒是“老少咸一”，看来艺术还不会绝种。
母亲石
那一年我到青海塔尔寺去，被一块普通的石头深深打动。
这石其身不高，约半米；其形不奇，略瘦长，平整光滑。但它却是一块真正的文化石。当年宗喀巴就是从这块石头旁出发，进藏学佛。他的母亲每天到山下背水时就在的这块石旁休息，西望拉萨，盼儿想儿。泪水滴于石。汗水抹于石，背靠石头小憩时，体温亦传于石。后来，宗喀巴创立新教派成功。塔尔寺成了佛教圣地，这块望儿石就被请到庙门口。这实在是一块圣母石。现在每当虔诚的信徒们来朝拜时，都要以他们特有的习惯来表达对这块石头的崇拜。有的在其上抹一层酥油，有 的撒一把糌粑，有的放几丝红线，有的放一枚银针。时间一长，这石的原形早已难认，完全被人重新塑出了一个新貌，真正成了一块母亲石。就是毕加索、米开朗琪罗再世，也创作不出这样的杰作啊。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在石旁驻足良久，细读着那一层层的，在半透明的酥油间游走着的红线和闪亮的银针。红线蜿蜒曲折如山间细流，飘忽来去又如晚照中的彩云。而散落着的细针，发出淡淡的轻光。刺着游子们的心微微发痛。我突然想起自己的母亲。那年我奉调进京，走前正在家里收拾文件书籍，忽然听到楼下有“笃笃”地竹杖声。我急忙推开门，老母亲出现在楼梯口，背后窗户的逆光勾映出她满头的白发和微胖的身影。母亲的家离我住地有好几里地，街上车水马龙，我真不知道她是怎样柱着杖走过来的。我赶紧去扶她。她看着我，大约有几秒钟，然后说：“你能不能不走?”声音有点颤抖。我的鼻了一下酸了。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母亲却基本上是文盲，她这一辈子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我生于战乱的年代，听母亲说，一次逃兵灾，抱我在怀，藏于流水洞，双手托儿到天亮；还有一次，与村民躲于麦草窑中，怕灯花引起失火，也是一夜睁眼到天明，这些我都还无记忆。我只记得，小时每天放学，一进门母亲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肚子饿了吧?”菜已炒好，炉子上的水已开过两遍。大学后毕业后我先在外地工作，后调回来没有房子，就住在父母家里。一下班，还是那一句话：“饿了吧。我马上去下面。”
我又想起我第一次离开母亲的时候。那年我已是十七岁的小伙子。高中毕业，考上北京的学校。晚上父亲和哥哥送我去火车站。我们出门后，母亲一人对着空落落的房间，不知道该做什么，就打来一盆水准备洗脚。但是直到几个小时后父亲送完我回来，她两眼看着窗户，两只脚搁在盆沿上没有沾一点水。这是寒假回家时父亲给我讲的。现在，她年近八十，却要离别自己最小的儿子。我上前扶着母亲，一瞬间我觉得我是这世上一个最不孝顺的儿子。我还想起一个朋友讲起他的故事。他回老家出差，在城里办事就回村里看老母亲，说好阴天走前就不见了。然而，当他第二天到机场肘，远远地就看见老母亲扶着拐杖坐在候机厅大门口。可怜天下父母心，儿女对他们的报答，哪及他们对儿女关怀的万分之一。
我知道在东南沿海有很多望夫石，而在荒凉的西北却有这样一块温情的望儿石，一块伟大的圣母石。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所有慈母的爱，也照出了所有儿女们的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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