萱夫 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有系列随笔文章发表在《辽沈晚报》《城市晚报》《江城晚报》等报刊，“小说北2830”成员，曾创作有短篇小说《重复》《陌生》《还家》《梦想照进现实》《十片铜带》等。
某年上海滩的《东方早报》，发表过刘永翔写的一篇文章《钱钟书两则妙语的西方来历》，早报的风格很大程度与早年的《万象》相似，愿意发一些这类小小的考证文章，不仅可读性强，且具有填补空白之功。钱钟书早年负笈英法，行文立论受西方文化影响极深，语涉西方十分正常。不仅是钱钟书，中国现代的文人，受国外影响颇深，无论是张口说话，还是动笔写字，舶来品极多，若不加以研究考证，普通的读者很难理解作者当初的本意和苦心。现代的文人，当然也包括鲁迅。
鲁迅的名言很多，但若说最后一句，那定是“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因为这句话不仅是名言，甚至可以说是遗言了。相信只要是稍微了解一点鲁迅的人，都应该听到过这句话；至于鲁迅研究界的专家，应该更是时刻铭记于心。但记住容易，理解却并不容易，如果想真正了解这句话的含义，最好的方式便是寻得此话的来源。
事实上，现在鲁研界公认的是，鲁迅的“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并无来源，只是他去世前的一句感慨罢了。如若这样理解，就需要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句话为鲁迅原创，也就自然是鲁迅的名言了；第二，如果是鲁迅原创的，那么我们就能够通过对鲁迅的正确的研究理解，而得出此语最真实的语意。而且已经有人这样做了，比如当下著名学者邵建在他的《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是谁？》一文中，以他对鲁迅的研究理解（当然是他认为对的），认为陈西滢、高长虹、顾颉刚、梁实秋、施蛰存等握笔杆子的人，都是鲁迅不宽恕的对象。邵建的观点想必可以代表当今很多鲁迅研究者的观点，因为这样就可以解释鲁迅为什么要在这句话中加了一个“也”字，因为是有人不宽恕他在先。甚至有的鲁迅研究家，比如我的朋友闵良臣，还曾借“也”字，对鲁迅褒扬了一番，意思就是说鲁迅是宽容的，只有在别人对他不宽恕的时候，他才对别人不宽恕。而王得后先生更是在《鲁迅的这一个“我也”》一文中引鲁迅的话“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说明鲁迅一贯的主张报复、主张还击，因而“也”字万万不能隐去。看来他们都是觉得“也”字非常重要，他们都敢完整鲁迅的话：让陈西滢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邵、闵、王均是研究鲁迅的行家，对于鲁迅有着多年的研究，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把鲁迅看得太小了，太小家子气了。我们姑且不谈鲁迅逝世前，陈西滢们是否还在喋喋不休地怨恨，将高长虹这样的人也列入鲁迅临终怨恨的行列就非常值得怀疑，纵然这些人中，高长虹很可能是最怨恨鲁迅的一个。如果非要在陈西滢、顾颉刚和高长虹等人中选一个鲁迅最怨恨的人，肯定不是高长虹。按照林贤治在《鲁迅的最后10年》一书中的观点，高长虹是鲁迅的论敌中，思想上最接近鲁迅的人，鲁迅也深知高长虹对自己的怨恨并非源于某些崇高的理念。所以纵使鲁迅也写文章骂高长虹，也应该首先是出于自卫的考虑，和他逗一逗，根本没必要把这种怨恨带进坟墓里。而陈西滢、顾颉刚等人指责其抄袭一事，才是最让鲁迅耿耿于怀的。顾颉刚在文章中称鲁迅一生对其不宽容，恰恰是发自当事人内心最为准确的判断。道理很简单，如果抄袭事件纯粹是子虚乌有，那么顾等人的指责就等于煽自己的耳光，可偏偏鲁迅的书中就有部分雷同的问题。抄袭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界是一件相当大的丑闻，不像今天这么普遍，这么不在乎。鲁迅对于陈、顾确实存在一种怨恨，但是，这种怨恨鲁迅会带入坟墓吗？未必。
前面已经说过，邵、闵、王等人的判断，是有一个前提的，也就是说鲁迅的“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并无来源。我曾翻读了当年的《申报・自由谈》，有一篇文章引起过我的注意，以为可以作为鲁迅“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的一种可能的来源。还是先让我们来看看鲁迅的原文：
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这段话出自鲁迅的杂文《死》，写于1936年的9月5日，发表在1936年9月20日的《中流》半月刊上。而之前《申报・自由谈》上有篇文章题目叫《说真话》，作者张梦麟可称得上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翻译家。在《说真话》中，有这样一段话：
据说一两年前曾有一位大杂志的编辑先生，不远千里，跑来问萧老先生一个问题，在他以为这个问题的萧伯纳式回答，一定使世人感觉很大的兴味。他的问题是在萧伯纳的意中，现代谁是最宝贵的，是文化，进步最不可缺的人。他问“假若人类突然遭了全灭的运命，而你老先生，就如创世纪中所载的Noah一样，可以有力，留一点人种，那么你留哪一个人呢？”
萧老先生带着谜似的微笑答道：
“我一个也不留。”
萧伯纳是1933年2月17日抵沪的，据统计仅在上海逗留了八个半小时。虽然时间短暂，但在上海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上海滩各大报纸争相报道。以《申报・自由谈》为例，就发表了《黑女求神记》《欢迎萧伯纳》《萧伯纳颂》《介绍萧伯纳》《欢迎萧伯纳来听炮声》《谈萧伯纳》《关于萧伯纳》《绅士阶级的蜜蜂》《萧伯纳的戏剧》《Hello Shaw》《说真话》《回去告诉你妈妈》等十多篇与萧伯纳相关的文章。张梦麟的文章，正是发表在1933年2月19日的《申报・自由谈》上。读了这段话，我们不难发现，萧伯纳的“我一个也不留”和鲁迅的“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从语言结构和语气上非常相似。同时，鲁迅所说的“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也可以让人联想到这段话中的“一两年前曾有一位大杂志的编辑先生，不远千里，跑来问萧老先生一个问题”。虽然鲁迅说的宽恕和张梦麟提到的假设有一定区别，但二者从语言所要表达的内涵上讲是完全相同的。况且，鲁迅晚年与《申报・自由谈》的关系极为密切，看不到张梦麟文章的可能性非常小。
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鲁迅所说的“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是源自萧伯纳在接受别人提问时的回答――“我一个也不留”。两句话虽然都带了“也”字，但“也”字的位置不同，所以表达的意思也就不同。萧伯纳的“也”字是表示强调，而鲁迅的“也”字则是表示同样，而且是和萧伯纳同样。
鲁迅能够在临死的时候想起萧伯纳并非偶然，众所周知，鲁迅是一个相当特立独行的人，无论是对国内的胡适等人，还是对国外的泰戈尔等人都并不感冒。但唯独对萧伯纳，虽无深交，却是心有戚戚地将他看成自己的一个知己，还写过《谁的矛盾》《萧伯纳颂》等文章对萧伯纳的言行加以肯定。正是基于以上的观点，我以为，鲁迅的“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并非指某个人或某些人，而是源自萧伯纳的“我一个也不留”；想要表达的意思也并非是“作为个人的怨敌”，而恰恰是对于他所处环境、体制的“不宽恕”。
由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两个小问题而想到的
今年的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的纪念日。依此，一百年前的10月10日，也就是1911年的10月10日，被定为了辛亥革命爆发的日子。无论是在官方、学界，甚或普通群众的眼里，这个日子目前是毫无疑义的。定下这个日子的理由在于1911年的10月10日，在武昌中国的军营里打出了史称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绕了一些口舌，我想说的是：第一，我们目前还无法确定在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究竟是谁在这一天最早打出了以反清为目的的第一枪；第二，被认定可能性最大的打出第一枪的人，我们不能确定他的姓名。
关于前一个问题，伍立杨先生在他的新著《中国1911》（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中写道：“这个时候，一个名叫陶启胜的排长，竟然逆天道而行，全不顾三番五次的警告，率领两个卫兵就奔向营内熊秉坤的住舍，企图先发制人。他盯着熊先生的卫兵金铫龙说，你们想造反吗？金铫龙早已火烧火燎，应声回答，老子就想造反，能怎么样！话没说完，两个人就挥拳扭打起来。金铫龙被对方压在地上，情急之下大叫，大家不动手更待何时？！他的战友闻声轰然而起，疾步跑来，提起枪托就向陶启胜的头部锤击。陶启胜摇晃站起还想挣扎逃跑，士兵陈定国举枪对准他，毫不犹豫就扣动扳机，情急之下的这一枪，打中他的腰部。这就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但也是在伍先生的书中，还提到了尹呈辅回忆：“武昌首义第一枪到底是谁放的？这可能是历史上一个谜。一般记载均认为第一枪是工兵营的熊秉坤放的。但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首义同志会开会时，吕中秋却认为第一枪是他放的。会中熊秉坤与吕中秋两个人均在场，吕是个粗人，为了谁放第一枪问题，两个人吵起来。吕破口大骂，并赌咒说：‘我的屁股把给别人做脸，第一枪是我放的，枪是我打的，功却被人领去！’至于第一枪他是怎么放的，当时未问过他。”这里所提的熊秉坤是陈定国的上级，陈定国放出了辛亥第一枪也代表是熊秉坤放的，这好理解，问题是吕中秋作为武昌首义的功臣，他的话也不应受到轻视，且为此当场对峙进而咒骂，也说明吕不可能没有任何依据凭空扯谎。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二者真假之辨。但事实却是一个无法回答的悬案，理由也非常容易说清楚，即当时只有排长以上级别才配有挂表，多数官兵只有模糊的时间概念，而当时武昌各兵营群情激奋均一触即发，枪声又可能源于不同的兵营，那么在通信不并发达的当时，不同兵营的枪声便难于排出先后了。近代史上的第一枪已然如此难定，历史的复杂与局限可想而知。
再说说第二个问题。按照目前最为普遍的观点，熊秉坤的部下士兵陈定国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但陈定国这个名字只是他的老上级熊秉坤在回忆中写的，而当下更多的辛亥革命史著作则写作程定国。之所以出现这个今人颇为不解的差别，也很好解释，因缘际会让陈定国成了百年后每次提到武昌首义都必须被提到的人物，但在当时，陈定国只是熊秉坤手下的普通一兵，和当时很多的加入革命队伍的人一样，名字不被战友和上级所熟知。武昌首义第一枪的扣动人，这只是事后人们对陈定国的定位；当时的人，包括陈定国在内都无法预知革命党人的这次行动，是否就真能够推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还是会如同此前由孙中山所组织的十次失败的革命，以及其他难以记数的以结束封建走向共和为目的的失败的革命一样――失败，并被人们淡忘。
陈定国还是程定国，能被今人所提及，是由于由他所打出第一枪的辛亥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它成功了，虽然这对于他个人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如果可以将武昌首义看为推翻中国封建统治的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相对于熊秉坤、金铫龙等与武昌首义第一枪有密切关联的人，陈定国则可称得上是确定武昌首义第一枪中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我的结论是，今天我们纪念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并不应该将其意义限定在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所爆发的武昌首义，而更要看到晚清以降以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为志向的有名的或无名的仁人志士和那些或时常被人们纪念或早已湮灭的慷慨悲壮的历史。同样的道理，陈定国、程定国、熊秉坤、金铫龙，或是其他与第一枪有关的人，只是辛亥英烈群中一个缩影。
责任编辑_孙俊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