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与雪莱 我几乎是同时认识这两位诗人的：拜伦与雪莱。他们在我眼中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我的少年时代曾分别为这两个人的形象着迷，并且分不清对谁的崇拜更重一些。我似乎很均匀地把自己的爱分配给他们――这一对来自异国的诗歌王子。直到现在我经常回忆:是什么因素，使当时的我把他们视为同一个灵魂的两张面孔――他们都是诗神最完美的肖像、最真实的化身?在他们的年代，诗神还很年轻，也富于幻想，频频以美少年的形象显灵于人间，赶赴各种各样的宴席。估计诗神也把自己的爱均匀地分配给拜伦与雪莱了，对谁都不可能偏心。而今，二百年过去，诗神该已经老了吧?至少已结束了浪漫主义的青春期――这是肯定的。而拜伦与雪莱身逢其时，恰恰是诗神青春期的产物――或者说，是其年轻时的纪念品。
他们拥有同一个祖国。虽然都是英国人，但身上绝无那种绅士的迂腐气。我常常感叹：在一个出产绅士而闻名的国度，同时有两位珠联璧合的自由诗人脱颖而出――堪称奇迹。他们都是贵族出身（拜伦10岁就继承了爵位)但更看重诗人的桂冠――如果给人类的文学史评比的话，他们一样拥有显赫的勋号。他们的生卒年月也比较接近，拜伦生于1788年死于1824年，雪莱生于1792年死于1822年――是相差4岁的诗歌兄弟，就像中国古代的李白与杜甫一样，拜伦与雪莱也相互倾慕,引为知音。1816年拜伦旅居意大利，在意大利，他和雪莱订交，直至1822年雪莱溺海而死。他们是两座毗邻而居的纪念碑――在诗歌史上,他们的墓碑也紧挨着吧?这一对诗友结交在同一桌宴席上――而这桌宴席被后人命名为: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
拜伦的相貌极英俊，据说迷倒过一大批妇人和小姐。上帝造就他时生怕他太完美了，使他有个缺陷:跛足。恐怕正因为这一点，他的性格深受影响:自尊、粗暴、浮躁、叛逆。对待女人也是如此，有时候像多情少年，有时候又像情场老手――擅长利用女人的弱点获得报复的快感。他旅居雅典时住在一位名叫色欧杜拉・马珂里的寡妇家里，对其长女特瑞莎一见钟情，写下了著名的《雅典的少女》:“雅典的少女呵，在我们分别前，把我的心，把我的心交还!或者，既然它已经和我脱离，留着它吧，把其余的也拿去!请听一句我别前的誓言:‘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读着这缠绵悱恻的诗句，你肯定想象不出同一位作者居然还能写出《唐璜》。放荡不羁的唐璜身上，也有着拜伦的影子。如果男人们都是唐璜的话，对女人而言是否将构成一场灾难?所以有人对拜伦颇有微词，这是一个纨绔诗人――或者说是一个披着诗人外衣的花花公子。其实这恰恰证明了拜伦的叛逆性无所不在――包括爱情方面，他也像个异教徒。中国诗人徐志摩，对拜伦佩服得五体投地(估计也很羡慕其风流韵事)，说他是“一个美丽的魔鬼，一个光荣的叛儿”。确实，拜伦性格中有一种不驯的魔性。
与之相比，雪莱则近似乎于天仙子。我见过他的铜版画像，眉清目秀，仿佛笼罩在圣洁的光环里。用俗话说，就是“真善美”的化身。他曾把云雀形容为“欢乐的精灵”，但我觉得他与自己大加赞美的云雀有一种类似――他的灵魂注定是一只超凡脱俗的云雀，连羽毛上的尘埃都被雨水洗干净了。可惜，这只有洁癖的云雀最终坠落在海里――他是想用海水漂洗自己的魂魄吧?能够把自己的坟墓建在水上的，也算一种浪漫的结局。天才大多早夭，雪莱只活了30岁，而拜伦死时也只有36岁――两人加起来也只相当于一个正常人的寿命。幸好他们的诗篇是长生不老的，多多少少可以减轻一点对他们的惋惜与遗憾。两位永远的美少年，一个是浪子，一个是圣徒，反而获得一种互补的效果。或者说，拜伦使魔鬼变得可爱了，雪莱则使天使富于人情味。魔性与神性的结合，使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的两大骄子如影随形、相映成趣。
拜伦21岁去欧洲和东方旅行，写下《恰尔特・哈罗尔德游记》的前两章。诗刚刚写出，立即不胫而走，被争相传阅，作者自己甚至还未反应过来呢，“我一夜醒来已经成名！”他的诗篇很快在各国都有了译本。拜伦洋洋得意地说自己是“诗国的伟大拿破仑”――他终于寻找到征服世界的武器。确实，拜伦是想当英雄的。后来他可能觉得文字的杀伤力有限(笔毕竟只是冷兵器)，甚至远赴正在闹革命的希腊，被任命为独立军总督，并且在那片遥远的战场上害热病死了――虽非阵亡，但也够让这个世界上的书生们惊叹。拜伦是诗人群体中终于出现的英雄形象。他在《普罗米修斯》一诗中直抒胸臆：“巨人呵，你神圣的罪恶是怀有仁心，你要以你的教训减轻人间的不幸，并且振奋起人独立的精神；尽管上天和你蓄意为敌，但你那抗拒强暴的毅力，你那百折不挠的灵魂――天上和人间的暴风雨，怎能摧毁你的果敢和坚忍。”
值得一提的是，雪莱也写过普罗米修斯，就是那首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长诗。他的抗议似乎比拜伦还要彻底:因为普罗米修斯居然挣脱了悬崖上的枷锁。雪莱与拜伦，同样热爱那个远古的盗火者――并全将其视为精神上共同的父亲。拜伦与雪莱，这一对诗歌的孪生兄弟。
荷尔德林
茨维塔耶娃于1927年10月8日给高尔基写信，几乎通篇谈论的都是另一个人――一个早已死去了的诗人。他似乎对活人的存在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却仍然使另一个世纪的女诗人情不自禁地回忆着他――在偶然的一封书信中，喃喃自语，几乎忘掉了听众是谁。她声情并茂的介绍与其说是给高尔基听的，莫如说是在提醒着整个健忘的世界：曾经有一个孤独的天才，来过这里。“您要我谈谈荷尔德林?他是一位天才，然而这个天才不仅为时代所忽略，而且也为歌德所忽略。双重的天才――就我们的意义和古代的意义来讲，即：这些人较之自己写作，往往更关注诗人们。他是德国的最伟大的抒情诗人，较之诺瓦利斯更伟大。他生于1770年，据我记忆，开始他想当司祭，没成;经过各种波折以后，到银行家贡塔尔德家任家庭教师，爱上了学生们的母亲(狄奥蒂玛，他的诗歌的永恒的形象)――没有实现而且不可能实现，因为在这里不能自拔，便离开了，从事写作、漫游――有生以来三十余年的结果，得了神经病，开始是躁狂性的，后来是抑郁性的，一直持续到1843年他逝世。在一个守林人的小房子里，在他的照料下，一个人度过了他的最后的丧失理智的四十年。整天演奏无声的拨弦古钢琴。写作。很多都遗失了，保存了一些。在诗歌总集中，这些诗名为《当理智昏暗的时候》(夜晚的周围，一片漆黑，一片昏暗)。德国人，大多数就这样称呼这位神经错乱者。下面就是他的最后一首诗的一行:‘这里不足之处，诸神在那里弥补，这是他整个一生的主导主题。’”
茨维塔耶娃在书信中，简约地勾勒了荷尔德林的轮廓――这简直是荷尔德林的一篇微型传记。她还尤其强调了：“死的时候是一个人，死在他的守护人的胳膊上。”为荷尔德林那寂寞而不为世人所理解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忧伤的句号。荷尔德林还是有福的，在下一个世纪遇见了自己的知音――一位俄罗斯女诗人。或者说，遇见了新的守护人。茨维塔耶娃以自己温柔的胳膊，隔着时光拥抱了死去的荷尔德林，以及他那不死的诗篇。这或许正是诗神的安排，以弥补诗人在世时的不足之处。生命的种种缺憾，毕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努力修补。在这封信的草稿里，还有一段被茨维塔耶娃写下又删掉的话:“经过一百多年以后奇妙的复活的现象……现在把我最喜欢的他的诗歌中的一首写给您，留作纪念：啊，灵感!我们在你身上找到永恒的幸福。”她为什么要删掉这段话?是怕高尔基读不懂吗?但是她毕竟透露了一个信息(或者说愿望):所有死去的伟大诗人，哪怕生前寂寞无名，也一样有复活的可能――这是一种能够抗拒岁月的生命力。至少，荷尔德林已通过茨维塔耶娃而复活了，而兑现或延续了自己长期被埋没的价值。茨维塔耶娃1926年填写一份调查表时曾宣布了自己的喜好:“所喜爱的书籍始终如一，后来一直到现在:海涅――歌德――荷尔德林。”在致高尔基的这封信中，她又将歌德与荷尔德林加以比较：歌德是大理石的神，而那个人则是来自极乐世界的幽灵。“不是诗歌――而是诗歌的灵魂。我再重复一遍，诗人比天才渺小。”也就是说，歌德不过是个伟大的诗人，而荷尔德林则彻底是个天才――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似的。歌德仅仅用感情抑或理智写作，荷尔德林依靠的则是疯狂――这是凡人所不可比拟的天赋。歌德的诗篇洋溢着肉体的气息(哪怕是大理石的身体，也无法摆脱物质的属性)，荷尔德林则直接上升至精神的境界，彻底裸露出野性的灵魂。与之相比，歌德也显得像个平庸的匠人了。当然，仅仅就语言材料而言，荷尔德林作为诗人是完全未定型的，甚至是贫乏的:“一般的韵律，少见的和贫乏的形象――而且本来没什么了不起的，却演变成滔滔不绝的洪流。”这是因为他拥有“纯洁的灵魂而且也是强有力的灵魂”。茨维塔耶娃充分理解荷尔德林的无限柔情和脆弱的本质。其实，他们――他和她，原本就是同一种人。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面临理智昏暗的时刻，同时还要应付外界的磨难与厄运――这一类诗人是在黑暗中无声歌唱的花朵，只有等到天亮以后，未来的人们才会发现并惊叹于他们原本拥有绝对美丽的轮廓。所以茨维塔耶娃在重温荷尔德林之时，也充满了表白自我的快乐――确切地说，是寻找到了精神伴侣的快乐。茨维塔耶娃在信中畅谈荷尔德林之余，也没忘记礼貌地问高尔基一句:“我不知道您喜欢不喜欢。”我估计高尔基是不可能理解茨维塔耶娃心中的诗歌偶像的，就像他同样不可能理解茨维塔耶娃本人一样。正如荷尔德林注定将被歌德与席勒所忽略(他给席勒写信，席勒却未回复)，高尔基也一直把茨维塔耶娃视为异类，不仅不屑于回信，而且在其他场合攻击茨维塔耶娃的才华是扭曲的、歇斯底里的――“对待语言是缺乏人性的，千方百计地歪曲它。”有什么办法呢，他也只能关注到诗人那杂乱无章的语言材料，而无法透视到在其背后藏匿的那富于神力的灵魂――世人认识一个天才的过程，比上帝创造一个天才的过程还要漫长，还要艰难。
茨维塔耶娃跟高尔基谈荷尔德林，有点对牛弹琴的味道。好在，她同时也是为了弹给自己听的――至少，她感动了自己。荷尔德林不仅感染了茨维塔耶娃，而且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大诗人里尔克――或许正因为同气相求，茨维塔耶娃才能跟终未谋面的里尔克谛结了通信的友谊。用她的话来说:我们用翅膀彼此相互接触。他们原本拥有一样的翅膀。里尔克极其关注被埋没了一百多年的荷尔德林作品的整理工作。当其出版之后，“也许找不到一个比《杜依诺哀歌》的作者更肃然起敬的读者，里尔克在那几个月写的作品无一不留有读这本诗集留下的痕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里尔克1914年9月间写的那首献给荷尔德林的诗歌――这是一位独立自主的荷尔德林追随者在我们熟识的二十世纪语言历史条件下做出的最伟大的见证之一。”(霍尔特胡森语)里尔克把荷尔德林视为德国诗坛的一项伟大成就，荷尔德林的那种“粗糙搭配”的形式法则恰恰与里尔克自己的形式设想严丝合缝。或许，茨维塔耶娃对此也颇有同感。里尔克与茨维塔耶娃，是荷尔德林在二十世纪遇见的两大知音!
无知的我，最早知晓荷尔德林的名字，还是因为中国诗人海子的一篇文章。海子在自杀前，写过一篇《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我很好奇：究竟有谁，值得这位后来在山海关卧轨的年轻诗人如此眷恋?或许，悲剧性的诗人才可能跟荷尔德林靠得很近吧。但真正接触到荷尔德林的诗篇，我像发现了一块被遗忘的大陆，它越是荒芜，带给我的感受就越是丰富。在后人的挖掘中，荷尔德林体现的不是喷涌而出的清泉，而是如夜色般沉积的博大的矿藏。他带给你的远远不只是简单化的惊奇――同时还令你肃然起敬，仿佛窥探到了远古的神述。在海子心目中，荷尔德林乃至梵高都属于另类的诗人，他们流着泪迎接朝霞，光着脑袋画天空和石头，让太阳做洗礼――这是一些把宇宙当做庙堂的抒情诗人。“把宇宙当做一个神殿和一种秩序来爱。忍受你的痛苦直到产生欢乐。这就是荷尔德林的诗歌，这诗歌的全部意思是什么?做一个热爱‘人类秘密’的诗人。这秘密既包括人兽之间的秘密，也包括人神、天地之间的秘密。你必须答应热爱时间的秘密。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海子眼中的荷尔德林，实际上有他自己的影子。但也可以说，海子身上，有着荷尔德林的影子。就像黑格尔、海德格尔、里尔克、茨维塔耶娃，都曾经被荷尔德林的影子感召过。
我最偏爱荷尔德林的这一段诗句：
待至英雄们在铁铸的摇篮中长成，
勇敢的心灵像从前一样，
去造访万能的神。
而在这之前，我却常感到:
与其孤身独涉，不如安然沉睡。
何苦如此等待，沉默无言，茫然失措。
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
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
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
我觉得荷尔德林一直在行走，在黑夜中，在人群中，在诗篇中行走。他忠实于自己的职责――也正是通过他，我意识到诗人的职责是什么。假如说歌德是德意志诗歌的白昼，荷尔德林则是黑夜。前者的清醒和后者的昏暗，孕育了不同风格的诗歌。比较而言，后者更为难得。因为黑夜里的跋涉与幻想是无法模仿的。
普希金的皇村
位于彼得堡市南35公里处的皇村，原为俄国历代沙皇的行宫。但它真正出名，却是因为一位诗人。这位诗人长期统治着另一个俄罗斯――一个诗歌的帝国，因而他的形象也就理所当然地比所有的沙皇都要高大且清晰。他的预言果然也不曾落空:“我的名字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它现存的一切语言，都会讲着我的名字，我所以永远能为人民敬爱，是因为我曾用诗歌，唤起人们的善良的感情。”直到现在，也没有谁敢于忘却他的名字――普希金。十九世纪，沙皇政府在皇村设立了贵族子弟学校，普希金是该校第一期学生――但后来也成为最著名的一个反叛者。他19岁时写诗致自己在皇村中学读书时相识的好友恰达耶夫：“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就要上升，射出光芒，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将会写上我们姓名的字样!”这首以手抄本形式流行的诗篇，在十二月党人中起过鼓舞作用。
普希金反对沙皇的暴政，但对孕育了自己少年时代的皇村还是很有感情的，一生中写过许多跟皇村有关的诗篇。写于1814年的《皇村回忆》，本是诗人在皇村中学由初级班转入高级班考试的命题作文，15岁的普希金面对众多前来旁听的贵宾(包括大诗人杰尔查文)，令举座皆惊。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唐朝的少年天才王勃写《滕王阁序》时的情景。皇村，属于普希金的“滕王阁”。在这首一两百行的长诗里，普希金一开始就描绘了皇村的实景：“在远处，一排雄伟的宫殿静静地倚着一列圆拱，直伸到白云上。岂不是在这里，世间的神自在逍遥?这岂非俄国的敏诺娃的庙堂?这可不是北国的安乐乡，那景色美丽的皇村花园?”而相隔五年之后写的《皇村》，更体现出诗人的成熟：“优美感情和昔日欢乐的守护，林野的歌者久已熟悉的精灵――记忆啊，请在我的眼前描绘出那迷人的地方，我曾以整个心灵在那儿生活过……在那儿，我的青年和童年交融，在那儿，被自然和幻想爱抚着，我体验到了诗情，欢笑和平静。”他还自喻为“缪斯的无名友人”，要向皇村的美丽树林奉献出平静的歌唱和恬适的悠闲。
我虽然从未身临其境地去过皇村，但皇村对于我，一点也不陌生啊。我能想象出那宽阔、泥泞的村路――因为那上面留有普希金的足迹。我甚至明确无误地知晓皇村花园(今已改作普希金公园)的一隅，至今仍屹立有索克洛夫根据拉封登寓言《送牛奶的女郎和瓦罐》的主题塑造的雕像。谁告诉我的?还是普希金。他写过《皇村的雕像》：“少女掉落了水罐，罐子在峭壁上打碎，她悲哀地坐下来，拿着无用的碎片。奇怪!那清水从碎罐里总流个不完，而少女对着永远的水流，永远地伤悲。”我相信，普希金的灵魂会一直陪伴着那已变成石头的送奶女郎，像流水一样低吟浅唱――这本身就是对她最大的安慰。皇村是普希金的精神摇篮，也随之而进入了人类的诗歌史。在普希金的一生中，有两个地名是难以磨灭的，一个是皇村(他诗歌的起点)，另一个则是波尔金诺――他通过脍炙人口的“波尔金诺之秋”达到了创作的高峰。正因为如此，我觉得皇村象征着普希金的春天。
1831年10月19日，普希金回到母校参加了“皇村中学的周年庆祝”，发现已有六位同学因为战争、疾病抑或忧郁而死去。面对六张失去了主人的坐椅，他惆怅万端:“仿佛该轮到我了。”其实这时候普希金也只有32岁。这种灰色的预感并不能算来得太早。仅仅在六年之后，普希金在皇村的席位也将永久地空缺下去――只有风栖息在上面。但对于皇村而言，普希金的缺席恰恰证明了他永远的存在。
普希金的出现，使他之前的所有俄罗斯诗人都黯然失色了――包括他所尊敬的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和巴杜式科夫。“普希金被公认为俄国第一个艺术的诗人，他给俄国带来了作为艺术的诗，等你读着他的独创风格的诗时，你就不得不相信，而且完全忘了在普希金以前俄国还有诗的这一回事。”如果别林斯基的这段评述不算夸张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皇村不仅构成普希金创作的起跑线，而且也为俄国诗歌提供了新的起点――俄罗斯的诗神被普希金惊醒了，迈着少年迅疾的步伐，从皇村的街道上跑过，这就是俄罗斯文学中的‘皇村’――一个具有经典意味，又富于活力的概念。一块圣地。”因为普希金的缘故，皇村成为后世的所有俄罗斯诗人的故乡――或曰精神家园。普希金是俄罗斯的男神，具有女神形象的则是阿赫玛托娃。只不过她比普希金迟到了近百年。大约在1900年，尚是周岁婴儿的阿赫玛托娃，就被退伍的父亲从敖德萨带到了北方的皇村，并且在那儿住到了16岁：“我早年的回忆都与皇村有关:苍翠碧绿而又未经人工布置的花园、保姆携我玩耍的牧场、毛色斑驳的小马跑来跑去的跑马场、旧的火车站以及其他，这一切后来都写入《皇村礼赞》。”她曾就读于皇村女子学校。她有条件觉得自己离普希金很近。阿赫玛托娃的这种“普希金情结”，被布罗茨基表达过:“戈连科家族并非皇亲国戚。但这家人还是住在皇村中，而皇村是沙皇一家夏季的居所，这一地理位置也许对那位父亲有所影响。对于他17岁的女儿来说，这个地方则具有另一种意义。皇村是皇村中学的所在地，一个世纪前，在皇村中学的校园里，无意中绽开了年轻的普希金。”在阿赫玛托娃眼中，皇村并不是属于沙皇的，而是属于普希金的――是诗神的领地。她并不羡慕什么皇亲国戚，却宁愿做普希金的邻居。没有什么地方能像皇村那样，使人以为普希金仍然活着――并且丝毫不敢加以怀疑。她珍惜自己与一位前辈诗人的心灵感应。正是在那段难忘的生活之后，她开始研究普希金的生平与创作，撰写了《普希金与涅瓦河之滨》、《普希金在1828年》、《亚历山德林娜(普希金妻子的妹妹)》等一系列文章，结为《普希金之死》一书。
阿赫玛托娃晚年时曾回忆十月革命以后的皇村:“皇村，那时改称‘以乌里茨基同志为名的儿童城’，几乎家家户户饲养山羊；不知为什么把这些山羊都叫做塔马拉。二十年代的皇村，令人无法想象。所有木栅栏都当柴火烧了。无盖的水道漏口上摆着生了锈的床，这些床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病房里搬出来的。大街小巷杂草丛生，各种颜色的公鸡走来走去，叫个不停……施腾博克・费莫尔伯爵的楼房，不久前还富丽堂皇，如今它的正门上挂着一块醒目的大招牌：牲畜配种站。但是，希罗卡亚街每到秋天，橡树的芬芳仍然是浓浓的――这些橡树是我童年的见证人，教堂十字架上的乌鸦呱呱的叫声仍然像我上学经过教堂小花园时所听见的声音，公园里的雕像仍然是一○年代的样子。有时，我也能从衣服褴褛的可怕的人影上，认出皇村的居民。货栈封闭了。‘尽是石头圆规和石头的弦琴’,我一生总觉得这是普希金指皇村而说的。”普希金若再次出现在这里，肯定也会迷路的。虽然十月革命后，皇村更名为普希金城。皇村已不是那个皇村了――正如整个俄罗斯都已改变了。
皇村接待过多少诗人啊――更不用说它影响的了。1916年，应征入伍的叶赛宁就住在皇村，并且曾经读诗给来此避暑的皇后听。皇后听完朗诵后评价:诗很美，但是太忧郁了。叶赛宁回答:整个俄罗斯就是这样。他拒绝写诗歌颂沙皇。“诗人与沙皇”的主题，终于由普希金身上延续到叶赛宁身上。后来又在曼德尔施塔姆等人身上重演。布罗茨基曾谈论曼德尔施塔姆的创作轨迹:“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罗马的主题渐渐超过了希腊的主题和圣经的主题，这主要是因为，这位诗人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诗人与帝国’的原型窘境。而且，除了当时俄国局势中纯政治的因素外，使曼德尔施塔姆产生这一态度的，还有他本人对其作品与当代文学中其余作品之关系的估计。”民族的道德和精神堕落信令使人想到罗马帝国。1920年代，曼德尔施塔姆多次居住在皇村。他对皇村的几位所谓的名士（如果日杰斯特文斯、戈列里巴赫）利用普希金的名字进行的投机活动，感到很愤慨。他尊敬普希金，却厌恶任何一种普希金主义。他这样比喻普希金:“黑色担架上抬着昨日的太阳”。几乎所有俄罗斯诗人，心目中都有着皇村的影子――哪怕置身于千里之外。曼德尔施塔姆则是极为特殊的一位。难怪曾经在皇村与曼德尔施塔姆毗邻而居的阿赫玛托娃要说:不存在《曼德尔施塔姆在皇村》这一主题，也不应该存在――这不是他的养料。那么他真正的养料是什么?答案是：曼德尔施塔姆根本没有师承。不仅如此，他还是唯一有勇气批评普希金的诗人――称其诗风是“希腊式的苍白”。
作为皇村的客人(或者说普希金的客人)，阿赫玛托娃是伟大的――最完善地继承了普希金的衣钵，曼德尔施塔姆，同样是伟大的――因为他还在皇村的街道上迈出更为关键性的一步：渴望摆脱或超越已成为雕像、纪念碑、口号的普希金。这并不见得会给普希金带来耻辱，这恰恰是普希金的光荣――或者说，是普希金光荣的传统。俄罗斯诗歌的起跑线需要不断地刷新，甚至普希金也不应该成为美学的极限。曼德尔施塔姆拒绝承认偶像，他也就不会为了成为新的偶像而写作――这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像普希金拥有波尔金诺一样，曼德尔施塔姆在沃罗涅日流放时期完成了创作的顶峰。他在“沃罗涅日诗篇”中有这样的一首：“偶像在大山里无所事事，眈于关切、无边、守护的安宁，他裂开自己的大嘴发出微笑，他以骨骼思考，以额头感觉，竭力要回忆自己人的形象。”是的，该到了让偶像无所事事的时候，让偶像恢复人的随和与人的尊严的时候。安・陀・西尼亚夫斯基在《和普希金一起散步》中写道：“对普希金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一尊尊皇村学校的雕像，他是伴着这些雕像长大，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把它们看成是自己的真正的养育者……使他迷上雕像的是灵魂的相通和思想上的契合，想抓住飞逝的瞬间，同时将它重铸成无与伦比的永恒的姿势，雕像是普希金精神存在的形式之一。”他也不知不觉地成为雕像群中的最后一座。但曼德尔施塔姆则出现在另一个时代，一个雕像纷纷下岗或失业的时代，他别无选择――只好采取了背离普希金而去的姿态。因为他实在不愿绕着被废黜的偶像转圈――在他眼中这无异于误入迷津。他开拓了一条远离普希金的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