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 爷爷去世时我六岁，对他的印象朦朦胧胧。依稀记得他个子很高，清瘦，说话声音宏亮，常常在一只胳膊弯里夹着弟弟，另一只手里拿着旱烟袋，含在嘴里，一边走一边吐着呛人的青烟。我和哥哥牵着他的衣襟，跟在他身后满村溜达，就像他放着的几只羊。爷爷在村中的人缘很好，遇到一些蹲墙根聊闲天的老头老太太们，爷爷便放下我们，去和那些老人们抽烟聊天去了。
爷爷爱抽烟，手里常年不离烟袋，口里每天吐着烟雾。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原农村，火柴奇缺。爷爷抽烟点火，用的是火镰。火镰是个马蹄形的铁片，爷爷用玉米秆的芯裹在火镰周围，另一只手拿着一块矿石，猛烈地撞击火镰，火星便飞溅出来，散落在玉米秆芯上，点燃了玉米秆芯，然后再把一根火香引着，就开始一袋一袋地抽起烟来。过足了烟瘾，把火香往地上的浮土中一插，闷一会，火香就会熄灭掉。奶奶说，就是因为这根吸烟的火香，差点要了爷爷的命。一年春节，全家人舍不得用，一年收获的棉花，给爷爷做了一身新棉袄。爷爷穿着新棉袄，和一帮老哥们聊完天、抽完烟后，把火香在土里闷了一会儿，顺手就装进了棉衣口袋里。走着走着，棉袄突然冒出青烟，当时正刮着寒风，风吹火旺，很快就蹿起火苗来。爷爷赶紧脱下棉袄扔在地上，用脚去踩，捧土去灭，过路的行人也一块儿帮着他，才把火熄灭。好好的一件新棉袄成了一团又脏又烂的垃圾，爷爷的身上也被严重烧伤。事后才发现原来是那根火香没被完全闷灭，装进口袋后死香复燃，引起了一场大祸。爷爷抽的旱烟叶常常是最便宜的，实在买不起烟叶时，就把桑树、艾蒿、红薯等植物的叶子采下来晒干，揉碎，再兑上点调料，装在烟袋锅里当烟叶抽。
爷爷一生没有功名，却常对我们讲起他那有功名的爷爷和父亲。他的爷爷也就是我的高祖父叫冯立恭，大约生活在1820年至1900年之间，高祖父其实也没有真正考取过什么功名，听说也只是花钱买了个捐生。爷爷的父亲冯步云，则是个名副其实的武秀才。他大约出生在1860年左右，卒于1943年的河南大灾荒年。据说他武功不错，百十斤重的大刀挥动自如，跑马射箭凤夺巢，用一根棍子支撑着可上房逾墙，如走平地一般。年轻时，村里盖寺庙，要把百十斤重的脊兽送上房顶，好几个小伙子抬着都很吃力，曾祖父独自一人提起脊兽能直奔房上。由于他考取过功名，因而成为后来冯家几代教育子孙的楷模。爷爷常说：“你曾祖父是个秀才，十里八庄都有名，你们可要好好读书，不然将来会成为吃才。”爷爷虽然没有功名，但从小耳濡目染，也读过《四书》《五经》之类的不少东西，一些典章名句常常脱口而出。爷爷为人正直豪爽，谈吐幽默，在村中威望很高，遇到村人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纠纷，只要爷爷一出面，事情很快就会平息。他自己没有功名，却把考取功名的希望寄托在他的子孙身上。最值得爷爷骄傲的是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伯父。伯父天生聪颖，记忆力强，从小受到曾祖父的熏陶和教育，琴棋书画，技艺精通。据说他可以不看棋盘和棋手下象棋，双手能打算盘，书法也好，可以说满腹经纶，少年成才。伯父十四五岁时就在我们家开设学馆教书，现在还有被称为“学屋”的地方。由于他年少气盛，要求学生过严，反受个别年长学生的欺辱。伯父一气之下和村中一个好友先奔武汉后跑广州，考上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毕业后，在河南省主席刘茂恩手下当见习连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伯父随部队开赴太原抗日。据我父亲讲，伯父为报答曾祖父的养育之恩，在太原花大价钱为曾祖父买了一件虎皮大衣。兵败撤退时，伯父负伤，血流不止，把能扔的东西全扔了，唯有这件虎皮大衣一直背在身上。几天后，伯父跑了几百里地回到家中，把沾有血迹的大衣敬献给他的爷爷。曾祖父看着浑身是伤的孙子，禁不住老泪纵横，半天说不出话来。伯父深受曾祖父、祖父钟爱，不料23岁便英年早逝，对两代老人的打击可想而知。
爷爷的死是我人生经历中遇到的第一位亲人去世。那是在1959年的深秋，村中建起了大食堂，家家户户的桌、椅、板凳全都送到大食堂的院里，也不能再有做饭的锅盆，不能再存有粮食和其他食物。为了保证“共产”的彻底，工作组要求每户人家必须把铁锅砸碎了放在门口的大街上，村里的青年突击队员和妇女积极分子拿着杆秤，拉着人力车，一家一家地过秤验收，看谁家的锅砸得最多，碎铁的分量最重，然后送到小高炉去炼铁。另一些突击队员和妇女积极分子手拿一米多长的铁条，深入到各家各户的院里屋里，东边敲敲，西边翻翻，棚上捅捅，地下扎扎，寻找那些被埋藏起来的食物和东西。当时，爷爷已卧病在床几个月了，骨瘦如柴，话语已不太清晰。奶奶为了应付检查，把留给爷爷的几个鸡蛋用小手帕包着，偷偷地塞进了爷爷的被窝。妇女队长进来了，她乐呵呵地坐在爷爷床上，声音洪亮地说：“大兄弟，病好多了吧？来，老嫂子摸摸你还烧不烧。”妇女队长说着，手就伸进了爷爷被窝，很准确、很熟练地掏出了那包鸡蛋。然后，她故作惊讶地说：“大兄弟，现在都吃社会主义大锅饭了，你还留这几个鸡蛋干吗？大锅饭香，保你吃了几天后就会好。这鸡蛋交到社会主义大食堂去吧，让全村社员们都尝尝。”妇女队长掂着那包鸡蛋乐呵呵地走了。爷爷一言不发，过了很久，两个眼睛里滚落出几颗清泪。
没有几天，爷爷就去世了。爷爷的死和那个妇女队长的神色、话语、动作，几十年来，我始终没有忘记过。
生死情
外祖父临去世前，拉着母亲的手交代说：“我死后，你们一定要照顾好你妈，她对我有救命之恩，这你知道。”母亲含泪点点头，说：“您放心，我知道。”外祖父在亲人们一片哀哭声中撒手而去，永远离开了我们。
外祖父生前和外祖母关系非常好，这是他们那个村里的人和我们都知道的。外祖母性格内向，不太爱说话，脸上大部分时间都一个表情，很少见她十分高兴的时候，也很少见她有不高兴的时候。但外祖母十分勤劳，家里家外，没有她拿不起的活儿。外祖父则是个乐天派，痛快人，脸上天天都带着笑容，说话声中透着爽快，好像从没有遇过什么愁事难事。外祖父眼很明，见到外祖母不高兴，从不去论谁对谁错，立刻说几句逗乐的话，不管外祖母笑不笑，自己先哈哈一笑转身就走，回来后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因此，两位老人吵嘴脸红的时候不多。但外祖母对外祖父有救命之恩，我们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外祖父、外祖母死去多年后的一天，和母亲闲聊，又翻出了外祖父临死前说的那句话。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思量半天，才对我们讲述了两位老人当年那段悲壮的往事。
民国三十二年，也就是1943年，河南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灾。春天干旱无雨，夏天暴雨成灾，粮食几乎绝收。度日如年的人们把收获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秋天，不料秋天又闹起蝗灾。据母亲讲，不知从哪儿飞来的蝗虫，飞起来遮天蔽日，“嗡嗡”作响。落到庄稼上，只听见“咔嚓”咔嚓”声响，不到一袋烟工夫，玉米成了光杆，谷子、高粱成了空壳，连一片叶子也没有剩下。人们饿急了，开始吃树皮、草根，吞盐碱土。村中能跑的人都“走西口”，到陕西一带逃荒要饭去了。有人走着走着，突然倒在地上就再也没有起来。村外的田野里、道路旁，都躺有被饿死的人。村中的屋檐下、房间里、院子里，被饿死的人躺在那儿尸体腐烂发臭，也没有人去收尸。真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就在那个时候，外祖父病了，病得不省人事，眼看就不行了。外祖母到七八里地外的一个村里去请医生。见到那个老中医，他说什么也不肯去。外祖母“扑咚”跪到他面前，求他无论如何也要去救外祖父一命。老中医说：“不是我不想去，只是我今年已七十多岁了，饿得走不动，哪还能再外出行医？”外祖母说：“没关系，我背您走。”外祖母年轻时个子很高，骨架也大，她背着那个老中医，一步一晃，几步一歇，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家。老中医给外祖父号号脉说：“他没有病，是饿的，我无法救治，你娘儿俩别管他了，快到外地逃命去吧。”外祖母吞了两把粗糠，喝了几口凉水，又背着那个老中医送他回家。回来时，已经是半夜了。外祖母看着奄奄一息的外祖父，把母亲拉到跟前说：“闺女，你叔怕真的不行了，但咱娘儿俩再尽尽心吧。你在家等着，我去村后地给你叔拔几个胡萝卜来吃。”母亲一听就急了，她知道村后地有几畦胡萝卜，蝗虫吃秋时把上边的叶子吃光了，萝卜留在地下，但被皇协军杂牌队给“号下”了，说是充当军粮，谁敢动一个萝卜格杀无论。昨天夜里有俩不怕死的去偷萝卜，被乱枪打死在地里。见外祖母要去那里拔萝卜，母亲紧紧抱住外祖母的腿说：“妈，您不能去，昨天夜里被打死的人尸首还没收呢。”外祖母说：“我要不去，你叔活不过今晚，正因为昨天夜里刚刚打死过人，今晚上站岗的会认为没人敢再去偷了，我这时候去可能会没事。咱不能在这儿等死。”外祖母拿着工具执意要去，她临走时对母亲说：“我走后，你守在咱家后门口，估摸着时辰，如果听见枪响，那娘肯定是回不来了，你千万别去给娘收尸，等你叔一闭眼，你就逃命吧。如果没听见枪响，娘大概没事，你听见脚步声，就给娘开门。”母女俩抱头痛哭一会儿，外祖母打开后门，消失在黑夜里。
母亲当时还小，她一步不离地守候在后门口，心悬得老高，只怕听见后地枪响。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母亲焦急地从门缝里张望着外面。外边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静得让人害怕。但也让母亲感到宽慰，因为那说明外祖母很安全。终于，母亲听见了外祖母的脚步声，打开门，外祖母怀里抱着几个萝卜回来了。母亲的心才安定下来。外祖母把萝卜洗洗，切成片，煮熟了，先让外祖父喝点萝卜水，又喂了几片萝卜，外祖父才慢慢清醒过来。最终是那几个萝卜，把外祖父从死亡的边缘救了过来。就这样，外祖父临死前都没有忘记外祖母对他的救命之恩。
六十多年过去了。外祖母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度过了幸福的晚年，如今已故去多年。但母亲讲起这段往事，依然禁不住眼眶湿润，我们也被感动得流下泪来。令我们不解的是，外祖父、外祖母生前那么多年，这件事为什么从来没对后人说过？母亲说：“两位老人听信一句老话，叫‘气死不告状，饿死不做贼’，他们认为夜里去偷萝卜是件不光彩的事。”我告诉母亲：“外祖母对外祖父的行为那是生死情，外祖母的行为很光彩，很伟大，我们会永远记住。更何况那几畦萝卜也不是皇协军杂牌队种的。”
母亲的老话
春节回到老家，80多岁的老母亲连续几个晚上都和我谈话到深夜。母亲谈的话都是些老话，有的是她从老辈人那儿听来的，有的是她从自己生活经历中总结出来的。其实这些老话，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没少听她讲。离开家乡近40年，每次回家也都听她讲。而今我已年过半百，回想起自己走过的风风雨雨，才更加感到母亲讲的老话含义深刻，充满人生哲理和辩证法。
“做事要走过自己，也要走过别人”。这是母亲教导我们为人处世的原则。遇到什么事，特别是处理自己同他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时，不能总想到自己，也要想到与这些利益相关的他人。母亲说，这如同走路一样，有的人光想到自己如何能走过去，从来不想别人能不能过去，这种人私心重、贪心大，时间长了，愿意和他打交道的人越来越少，自己的路就会越走越窄，直到最后无路可走。因为他自己把路走绝了。还有的人无论同谁打交道总想沾光、占便宜，一次人家不说，两次人家不说，时间长了，人家就躲开了，不愿和你交往。这是占了小便宜，失去了人生的大宽路。你常年出门在外，接触的人什么都有，无论别人如何待你，你不能做那样的人，也不能和那样的人打交道。老辈人讲，人不能太精，糊涂的人路宽。做事宁可让别人亏自己，自己不能亏别人。这样你的人生就好，朋友就多。母亲的这些话，实质上讲的是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适得其反。
“有饭送给饥人，有话说给知人”。第一次听母亲说这句话，大概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那时候，徐州等地发洪水，遭了大灾，那里的老百姓四处逃荒要饭。当时，我们那里刚刚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生活状况有了些好转，但仍然没有得到温饱，一看到有要饭的走过来，我和弟弟就赶紧跑回家里，“咣当”一声把大门关上，防止要饭的进来。母亲见到这种情况，以为我们和邻居家的小孩打架了，就训斥道：“大白天关什么门？”“有徐州要饭的人来了。”我和弟弟说。母亲一听，便对我们说：“老人们讲：‘有饭送给饥人，有话说给知人’。你们刚吃了三天饱饭，就忘记了饿肚子的滋味了？要饭的人是没有办法才走到这一步，到咱们家门口，家里有多就给多，有少就给少。家家户户都把门关上，哪还有要饭人的活路？”因此，只要有要饭的人进门，母亲无论多少，总要给他们些东西吃。到了现在，母亲还讲这句话，有她新的用意。她说，你看咱们这儿有的大干部、小干部，送礼请客吃饭成风。你大小也是个干部，你送不送礼？请不请人吃饭？要知道，现在生活好了，家家都不缺啥，当官的家里更是不缺啥。别人送给你的东西千万不能要，要了不仅会犯错误，良心上也过不去。要送，你们就送穷地方的穷孩子，那里的人更需要。从电视上看，有的地方孩子上不起学，大冬天光着脚没鞋穿，多可怜！母亲还举例说，有一次到了一家，那家人的孩子在县上当干部，别人送东西巴结他，谁知送东西的人前脚走，人家就把东西给扔了。你送的东西你认为是好的，可人家的东西太多了，成了负担。你看看扔了多可惜？还不如送给穷地方的穷孩子。母亲虽然平时离我很远，但她的这些话说到了我的心里。我也常常告诫自己，不要去做那些有违于这句老话的事情。
“十里地吃个嘴，不如在家歇歇腿”。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什么好吃的。一遇到哪家亲戚有婚丧大事，我和哥哥、弟弟都争着跟母亲去，为的是能够吃点好的。大人不去说不过去，可小孩子去得太多，又会被别人看不起，认为你家太下作，带一帮儿女来吃。母亲是个十分要面子的人，在这个时候，她就用“十里地吃个嘴，不如在家歇歇腿”来教育我们，最后决定一次只带一个。几十年过去了，家里的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每次回老家，母亲还是常叨唠这句话。这是她有意的。平时，母亲常惦念着我，时不时地往北京打电话想和我说上几句话，可十次有八九次都找不到我。妻女会告诉她我又出去喝酒应酬去了。第二天，我给母亲打电话解释一番，母亲听完后又开始重复那句老话：“老人们讲，十里地吃个嘴，不如在家歇歇腿。你现在当干部了，请你吃喝的人多了，那是好事吗？不好。一是鸡鸭鱼肉吃多了，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二是吃人家的嘴软，有些事是不能办的，你一吃一喝给办了，就会犯错误。我常给你们讲的那句老话你怎么就记不住呢？”母亲说完就挂上了电话。为这句老话，我心里总要沉思上一段时间。
母亲讲的老话还有很多。每句老话都有它很深的含义，每次说起那些老话，也都体现着母亲对儿子的一片慈爱之心。
五爷
五爷其实是父亲那一辈人叫的，按照辈分，我们应该叫他五老爷，因为他同我们曾祖父是一辈人，大排行老五。大概是由于中间加了个“老”字，叫起来不顺口，冯氏家族里的晚辈们就都叫他五爷。
听老人们讲，五爷的祖上并没有人行医，五爷本人也不懂中医，不会望、闻、问、切和开药单，但五爷开了一辈子中药铺。我记事时，五爷已告老还乡，住在他家那个院子中的一间草房里。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腰板挺直，两眼炯炯有神，给人一种仙风道骨之感。夏天，五爷穿着白绸衫，手里拿着一把芭蕉扇，一边走一边扑扇。冬天，五爷穿着一件灰棉袍，双手背在腰后，一边走一边哼着“皇戏”（当地人将京剧叫皇戏）。五爷性格有点孤僻，很少同人们交谈，遇见人们同他打招呼，也只是微微一笑，点头应酬一下。看见路边和沟边长的一种植物，就俯下身子拔下来提在手里，甩甩上边的泥土，嘴里叨唠着：“这叫老婆纺花，中医上叫车前草，煎水喝能去火。”看见路边的小桑树上长出的嫩叶子，就摘下一些串在树枝上，说：“这桑叶晒干了可以当茶喝，老辈人称桑茶。”初春时节，五爷看见地上长着一种草，就拔下一些拿在手里，说：“二月茵陈三月蒿，现在这叫茵陈，吃了可以清肝明目，等到下个月就成蒿了，只能用来点火熏蚊子。”总之，在五爷眼里，自然界长出的许多植物都对人有用途，都可以为我所用。
一年端午节前夕，五爷在村东边的水坑旁抓住一只癞蛤蟆，又用一块写毛笔字的墨块从癞蛤蟆嘴里塞进去，然后用绳子拴着挂在屋檐下。我们感到很惊奇，癞蛤蟆是人见人怕的东西，特别是癞蛤蟆背上的包块上常渗出白色毒液，很是吓人。但五爷不怕，他把癞蛤蟆抓在手里，像玩一团泥巴似的。我们问五爷这样的蛤蟆有什么用？五爷笑着说：“等明年春天你们就知道有啥用了。”第二年春天，老天滴水未下，气候异常干燥，许多孩子得了痄腮，这种病现在医学上叫腮腺炎。孩子们的腮帮子又红又肿，不能吃饭，有的疼得哇哇直哭。当时的农村缺医少药，家长们急得团团转。五爷对那些家长们说：“不用着急，把孩子给我抱来吧，我给孩子们治治。”五爷拿出一个砚瓦，倒上点清水，取下挂在屋檐下风干的蛤蟆，在砚瓦上磨上一阵子，然后用毛笔蘸着涂在孩子们红肿的腮帮上。孩子们立刻感到一阵冰凉，第二天就开始消肿变软，几天后就完全好了。五爷神手治痄腮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庄。
1966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村中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五爷死了！他用一根绳子挂在梁上，上吊死了。五爷平时虽然性格孤僻，但为人很和善，从没有同村中任何人争吵过什么，为什么突然寻了短见？后来，从大人们议论中得知，农村中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正在“破四旧、立四新”，批斗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在那年春天，为了防病治病，村中造反派找来几个人，在一个大土坑边挖几个灶台，放上几口杀猪锅，熬大锅药让全村人喝。没想到有几个人喝了这种大锅药后又吐又泻。造反派就认为有阶级敌人破坏捣乱，要毒害贫下中农，妄图破坏文化大革命。几天后，有人揭发，说五爷曾推荐了几种中草药放在了大锅里。造反派开始审查五爷，发现五爷年轻时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医官。这下可惹了大祸。造反派们决定要拿五爷开刀，开大会批判他。五爷一时想不开，就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走了。
那年，五爷大概不到六十岁。
憨俊
憨俊是我儿时村中的名人，住在村东头,但全村的孩子们都怕她。这不仅因为她是个疯子，又憨又傻，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样子十分可怕，还因为她耳朵特别灵，跑得也特别快。只要哪个孩子说“憨俊来了”被她听见，无论多远，她都会飞一般地跑过去，抓住那个孩子，不打不骂，只是抱在怀里，咧开大嘴不停地傻笑，不停地在孩子脸上亲吻。吓得孩子或是“奶奶”或是“大婶”或是“大姨”或是“大姑”地叫着求饶，并保证以后不再喊她“憨”，才会放手。因此，全村孩子们只要看见她，都远远地躲开。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憨俊，是在跟母亲去姥姥家的路上。那是一个冬天，天很冷，残雪没有化尽，麦苗没有返青，路上行人稀少，田野里也看不到人影。快到了和邻村之间那条河的桥上时，突然从桥下蹿出个人来，身穿一件破烂棉袄，下边只穿一条单裤，光着脚丫子，满脸污垢，怀里抱着一捆在河沟里捡来的柴禾。她看见我们，先傻呵呵地笑，接着便大声说：“二嫂，去娘家？”我一看，原来是憨俊。母亲笑着说：“去娘家。俊，大冷天，快回家吧！”憨俊说：“不冷，捡点柴禾送给老×，换点黄豆吃。”然后抱着柴禾一扭一扭地走了。疯人的头一两句话一般都很正常，因此对她说的后一句话我却不理解。我问母亲：“憨俊说的老×是哪村人？她干啥要把柴禾送给他换黄豆？”母亲说：“老×是1959年驻咱村的工作组组长，早不知调到哪儿去了，她是疯人说疯话。”母亲面色凝重，叹了口气又说：“就是那个老×把她逼疯的。她疯了，到现在还忘不了他。人真是不能作孽呀！”从母亲的嘴里，我才知道了憨俊疯的原因。
憨俊是外村人，娘家姓郭，名俊，年轻时长得十分漂亮。她嫁给我们村一个姓马的男人，父母早亡，家里很穷，土改时分了地，分了房，才过上了好日子。郭俊生了四个孩子后，丈夫突然死了。家里没有公公，没有婆婆，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苦。50年代末刮起了共产风，农村办起了大食堂，憨俊一家觉得这一回可过上天堂一样的生活了。谁料不到一年时间，闹起了粮荒，大食堂饭开始按人定量，大人一天三两，小孩一天二两，人人都吃不饱饭，个个饿得面黄肌瘦，很多人得了浮肿病。这时，农村中出现了反对大食堂的言论，还有不少社员开始偷生产队地里的粮食。为了扭转这种倾向，上边派出了工作组进驻农村，老×就是我们村的工作组组长。老×到村里后，大队安排他住在郭俊家的街屋。郭俊人品和善，待人厚道，看到这位组长没日没夜地开会、讲话，满村乱跑，家又不在本地，生活上没人照顾，就经常给他洗洗衣服，送点开水，俩人关系逐渐好起来。一天夜里，孩子们都睡下后，郭俊敲开这位组长的门，送上半小碗煮熟的黄豆，轻声说：“老×，你一定饿吧？趁现在没有人，这点黄豆你赶快吃了，垫垫肚子。”组长看着黄豆，问道：“你哪来的这东西？”郭俊是个老实人，她一脸真诚地说：“没收粮食时我留下一点黄豆，埋在我床的下面，没有谁知道，孩子们实在饿了，我给他们几粒吃。你是大干部，工作又累，肚子又饿，身体不能垮了，这点豆你赶快吃吧！”工作组长沉思一会儿说：“豆子放在这儿，你回去睡吧。”郭俊不好意思地出去了。没有多长时间，郭俊突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是妇女突击队长带着一群人站在门口，个个目露凶光。他们闯进屋里，搬开床，从地下挖出了埋的半小缸黄豆。郭俊被带到了大食堂的一间空仓库，要她交代私埋粮食，破坏大食堂的罪行。原来是工作组长老×揭发了她。突击队员们折腾郭俊到鸡叫头遍，也没有发现新的罪行，便把她关在那里，回家睡觉去了。工作组决定第二天召开全村大会批判斗争她。没料到第二天早上一开门，人们发现郭俊疯了。她自己把衣服撕得一块一块的，袒胸露肉，头发乱蓬蓬的，在地上拉屎撒尿，满屋腥臭难闻。见人就咧开嘴傻笑，不停地说：“老×组长，给黄豆吃。”郭俊真的疯了。全村人都为她和她的一家人叹惜。
我长大了以后，又听到了村中一些老人关于郭俊疯的不同版本。说是那个工作组长住到郭俊家后，想占郭俊的便宜，被郭俊骂了一顿。工作组长看到郭俊家日子过得艰难，就想用半口袋黄豆拉拢郭俊，没想到郭俊收了黄豆后仍不顺从。工作组长恼羞成怒，就设下圈套陷害郭俊，把这个年轻漂亮的农村寡妇逼成了疯子。
憨俊已死去多年，愿她饱受苦难的灵魂能够安息。
老跑
老跑是一个生产队长的外号。此人长相很凶，光光的头顶没有一根头发，满脸雀子就像撒了一层黑芝麻。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大眼睛眼角向上吊着，看东西时斜着眼珠子才能对准要看的目标。老跑个子不高，走起路来像去救火似的，迈着两条小短腿，一脚踩下去拍起一股尘土，一路走过去拖起一道黄烟。人称“个小能上天，走路起尘烟”。就这么一个人，竟能统治一个生产小队近二十年。
在我的记忆中，老跑管社员有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就是跑。他每天不干活，就像一只精力充沛的牧羊犬，迈着两条小短腿，满世界跑。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从这条街跑到那条街，从这块地跑到那块地，永不停留，永不歇息。碰见了谁，总是那几句话：
“还不快去地干活？”
“这块地还没弄完哩？”
“又在磨洋工哩？”
“再瞎胡弄，没粮食你吃球？”
社员们最怕老跑的就是他那种跑功。有时，社员们在干活时停下来刚说几句话，竟然会从旁边的玉米地里钻出老跑来，弄得大家措手不及。有时，有人刚刚看见老跑还在村南地里转悠，忽然发现他又在村北地里训人呢。社员们只要看见他，就会相互提醒说：“小心点，老跑来了。”能躲的赶紧躲开，正在偷懒的人立刻装得勤快起来。老跑活像幽灵一样飘忽不定，弄得社员们心神不宁，整天提心吊胆的。老跑虽然眼睛大小不一，但看得很清楚。话虽然不多，但心里很有数。晚上，他会把白天看到的每个社员的表现，按照不同标准记在这个社员的“工分册”上。这一手很厉害，因为年底要按工分分口粮。工分少的不仅不能多分口粮，还得给生产队里交钱，这当时叫缺粮户。工分多的除去分得足够的口粮外，还能得到几元、十几元的余粮款，这叫余粮户。缺粮户不仅在钱上、口粮上受损失，在名誉上也不好听，被人们称为“懒汉”“落后分子”“老缺”等。
生产队里只有一个人不听队长的，就是张六指。张六指是光棍汉，因一只手上多长了一个手指头，被人戏称六指。六指好吃懒做，重活不愿干，轻活不好好干，每年底全队就他工分少，分的粮食也最少。但他不怕，因为他有一个本事，就是偷，而且是光偷不拿，就是在当时当地把偷的东西用嘴全吃进肚里，手中从来都是空空的。红薯、玉米、芝麻、高粱、小麦、白菜、黄豆等，什么东西下来他偷吃什么。社员们正在地里干活，突然不见了六指，再出来时，人们会看见他嘴里好像刚刚偷吃过什么东西。六指自己就说：“操，弄进肚里了，你还能把肚给我切开？老子临死也要落个肚儿圆。”
有一次，六指却被老跑抓了个正着。夏天的打麦场上，社员们拉着石磙压麦，用木杈翻场起垛，用拱板把麦子推到一起，再用木锹扬场，最后，光滑饱满的麦子堆得像小山一样。收工时，社员们光着膀子，用草帽扇着热汗离场回家。六指走时，把穿着鞋的两只脚往麦子堆里狠狠地踩了进去，出来时两只鞋里灌满了麦子。他刚刚离开打麦场十多步，老跑叫住了他，让他把鞋脱下来，从鞋里倒出了足有三两多的麦粒。当天晚上，在打麦场上开起了斗争会。社员们围成一圈，六指站在中间，地上放着他偷的麦粒。老跑上去抽了六指一个耳光，骂道：
“我操，你幸亏多长了一个指头，要再多长一只手，还不把队里的东西偷光？”
六指仰着头，两眼盯着老跑，不卑不亢地问：“偷了，咋办？”
老跑说：“都说贼记吃不记打，你能不能记打不记吃？”
六指说：“老跑，你的意思是打，是吧？”
老跑说：“打，自己打自己，我打你嫌手疼。”
六指说：“中。”
然后，六指两手提着两只破鞋，在自己脸上不轻不重地打了一顿。
这件事过后没有几天，老跑竟然也被人发现偷了生产队的东西。那天早晨，社员们正要上地干活，六指突然指着撒在地上的小米喊道：
“快来看，哪来的小米？”
社员们立刻围过来，然后分成两队，顺着地上的米查寻过去。六指带着的一队人转了几个弯，穿过几个破院，最后停在了队长老跑家的门口。六指立刻拍着肚子说：
“我操，你老跑还说我偷？你这咋说？”
很快，另一队人查到了生产队的仓库，发现米是从那儿偷出来的。“队长老跑偷了生产队的仓库”像风一样传遍了全村。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大队、公社和县里，公安部门派人来调查，查来查去，也没有在老跑家搜出一粒米来。六指说：
“全都吃进老跑家人肚子里了，还能查出个球来？”
这件事调查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证据不足，最后不了了之。只是老跑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凶相，走起路来步子也明显放慢了许多，看见六指，也不再提他偷麦子的事了。
许多年过后，老跑死了。又过了几年，六指临死时才告诉别人，当年老跑偷小米的事是他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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