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 春季主持：房伟 嘉宾主持：张艳梅 张丽军 赵月斌 马兵 肖涛 主持人：房伟 讨论者：宋嵩高方方李娜彭昊
主持人的话：新年有新气象，经过了上一期的试运行，青年学生的学术锐气和勇气，新鲜的艺术感觉，都让我们耳目一新，在这一期，我们还是邀请了几位青年才俊，请他们谈谈对２０１１年最新作品的看法。
用心凝视那温柔而狂暴的世界
宋嵩
翱翔的大雁懂得天空的明澈，戏水的鸳鸯知晓春水的澄碧。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我们是否明白生于斯长于斯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作家们的心灵最是柔软而敏感，在这个春天，他们用心凝视着身边的世界，述说着一个又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轻轻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温柔而狂暴。
在这个春天，池莉推出了她的汉口平民故事序列的最新作品《她的城》(《中国作家》2011年第1期)，延续着她的一贯风格，将汉口老弄堂女性的风貌展现得淋漓尽致。故事紧紧围绕两代人三个女性展开：中年丧夫的汉口望族之后蜜姐在老宅开了一家擦鞋店，街坊女白领逢春因为丈夫周源贪玩不顾家而赌气辞职来擦鞋店打工，与前来擦鞋的外地生意人骆良骥眉目传情。蜜姐坚决反对逢春红杏出墙，屡屡给二人制造麻烦。经过一番酒后长谈，两个女人互相倾诉了心中的委屈，蜜姐明白了逢春周源夫妇不和的根本原因在于周源是同性恋，而逢春则在了解了蜜姐曲折的婚恋经历后真正懂得了蜜姐那套生活与婚恋哲学。这番人生真谛，是汉口老弄堂人百余年来的生存经验，是蜜姐那位年近九十的婆婆人生智慧的结晶，更是蜜姐在人海中半生挣扎积攒下的最宝贵财富。小说题为《她的城》，既是指蜜姐祖辈凭借家财与个人魅力凝聚了老汉口的人心，聚居联保里最终形成了汉口人都会的雏形，更是指汉口老弄堂人对人情世故的深谙与坚守、对和谐人际关系的追求，用一句汉口方言来概括，就是蜜姐口中那句“敞的”――“这就是武汉大城市气派”，构成了汉口女人身上敢爱敢恨却不乏隐忍含蓄、吃苦耐劳却又总是外表光鲜的独特风貌。池莉就是这样，她不在乎什么“超越性的美”，宁可像每一个汉口人享受热干面那样去享受老里弄里平平淡淡的市井生活。
若干年来，徐则臣自称“城市边缘人”，向我们讲述身边一个又一个“北漂”的故事。在《轮子是圆的》（花城》2011年第1期)中，故事的主人公换成了原本是司机、轧死人后坐了四年牢、来到北京以后靠修车为生的咸明亮。他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轮子是圆的”，蕴含着徐则臣苦苦追寻的“城市边缘人身上那种没有被规训和秩序化的蓬勃的生命力、那种逐渐被人们忽略乃至遗忘的‘野’的东西”。轮子是圆的，你永远不可能让它变成方的。咸明亮只喜欢车，喜欢开车。他入赘到船老大老黄家，却丝毫不在乎老黄希望有个人能把那条船传下去的心愿，仍旧乐此不疲地跑长途；来北京后靠修车维生，却从未抛弃开车的梦，梦想有钱之后买辆车，“到没人的路上随便跑”，甚至异想天开地想用废弃零件组装起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他是真正的乐天派，“每天能看着门口的车，我就觉得我在北京过得还不错”。在别人的眼中，这辆拼装的“野马”可能是招徕生意的好招牌，可能是件相当酷的艺术品，但对于咸明亮来说，它只是自己开车梦的载体，是那颗永远不会停歇下来的心的最好归宿。它象征着自由，意味着无拘无束的生活，这些又岂是那些安于平淡生活的人所能理解的?轮子即使跑飞了，滚到了路旁的枯草里，终究还是圆的，正如同咸明亮那颗不变的心，无论流落何方，都会向着自己憧憬的美好永远奔驰。
正如咖啡的苦涩常常盖过牛奶的香醇，生活的苦难也往往会遮蔽人间的美好，或许此时我们正需要一点苦中求乐的精神，尽管这不过是小人物的无奈与辛酸。晓苏的《幸福的曲跛子》（《北京文学》2011年第2期)和石舒清的《浮世》(《人民文学》2011年第1期)略有相似之处，都是与“赔偿”有关的故事。《幸福的曲跛子》以一个回家乡油菜坡养病的卖淫女的视角写邻居跛子曲奇家盖新房的经过。在举办新房落成喜宴的时候，曲奇的老婆毛娟却躲在新房的卧室里哭泣，后来“我”才知道，曲奇盖新房的钱来自他在南方看车时因脚被轧断而获得的十万块钱赔偿金，而他是为了拿到这笔盖房子的钱主动把脚伸到车轮下去的。《浮世》则是短篇，写马哈赛在新疆下煤窑，哈赛媳妇在家里独自拉扯三个娃娃，一天接到电话，得知煤窑瓦斯爆炸，哈赛伤了眼睛，有可能得到一笔五六万块钱的赔偿金。在邻家媳妇的鼓动下，哈赛媳妇开始憧憬用这笔钱买金手箍。后来哈赛打来电话，告诉媳妇自己失去了一只眼睛，拿到了十四万块钱的赔偿金，让她赶快做好盖新房子和收拾街门的准备。同样是写“赔偿”，同样是写“盖房”，两篇小说各有优长。《幸福的曲跛子》的成功之处在于叙述过程悬念迭出，整个叙述过程也就是“我”在自家楼上一边窥探邻家生活一边回忆往事的过程，“窥视者”的视角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希区柯克式的悬念片，小说因此具备了“抓人”的资本；“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曲奇左脚只剩下了一半，毛娟的脸上见不到丝毫因新房落成而幸福的神色，与丈夫的眉飞色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细节都吸引读者继续探求答案，而作者直到最后一刻才揭晓谜底。神秘的力量推动着叙事的不断前进，谜底揭晓后的戛然而止则带给读者无限的回味余地。与《幸福的曲跛子》力求带给读者巨大的阅读快感不同，石舒清在《浮世》中竭力克制着自己的叙事欲望，更多地把笔触用在描写哈赛媳妇给孩子喂奶和打瞌睡上，仿佛一幅钢笔淡彩，细细勾画出西北农家平淡却又不失乐趣的日常生活。第一个电话掀起了小小的波澜，而邻家媳妇的话更是让哈赛媳妇的心情难以平静；第二个电话原本应该带给她更大的情绪波动，然而故事的结尾却是“该睡觉了，明天早上就去寻人借钱，哈赛叮嘱的两桩事情要给办到”，似乎一只眼睛的永远失去就像家里的鸡跑丢了一只那样平常，而用眼睛换来新房是一笔相当划算的买卖。各色人等在事故面前的表现乍一看上去似乎不合情理，但静下心来思索，却很容易理解这是生活重压下的必然。作者力图去撕破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伪装与假面，摒弃那种温情脉脉的虚幻，道出了我们曾经刻意规避的生存现实，因为对于穷人来说那些都是空谈，远不如一沓钞票实惠。
这个世界因过分荒诞而狂暴，又因其狂暴而愈加显得荒诞。我们看惯了反映高等学府中乱象的作品，讲述当下各种科研单位中故事的小说却很少见。同样属于学界，同样置身于滚滚红尘之中，干净如宁国府门前石狮子的科研单位想必已是凤毛麟角。唐本奇的中篇《学林轶事》(《人民文学》2011年第2期)或许能让人窥见这座神秘冰山的一角。故事围绕着“天地技术研究所”可靠性实验室领导权的争夺以及“设备性能考核评估中心”设置的前前后后展开，各色人等纷纷粉墨登场，其中有不学无术、整天觊觎漂亮女同事的设备管理员莫鱼儿，有视实验室设备为私产、一门心思扑在培植亲信培养接班人上的实验室主任郑坚，有吃喝嫖赌坑蒙拐骗五毒俱全、仗着老丈人的院士和总工程师身份混上研究所办公室主任的马钱，更有一群在项目论证会上只知道挑报告里错别字的专家学者。原本是清净之地的研究所被这群人搞得乌烟瘴气，最终却争取到了国家级评估中心的立项申请，这个结果足够令人读后大呼意外，而莫鱼儿那番“做学问是不能找做学问的人的，书呆子喜欢钻牛角尖，不明白事理，还自以为是，大多只会添乱，成不了事”的高论，则更是使人啼笑皆非。也正因为如此，海归女博士吕影的美好才更像是一则神话，但是无论她如何尽力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最终也只能在这一群俗物面前败下阵来，不得不再次流落异国他乡。或许莫鱼儿这类人并非生来如此，他们心中也翱翔着吕影这样的白天鹅，只是这个病态的社会传染性过分强大，而他们的免疫力又是那样脆弱，难免成为又一个受害者。小说借“学林”写社会，洋洋洒洒数万言，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讽刺不可谓不入木三分，但分寸把握却略嫌失当，嬉笑怒骂间带上了些许皮相，除了莫鱼儿的形象还算比较立体，其他人物大都被塑造成了单纯的跳梁小丑形象。人物姓名的安排也是作品的一大败笔，专家组成员“魏保葆”、“卞泰”，让人一看便知是“胃饱饱”、“变态”的谐音。或许作者是在向《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学习讽刺的艺术，但显然只是学到了一点皮毛，而尚未深刻领会到讽刺艺术的精髓。
同样荒诞的还有赵本夫的《临界》(《作家》2011年第1期)。一个智力似乎有问题总是被冤枉的老实人，一个心理极度扭曲甚至变态的老处女，一桩情节离奇的所谓“强奸案”……这些元素无论挑出哪一个，都无疑会结构出一则吸引读者眼球的好看故事。但是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有好的食材未必就能烹出好菜，种种山珍海味的杂烩也绝不等于一盅极品佛跳墙。没有人怀疑赵本夫的“烹饪能力”，但他这一次的表现难免有“砸锅”之嫌。作者的叙述语言一如既往地幽默流畅，然而幽默流畅过了头就难免带上些油滑的嫌疑。况且故事本身相当老套，无非是一则老实人一直被冤枉受气，重压之下做出惊世骇俗的出格之举，最终也难免尴尬命运的市井传奇而已。作者选择这样一个曾被许多人反复书写过的题材，无形中给自己设置了难度，却最终在自设的难度面前败下阵来。作品的人物形象明显过于漫画化，尤其是老处女“处长”，很难让人相信现实生活中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人；四毛作案动机的安排也略显牵强，甚至在逻辑上经不起推敲：他此前屡屡被冤枉，被怀疑打了人、偷了钱、摸了女人屁股而拘留，但这些奇耻大辱并没有促使他实施报复，反倒是“处长”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他口中臭豆腐味道的厌恶将矛盾推向极点。尽管过程的描写堪称精彩，“腐乳”作为道具几次出现也颇为得当，但总令人感到缺乏真实感。也许赵本夫是想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平凡的老实人而言，虽然忍辱负重是美德，但心灵的承受能力毕竟有限，就像一艘载满货物的海轮，也许只需要一根稻草就足以将其压沉，而这，可能就是《临界》的题中之义吧。
荒诞之余，邱华栋的《塑料男》(《花城》2011年第1期)带给我们的也许只剩下绝望与恐惧了。作者上来就大谈用来处理水中污物的锦鲤，并且借画家阎力之口告诫我们：也许人类的适应性已经强到可以适应各种有毒的食物，可以通过变质和异化改变体内的机理而继续顽强地存活下去，“我们不会被毒死，但是我们会变成非人”。而“我”则在梦境里跟着记者童大林一起为了写一篇控诉煤老板破坏环境的报道四处奔波，目睹了因工业污染而变成红色的河流、变成灰黑色和橘黄色的天空，以及“矿工的鲜血染红的煤”和被粉尘染黑的心脏。但作者的用意显然并非仅仅是为了宣传环保，他不厌其烦地列举“我”的恋爱经历，并且将“我”交往过的女朋友概括为“疯玩女”、“粘人女”、“文艺女”、“物质女”等13种类型；在同“简单方便女”结婚之后，“我”结识了住在盒子里的白领男人，发觉自己的肺有了金属化的倾向、肌肉逐渐失去弹性变硬、开始吃纸、玻璃、木头，并最终变成了一个塑料男人，妻子则生下了一个塑料婴儿……像流水账一样的故事显然荒诞不经，但似乎每一个细节都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其根源。作者用一种满不在乎的语调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梦，仔细读来却是字字血声声泪。正如卡夫卡讲述格里高尔的故事并非只是针对人变成甲虫这件怪事来就事论事，《塑料男》关注的焦点也并非只是毒大米毒奶粉是否真的会让人肌肉僵化。“物化”也罢，“异化”也罢，归根结底还是人的欲望在作怪。无论是“疯玩女”还是“物质女”，都不过是一类人的缩影，前12种人几乎可以完全概括当下的芸芸众生，而第13种人“简单方便女”，似乎永远只能是一个存在于人们臆想中的、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完美形象。作者煞有介事地搬出每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人都熟悉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诫我们“物质与能量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转换，从可利用到不可利用，从有效到无效，从有秩序到无秩序”，并且描绘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前景：宇宙万物在不可挽回地朝着混乱与荒芜化发展。“我”由正常男人变成塑料人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伴随人类历史始终的悖论：人类在发展道路上前行，而这条路的最终指向却是世界和人类的毁灭；人类挽救自我的一切努力都是“反熵”的，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行为。由此，这篇小说超越了形而下的环保层面，上升为思索人类命运的现代寓言。
或许是冬日的寒意尚未完全散尽，噌噌上升的CPI给每一个人带来了压力，2011年春季的小说大多充满了沉重而冰冷的现实感，述说着对金钱对人生对苦难的思索，而能让人感受到温暖与美好的作品却相当罕见，罗望子的《单身汉》(《作家》2011年第2期)和徐海蛟的《衣服》(《文学界》2011年第1期)可以视为其中的另类。《单身汉》写一个单身男人同四个女人的故事。主人公涓生是一个小职员，因为幼年时的一场事故变得寡言少语独往独来，同情人秋婵交往三年，只是把她当作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他被领导排挤，却安然醉心于整理新单位资料室里的旧录像带，甚至被发配去看管水库之后，也仍然能寄情山水，在登山垂钓中自得其乐。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成了山区小女孩的辅导老师，横亘于心中的坚冰因此开始慢慢融化，而在经历了女孩母亲的示爱、得知曾经将他当做倾诉对象的女同事一个即将嫁人、另一个因股市暴跌而跳楼之后，他最终悟透了人生真谛，毅然下定了同秋婵结婚的决心。涓生的转变看似突兀，其实作者早已在细密的叙述中暗藏了种种必然性：童年时他人的误解给他带来了心理阴影，而他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种种误解之中；童年的不愉快经历仿佛一粒砂子落入了他珍珠贝似的心，岁月将其一层层包裹，默默地等待着有人能将贝壳开启。也许这四个女人都不具备独自打开贝壳的能力，只有当她们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同时发出刺激，那颗被掩藏许久的人性之珠才能绽放出光芒。作者对主人公情绪和感受的捕捉堪称到位，散淡的叙述气定神闲而又不失老练，为作品增色不少。《衣服》可读性极强，述说的是都市邻里之间的隔膜与误解，以及破冰时节的那一丝暖意：离异男人老张从门镜中目睹了邻居夫妻赤身裸体被反锁在家门外的尴尬，出于好心给他们送去衣服，却因此受到邻居男主人周则的猜忌，并最终导致了周则和李芳凝婚姻的破裂。此后，老张和李芳凝这对离异邻居在互赠春联、粽子、水蜜桃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难以言说的情感，老张甚至将一把钥匙放在李芳凝家备用；而当李芳凝煤气中毒生命垂危之时，是老张破窗而入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并脱下自己的T恤为她遮羞。第二天李芳凝终于做出决定：也要在老张那里储存一把钥匙。也许池莉笔下汉口老街坊和睦的邻里关系终将式微，但留下的并非只是窥测和猜忌；人性的光辉再微弱，也总会照亮城市单元楼漆黑的走廊。而在这个显而易见的精神内核之外，我们还隐约觉察到一个关于“尊严”的话题。作者写起都市生活来驾轻就熟，把握离异男女的心理游刃有余，善于捕捉微妙的情感，故事情节的安排、起承转合的设置错落有致，细节饱满，堪称2011年春天最令人惊艳的发现。
除了以上这些对美好世界的述说，这个春天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还有不少。汪若菡的《那年夏天的吸血鬼》(《人民文学》第2期)用村上春树的笔法和语调讲一个村上春树式的故事，无处不透出都市人的孤独感；同期《人民文学》上还有东西的《救命》和宋潇凌的《大风来兮》，前者是入木三分的黑色幽默，后者是发人深省的海滨寓言，笔致同样夸张恣肆；姚鄂梅的《心肝宝贝》和徐岩的《仨人都恋爱》(《中国作家》第1期)，以及俞梁波的《妥协者》(《文学界》第1期)都努力去触摸普通人家庭生活的窘迫，各有特色；而李方鹏的《鞋垫儿》(《北京文学》第2期)则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在当下文学潮中坚持本真与朴素风格的伟大。
文学焦虑中的精神突围
高方方
2011年的小说创作依然赓续了当下底层创作的热潮，但是，在该类型的小说中，往往存在题材大于文本的弊病，从而使得小说文学性质素弱化稀薄，流于“伪民工式”的苦难堆积，或“纪实式”的文字猎奇。尚长文的最新作品《张子刚的哲学》(《铁人文学》201１年第2期)，带给了我们一种别样的审美体验，作为胜利油田的一名作家，他擅长于探究石油人琐碎生活细部的缠绕，并在纷繁芜杂间抽拨其作为独异群体的特有生命体验和历史沧桑，我们也从“陈奂生式”小人物张子刚那略带有几分滑稽戏味道的自我奋斗中，读懂了《文艺争鸣》的主编张未民先生所说的：“新世纪文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对人的生活现代性的肯定”。
与尚长文轻松诙谐的叙述调子不同，朱雪的《橘帽》(2011年《长江文艺》第1期)奏出的是一曲低沉喑哑的挽歌，作者将视线聚焦在山村留守儿童以及外出打工者的残酷命运上。田年儿的父母外出打工，将其留给跛脚的大爹田拐子照看，但是父亲却在施工的钢筋架上滑落惨死工地，只留下了一顶泛着寒光的“橘帽”(安全帽)，母亲也在踯躅间离开了年儿，走向了暮色沉沉却霓虹闪烁的都市。虽然之于留守儿童的高频率言说让文本有了重复雷同的嫌疑，但老到晓畅的叙事语调，层层推移的叙事波澜，却让原本平实的故事，在作者真诚的叙述的行进间有了非凡的情感势能，而有了温情四溢的魔力。
《顺花》(2011年《延河》第2期)是张兴梅的一个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曾经纯洁朴实、视有着“穆斯林的头巾”美誉的郁金香为最爱的农村少女顺花，堕落放纵又犹疑忏悔的故事。进入都市喧嚣的农家女顺花，经靡靡市声的浸染后堕落成了自轻自贱的浪荡女，感染“脏病”后无药可治，试图“扑棺碰顶”头撞死在父亲灵柩以求解脱，但母亲又先于自己撞了上去，顺花于是在喧嚣的丧葬队伍里绝望地离家而去，开始了向嫖客撒旦式的复仇，疯狂的报复后平静下来的顺花开始忏悔自己的一生，最终选择了孤独的死去。小说以一种悲悯的笔触述说了顺花这样一个农村少女悲苦的一生，心理把握细腻到位，但是文中留山羊须的广场诗人的出现却颇为突兀，顺花的转变也显得匆忙凌乱，这让原本质朴的总体叙述格调因为表情的庞杂而显得不再纯粹。
如果说底层叙事文本特有的沉重感让我们重温了冬日阴霾的寒意，那么依然持守现实主义精神位格的“官场小说”却让我们在频频蹙眉间倍感生活的荒诞与无奈。白云觅雪的中篇《王昆明的拖鞋》(2011年《长江文艺》第1期)借助代理校长王昆明的视角，串联起了其上任期间梅林中学的郭蔓跳楼事件、餐厅死猪肉事件、女教师被打事件，网罗出一幅社会各色人等杂烩而成的现代版“八骏图”，其间有通过裙带关系在政界和教育界上蹿下跳的“官油子”吴继浦吴副校长，黑白两道通吃的土大款孙嘉上，横行乡里的地头蛇王虎，最精彩的是为调和“女教师邬辛眉被打事件”而设酒宴的那段。在一次次的“危机公关”过程中，王昆明也由本分质朴变得活泛油滑，听到“荤段子”也不再面红耳赤，坐骑也从“二八自行车”过渡到“摩托”和“轿车”，与先前最看不上眼的吴继浦成了“患难兄弟”，连在学校巡视也套上了邋遢的“拖鞋”。透过王昆明的精神嬗变史，我们也管窥到了人们想像中纯净的教育界竟也如此藏污纳垢，虚意逢迎，整篇文章语言可谓炉火纯青，老到晓畅，在鲜明人物形象的刻写中也表现得从容自如，是篇不错的“官场小说”。
与《王昆明的拖鞋》相似，李东文的《幸福就像躲猫猫》(2011年《长江文艺》第1期)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射到了荒诞的教育界，主人公最终也在校长遴选之际当上了校长，但是在文本具体的呈示方式却迥异，后者的语言超脱诙谐，有着调侃的兴味和略显玩世不恭的叙述表情，节奏也较为跳跃，甚至有的地方稍显匆忙，比如“丢摩托车事件”，当“我”办理报失手续被告知5年前的“逆行”罚单需要7千元的罚款后，就没有了下文，这如果看作是作者为塑造主人公“马大哈”的气质而下的料的话，我想这料是“下跑偏了”。文章最后“我”因为保护学生挨了一刀，没想到这次无心插柳的“见义勇为”让“我”荣登校长“宝座”，成为了一匹“黑马”，只因为我救下的那个男生的父亲是位高权重之人，看似荒诞却又如此的真实，读罢之后，令人心中五味杂陈。
杨凤喜的短篇《你们叫我梁有才好不好》(2011年《鸭绿江》第1期)，以一个刚到县政府工作不久的农村青年梁石头(梁有才)的所见所闻为主线，反映出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比如基层小官员整体的无能及其生命的虚耗，农村“地头蛇”式村主任的一手遮天，底层农民告状讨理的心酸等等。整篇文章虽然简白质朴，但在叙事节奏的调控和情节的处理上颇有可圈可点之处，特别是在对告状“钉子户”王一五的形象呈示上表现出相当的叙述耐心，一开始的时候王一五给人的感觉是，不仅邋里邋遢、形容龌龊，而且他还是一个不讲道理的无赖刁民，因为他状告的是村主任孙大胜家的炮仗，按他的说法是他老娘是被孙家娶儿媳妇的鞭炮声吓死的，听来很是荒诞，但随着叙述的延展推移，读者才渐渐明了王老汉屡屡告状的真正原因是对村主任孙大胜的不满，孙大胜借职务之便不单收受贿赂，而且将村里的荒山私自卖给城里人作墓地，为了替村里人讨回公道，王一五才去捅了这个马蜂窝，为此还跟梁石头的父亲，这个昔日的拜把兄弟分道扬镳。此外，文章的题目“你们叫我梁有才好不好”也颇有深意，这句话出自叙述人梁石头(即梁有才)之口，在文中出现了四次，“石头”是个村气十足的名字，从农村出来进入到县政府工作的梁有才，极力想撇清这个和农村牵绊着的标签，但是想来也不过是徒劳，作者选择这样一个叙述人，并用这样一句话来刻镂人物形象，是十分精准独到的。
褪去文本现实感的沉重外壳，在生活焦灼的边缘处网罗文字本身的轻逸，或许是另外一批作家的文学追求，而这种颇具后现代意味的轻逸质地本身就是一种文学精神突围的可能。北人才女刘丽朵，这位凭借一股诗意的青春绝望感闯入文学审美视域的新生代美女作家，在其新作《阮郎归》(２０１１年《西湖》第2期)中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别样的审美惊艳。这是一个颇具实验性的文本，作者用一个词牌名来作小说的题目，也恰好吻合了其清丽忧郁的语言风格。通读全文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努力尝试变换各种叙事视角来丰富其文本的阅读美感，但这种交错杂糅的视角迁移变换，如果太着痕迹就会造成文本叙事节奏的失控和断裂，造成阅读的疲惫，所幸文本的话语裂隙暴露的还不是太过明显。文章的前半部分的言说主体是陈东，具体说来是工作中失意无聊的陈东、大学时代忧郁敏感的陈东和少年时代善良天真的陈东，这三者交互式进行的穿插叙事，在时空上采用的也是一种回望姿态，其中少年时代这段写得较为出彩，无论是写童年玩伴的忠诚、还是写朦胧初恋的美好，都笔触细腻，心理把握也很到位，但是大学时代这段却有很“萌芽”的味道，显得零碎散乱。文章进行到大约三分之二的地方，主人公陈东的叙述伴随着一份在“6．9夜”写给暗恋女孩“马路天使”的字条中戛然而止，接着就开始了卓尔和宋近思的叙述，这两个人都是陈东大学时代的好友，在他们的交谈中，我们才得知，陈东在写下上面字条的18天后便溺水身亡了，究竟是意外的溺水，还是陈东自己为抽离尘事烦扰而主动作出的选择?他们都太过纯真，对生活有着太多的幻想，但现实的沉重以及情感的挫伤，让他们变得脆弱敏感，生活在坚硬的尘世他们委屈得像在荒野中茫然四顾垂手而立的“野孩子”，而正因为这文章太像一篇向“海子”致敬的文字，叙事的情感轨迹纵然令人动容却又因雷同而变得暧昧，让整个文本都大为减色，但是，作者之于繁复凌乱叙事视角的尝试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也在之于“海子”情怀的重温中感到了作者浓深的赤子之情。
网络实力派写手鬼金的《喑哑的湖》(2011年《延河》第2期），依旧秉承了其“鬼里鬼气”的阴郁叙事格调，为我们呈示一份异质化凌厉诡异。小说一开首就是血淋淋的暴力杀人场景，老实巴交的木匠刘木胜用斧子敲碎了恶霸老板李广德的脑壳，进而讲述这样一段出入意料的杀人案件背后的原由和玄机。整个文本呈现出一种粗粝的暴力美学风格，叙事色调也晦暗压抑，阴冷潮湿的冰天雪地叙事场景的选择，人物性格的两极化处理，以及主人公刘木匠的身上表现出的精神分裂病态特质都加重了文本恐怖元素的质地氛围。阿乙的《儿子是条狗》(2011年《延河》第2期)，有着木刻版画的粗粝意味和硬朗瘦削的黑白调感，读来颇有鲁迅小说《明天》的味道，和“单四嫂子”死了儿子类似，主人公阿珍儿子小明也走失了，周围的人同样对这样一个可怜的女人投以冷眼，不同的是小明并没有像“宝儿”样死去，而是“变成了一条狗”被周警长找到了，这样一个荒诞情节的掺入让整个文本变得有意思起来，甚至我们开始认为文章开头煞有介事的“小明走丢事件”，原本就是一条狗的走失，可能阿珍真正的儿子小明早已经不再或者在数年前就丢失了，于是阿珍一直就在精神幻想的呓语中度日。这样想来，小说这种荒诞质素的拼贴嵌入着实让文本有了叙事的弹力。
此外，还有一大批作品让我们也同样感受到了作家们精神突围的尝试，孙未的《顶楼的孩子》(2011年《长江文艺》第1期)反映了现代金钱社会下家庭亲情病态淡漠、邻里关系疏离隔膜，其间渗透出的那股都市人渴望逃离的末世情绪让人不胜唏嘘。郭小兵的《我和我的女老师》(2011年《长江文艺》第1期)则用幽默超脱的笔触锁定了情窦初开少年目光里的一位美丽女教师，我们也循着少年的目光追随了女老师的一生，她的善良高雅和独特的气质成为了那样一个物质精神极度匮乏的干涩年代记忆里一朵不朽的红莲。毕亮的《手术》(2011年《鸭绿江》第1期)截取了一对恋人即将分手的场景作为叙事切口，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剖析窥视当代婚姻爱情的独特视点。其间叙事地点的选择，日常声音的戏剧化穿插，让文本有了剧场般的审美感觉，在徐徐推移的片段化言说中让我们感受到了现实生存压力下“爱的无力”。90后另类作家周朝军的《紫蝴蝶》(2011年《延河》第1期)是篇类似于王海鸽式现代婚姻爱情故事的小说，其以“有夫之妇”段恋与“有妇之夫”徐扬的婚外恋情为主线，穿插了好几段纷繁复杂的情感纠葛，这种“满树开花”纵横交错的叙事穿插，让文本有了高密度的叙述势能，也让几段普通的婚恋故事揉搓出了丝丝新意。而弋舟的《我们的疑难杂症》(2011年《延河》第2期)从一个少年的视角切入，在幽默风趣的叙述行进中带领读者窥视了一出出成人世界的悲喜剧，充溢着非凡的阅读蛊惑。许仙的《金手指》(2011年《西湖》第1期)则用诙谐的叙事语调勾勒出了荒诞时代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社会众生相，我们也在这段人物志式的“现行反革命”事迹的大串连的戏谑间，读到了那个时代神经质的敏感愚昧和无尽荒诞。
新春看到新希望
李娜
新的希望，在于作家们对“情”的高度张扬。张作民的中篇小说《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当代》20１１年第1期)讲一个杀人犯在监狱中如何从万念俱灰、企图自杀到接受服刑、重新面对生活的故事，虽是监狱题材，却无意于呈现侧重伦理道德或宣扬主旋律。作品与普希金的名作同题，风格平实，颇具诗意和浪漫色彩。大学毕业生石方明因失手杀死了包养其女友赵丽萍的有妇之夫而被判死缓，突如其来的灾难诱发石方明的母亲心脏病发作、父亲遭遇车祸。失去双亲的石方明在监狱中悔恨自责，想方设法自杀。指导员派隔壁女监的女犯人孙小小化名孙晓燕与石方明通信进行劝导。两人在有限的几次通信往来中产生了真挚的感情，虽然两人很快失去了联系，但这份感情支撑石方明放弃自杀的念头，并积极改造，提前释放。石方明终于找到孙小小时，孙小小已身患癌症，在前女友赵丽萍和孙小小之间，石方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孙小小走进婚姻的殿堂。
小说的时间跨度很大，从石方明入狱起笔到石方明刑满释放两年后结束，其间还插叙了石方明在大学期间与女友的恋爱史，使这部小说在结构的驾驭上颇具难度。而作者始终以对爱情的追寻为主线，使整个故事紧紧围绕“情”字组织取舍，少有游离之笔。石方明的入狱始于情杀，可以说他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对爱情被金钱所污染的残酷现实进行着反抗。也正是爱情――女犯人孙小小的真挚感情使石方明放弃自杀的念头接受新生。故事结局处石方明的选择并非作者的一厢情愿，毕竟小说中人物对爱情的坚守给了我们一线希望，让我们的感情有所安放。作者选取的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环境下发生的故事，但最终的落脚点是对爱情的呼唤：在一个可以用金钱买卖爱情的时代，呼唤那种简单的、纯真的、男女青年之间最为自然的相互吸引、相互安慰的爱情。他似乎要告诉我们，不管在何时何地，真情始终存在，而真正的爱情的力量可以穿越时间，可以挽救生活、可以创造奇迹……作者用近乎固执的姿态表达着对爱情的信仰，在人们已经不再信仰爱情的当下，这种对爱情的重新思考和追寻有着特殊的不可取代的意义。
同样写“情”，弋舟的《外省书》(《青年文学》2011年第2期)则围绕着锦鲤展开叙事。两位男主角在性格上都有着明显的偏执倾向。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的“我”喂养了一条锦鲤“大正三色”，并在心里暗自赋予它一种神秘的象征意义。在一次去外省出差时，由于被贩毒分子误以为是便衣警察而遭到殴打，“我”脑震荡并对当时发生的事情失去了记忆。恰巧妻子庞安打电话带来“大正三色”的死讯，于是失去部分记忆的“我”坚信自己发生意外和锦鲤的死有着必然联系，在电话中不停地质问和训斥妻子，最终导向了婚姻的破碎。离婚后，我再次出差外省，遵照前妻庞安的嘱托看望乔戈，从而得知了一段乔戈与庞安的旧事。乔戈在少年时期被女邻居引诱之后，总难以甩掉要看清女人屁股的强烈念头，于是在大学毕业时的篝火晚会上，尾随并偷窥了上厕所的庞安，庞安在他的哀求下对此事保持了沉默，在当时的特殊氛围中乔戈产生了对庞安的忠诚和爱情，并一直未婚。锦鲤死去时，庞安和乔戈恰巧重逢，一起回忆篝火晚会上朗诵的诗歌。
弋舟在故事的结构、悬念的设置方面十分缜密，人物的心理也挖掘得颇为深入。其实故事本身亦是发人深思的。女主人公庞安看似受到几个男人的倾心和爱恋，似乎是一个十分令人羡慕的女人，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她正是生活中偏执心理的无辜受害者。乔戈以近乎偏执的心理爱着庞安，但这种爱的方式是否能为庞安所接受，又会对庞安的生活带来些什么?“我”因为一条鱼的死亡而失去了婚姻，虽然处处流露出对庞安的留恋和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悔恨，但此间庞安所经历的痛苦无疑是更加难以承受和更加没有道理可言的。两位男主角高尚而执着的爱情恐怕无一能给庞安带来真正的幸福。作者让两位男性在睡梦中同时喊出女主角的名字时，不知是否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新的希望，也在于作家们对叙事技巧的追求。相较于以上两篇作品，赵荔红的《地铁》(《青年文学》2011年第2期)更具先锋意味。作者将故事分成两条并行不悖的支脉，通过两个彼此并无许多关联的人物交替讲述，“我”―在上海工作每天坐地铁的女青年，以意识流的方式呈现着在地铁上的见闻和由这些见闻引发的回忆和思绪；而戴俊和他的生活则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交叉在文本中。“我”每天乘地铁在家和单位之间往来，平淡无奇的生活让我常常期待在地铁上能有什么意外发生，盼望着有一天在特定的时间遇到特别的人和事，甚至期许在地铁上遇到自己的爱情。戴俊则是一个生活严格遵照计划和规律进行的中年男人，从什么年龄结婚，什么季节生孩子，到早餐吃什么，什么时间出门、回家都列入他的生活计划，执行得分毫不差。然而，由于一次下班晚点，戴俊在地铁上遭遇了一个裸体女孩的行为艺术表演。这场意外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反应，第二天，他没有按照平日的计划安排行程，而是精神恍惚地去了趟美术馆，路上遭遇车祸导致双目失明。“我”和戴俊的交集仅仅是在同一趟地铁上共同目睹了裸体女孩的行为艺术，以及我在地铁上看到关于波及到戴俊的那场车祸的新闻快讯。两者交叉叙述却巧妙而别有深意：“我”述说的是城市生活的乏味、都市人对生活中的新鲜感与意外的渴望，而戴俊的遭遇则折射出被严格计划而失去了活力的生活在意外到来时是多么脆弱和无力。
新的希望，还在于新题材的开掘。当女性生存困境成为小说家们持续关注热点时，张楚却以同样敏锐的目光打量着现代生活中作为优势性别的男性的生存压力。在《七根孔雀羽毛》(《收获》2011年第1期)这篇充满生活质感的小说中，他将一个普通男人面对生活的无奈、在强大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尽展无余。
主人公宗建明自称“被埋没已久的天才”，有着凡事都能比别人做得好一点儿的小聪明。然而这些小聪明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好运。妻子曹书娟不甘贫寒，走上傍大款的道路，成为亿万富婆。而宗建明在失去妻子的同时也失去了对儿子的监护权。一蹶不振的他赌博输掉了房产，只能吃住在自己的情人――离异的美容院老板李红家里。人生的失败不能阻断他对儿子的思念，儿子小虎成为点亮宗建明生活的惟一理由。为了和儿子一起生活，他想方设法筹钱买房，以致铤而走险，稀里糊涂地做了谋杀案的帮凶。小说以宗建明在派出所里某个下午的琐碎心理活动结束，给人一种笑对无奈人生的悲凉。作者多侧面地塑造了宗建明这样一个立体而饱满的人物形象。他工作懒散、浑水摸鱼；对前妻既恨又有几分留恋，态度复杂；对情人李红既有谎言和应付，也有温情和公正的评价；对儿子的深情思念则显露出一个男人内心不为人知的纯净和温情。在宗建明身上，集中了许多人性的弱点，但行动的软弱与处世的油滑并没有掩盖他心灵深处留存的一份坚忍与善良，他的悲剧结局不仅是“性格决定命运”，更不可忽视的是这个社会给人带来的巨大生存压力，是它最终把这个随波逐流的人带向了犯罪的深渊。作者把性格弱点与人性的闪光点并置，虽然削弱了小说的悲剧性，却使人物的塑造获得了难得的真实效果。
现代生活的巨大压力，给男性和女性带来了各自不同的生存困境，相对于明显处于弱势的女性，男性所承受的压力则隐蔽得多，要想从中挖掘出能直抵心灵的东西，恐怕更有难度、更需技巧。张楚巧妙地选择了从心理活动入手，通过刻画巨大的生活压力给男性心理带来的冲击和激起的波澜，慨叹了现代人在压力和命运面前渺小和无力。而小说的出彩之处，正是作者很自然地勾勒出了男性与女性所面临的不尽相同的生存压力，以及男性由于社会角色的规定，在生活压力面前表现出的独有的心理反应和处世心态。
春天里：那些在云上想着你的感觉
彭昊
“青春”总是离不开爱情，在海量的青春小说中，大多都会涉及爱情主题，最典型的“花火”系列，《飞》的言情、穿越、魔幻等，无一例外。随《后来》半月刊附赠的明晓溪继《泡沫之夏》后的又一作品《半个爱情爬上来》又演绎了一段现代爱情。其中还是充满贵族气质的奢华，财团、宴会、晚礼服、俊男靓女，一个美女为家族复仇引发出的一个女人和数位优质男的暧昧，当然主线还是唯美的爱情，只不过给爱情涂抹了貌似深邃的仇恨、腹黑的智谋。虽然篇中涉及了商业竞争、家族仇恨，但是主题仍旧鲜明，人物塑造也相当的单纯、类型化，罂粟与百合交叠似的妩媚的黑夜女王，睿智深情的男主人公。除却人物塑造的淡薄，小说的很多情节处理也大多透露出明晓溪早期校园叛逆型故事的情节，在整个小说环境氛围中显得幼稚局促，甚至有点可笑。作者本人对女主人公的偏爱到了局部“亲身取代”的境地，这使得叙述视角有些许凌乱。一口气读完，不是有多么浓重的文学感染，而是一种轻松愉悦的微笑，为得是青春时的幼稚。这样看来真的很有矫情的嫌疑。但是我想这部作品的闪亮之处，就在于作者本身的“幼稚”不管是文笔，还是叙述、情节、整个故事的结局甚至有些“眼光杀死人”类型的语句重复出现。然而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情唯美至上，是每个青春过的人都曾相信的、期待的，虽然现实往往不是如此。这部作品迎合了青春期的读者们的阅读期待，是一个善意的让人忍俊不禁的“青涩”的故事。
郑予辰的《LuLuRun》(《萌芽》2011年2月刊)，很多读者都在萌芽部落留言说这篇小说“颓废”。它的确颓废，酒吧、大麻、同性恋，用酒精、做爱、混乱来麻木自己的“我”，最后走向死亡的陆路。格调和刘索拉的《别无选择》颇为相像。小说完全笼罩在一片青春的空虚迷茫之中。但在这些“颓废”元素折射出来的却是追求理想的青年们在现实面前的脆弱与彷徨。“我”和陆路两个为了音乐而疯狂的人，用酒精、做爱寻找着音乐的灵感，两个因为理想而混乱现实的疯子，可以滥情的做爱，但是却无法直面真正的爱情，可笑的到称彼此为“合作伙伴”，面对着彼此的“越界”，一个出逃，一个用更混乱的生活状态麻醉自己，知道酒精中毒后回家休养。再后来，陆路回来，给“我”的不是爱情的回归，而是随着爱而至的失去，在陆路从天台上坠下的时刻，“我”在对着他深情地唱着“LuLuRun”，很多读者在论坛疑问陆路为什么自杀，我认为可能是作者的一时兴起，其实陆路的死与不死，不是重点，故事重要的不是结局，而是肉身死亡之上的精神崩溃。陆路出逃的理由是去寻找一个正常人做女朋友，显然“我”在陆路眼里是不正常的，但是出逃的结果是回来，放不下自己的爱，而直面爱情的结局是自我戕害。在现实面前，“我”和陆路，尤其是陆路是没有爱的能力的，因为现实太残酷，他们“不正常”，而这种所谓的不正常不过是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的真实面目，在现实面前“形而上”的思考似乎是不合时宜的。可这暴露的是新一代文艺青年的不够勇敢，脆弱、没有安全感，不敢承担责任。所以陆路的死是必然。
此外，有些青春小说篇目，对爱情的诠释相对集中单纯些。蓝宫调的《谁让爱情着了火》(《后来》2月下半月总第297期)围绕着爱情的惟一性诠释了爱情的可遇不可求。“每一个人的爱情只能给―个人，而后与别人的厮守不过是一种寄托。”“生活跟爱情，其实是两回事。”它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青年男女相互追逐爱情的故事。顾清纯喜欢“我”，“我”喜欢青蓝，青蓝喜欢陶南，最后却是陶南和顾清纯结婚，青蓝离开，“我”孑然一身，相信着爱情可遇不可求。故事有些俗套，过分的巧合使得小说情节纠缠，但读完却感到淡淡的伤。爱情的惟一，爱情的可遇不可求也只有青春才让我们相信，但在时光的煎熬里，也许大多数会像故事里的胡海森结婚、升职，现实地活着，将生活和爱情看做两回事。其实青春对爱情的诠释总是充满悖论，在耳麦咯米的《我的名字叫红》(《后来》2月下半月总第297期)中则讲述了一个爱情可以分割的故事。唯明同时爱着红和周燕熙，未落爱周燕熙，之后又爱上红，最终是各奔东西。青春的爱情总是有着很多版本，没有对错，有的是共同的理想化和青涩，青春文学的爱情中仿佛每个人都在诚实地忠于自己的感情，丝毫没有世俗的杂质。在这些青涩里《时差》(《萌芽》２０１１年2月刊总第536期)以特定的男女恋人更加鲜明地表现了青春爱情的纯真。男孩裴旭是十六岁的中学生，而女孩季琳则是22岁的大学生。季琳有自己当大学老师的优质男友，但是在和裴旭的相处中却感动于裴旭的单纯、真挚，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裴旭，但是面对现实的状况，季琳很明白自己该怎样选择，但是最后的结局却是裴旭因为先天的顽疾而去世，季琳面对男友的求婚却决然离开。二十二岁的年纪面对一份十六岁花季的爱情，依旧感动如初，忘记了时差。这里面除了爱，还有对花季爱情的回忆、不舍，是对青春情愫的眷恋。青春爱恋的那份纯真与青涩永远都有着无穷的召唤。
青春主题里除了爱情，最主要的莫过于理想。《文字帝国》(《萌芽》2011年2月刊总第536期)，带着案件追踪的味道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青春文学写手的盛开与凋零，触及了青春文学写作抄袭的问题。疯女王孙梦笔凭借自己的财力购买大量漫画，抄袭漫画情节、故事进行所谓的青春文学“创作”，最终事情败露，被“封杀”，与之相交甚密的好友颜苏舞作为后起之秀继续在青春文学的浪潮中“上下求索”。而疯女王最后的结局却是因为“抄袭”本领而被另外的文化公司看中，改名换姓重出江湖，继续在文字帝国的血雨腥风中披荆斩棘。小说借颜苏舞的口为孙梦笔进行了辩护：“有时候，人有理想也是一种罪过。”“而对疯女王来说，理想也许将永远重于罪过。”青春对理想的追逐有着太多的执念，不择手段的背后是炽热的青春热情，孙梦笔的手段是有待研究的，但是在浮躁的媒体狂欢的年代，要在文字帝国中占有一席之地有的用非常手段实属无奈。相对于放弃理想，在现实面前妥协的人而言，孙梦笔的起伏得到的不应该是批判而是理解乃至钦佩。青春的理想在现实面前总是很天真，因为天真而无所畏惧，也因为天真而脆弱。沙子的《梦里花落知多少》（《80后》2月刊)中的“我”又是一个青春理想的卫士，“我”由绘画转向文字，为文字的理想放弃爱情，自认为是为了对方生活得更好，可更多的还是执着于理想而对现实的无奈，悲观的色彩，浓重的悲伤，仿佛青春的理想永远是梦境，爱情的花朵在梦里开放，在现实的破晓时分簌簌地凋谢。然而“我”虽放弃了与棉晓的爱情，但是“我”仍然坚持着写自己的文字，仍然纯净地维护自己精神的净土，但是这样的坚持又会持续多久，像青春一样久吗?
在爱情与理想之外，还有亲情和友情。只是这些亲情和友情中，有冷有热，有浓郁有稀薄。韩寒的《老驴》（《80后》2月刊)，沿袭了韩寒惯有的幽默和温情，搞笑感伤的人物，青春里微笑的眼泪。在韩寒的调侃中，老驴有点痴愚却又会占小便宜，痴情浪漫，让人忍俊不禁。韩寒笔下的友情里总是有着淡淡的爱情忧伤，是别人的，也是大家的，也正因为那份调侃的轻松，让人物本身博得大家的同情与理解。《老驴》和韩寒的旧作相比并无优长，但是却依旧带给大家一份永远鲜活的青春记忆。至于亲情，周嘉宁的《稀薄》给我们展示的亲情却包含着隔阂、冷漠，还有长大的悲伤。从“我”重新住回自己的家起笔，写的全是回家之后的琐碎，细小、绵缓、冷淡，生活被细致地刻画，“我”对妈妈和妈妈对“我”的情感压抑、小心，“我”的敏感更使得它陌生而紧张。而“我”想要的却是停留在很久很久以前“妈妈对着一面破了水银的穿衣镜，用吹风机吹起她高高扬起来的刘海”的时候。其实“我”对童年时候的渴望更多的是缘于长大后现实的压力，失恋，写小说的不顺利，这些困境让“我”对妈妈的爱也感到烦躁、窒息，这种成长的痛楚，很容易使得青春的心对最真挚的亲情也产生怀疑。这其中当然也包含着两代人之间的隔膜。
(整理 宋嵩)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