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演进,可以从研究各种制度及其为人类行为提供的可能性和限制入手,也可以从对人类行为具有推动作用的观念和思想入手。综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毕生研究,都是在探寻西方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殊发展道路,研究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英国社会学家斯坦尼斯拉夫・安德列斯基(Stanislav Andreski,1919―2007)在韦伯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尝试从心理学和医学社会学的角度,探讨社会心理、社会观念和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Andreski, Stanislav, 1989: Syphilis, Puritanism, and witch hunt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该书中提出了一个假设,资本主义精神赖以形成的观念与梅毒的流行之间具有某种相关关系。若允许作粗暴的归纳,大约西方现代思想艺术的启蒙,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梅毒激发的灵感。
按照韦伯的观点,卡尔文主义和清教教义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探讨了宗教观念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义如何演变成为整个人群共有的生活方式。新教伦理的基本核心是禁欲思想与信徒勤勉工作的义务。虽然在基督教发展史上,禁欲思想早已有之,且吸引了众多实践者,但大多是隐修者、修士和修女。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禁欲思想以一种相对柔和、但是更有效率的形式,深入到广大基督教信众的生活。作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基础,禁欲这一观念是在何种背景下产生的呢?
在《梅毒、清教教义与巫人迫害》一书中,安德列斯基将清教教义、资本主义精神、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梅毒、巫人迫害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置于同一时间集合,试图探讨偶然事件及由此产生的群体心理压力对历史进程的左右。一种与原罪相关的瘟疫,在人群中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导致人们对肉体的享乐产生某种焦虑。这种焦虑的不断累积,最终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不可预见的影响。
安德列斯基的假设,在时间上与欧洲历史相吻合。十五世纪末,欧洲社会发展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文艺复兴开启了一个发现天才的时代,地理大发现迅速拓展着欧洲人的视域;与此同时,欧洲开始对外经济扩张,经济重心逐渐从地中海向大西洋沿岸转移,欧洲社会的传统结构面临瓦解。也正是在这个时代,梅毒开始在欧洲广泛传播。这一可怕的瘟疫持续了几个世纪,被认为是不可治愈的病症。因为这种疾病与性生活相关,因此人们很容易将其视为来自原罪的惩罚。一四九五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颁布诏书,宣布梅毒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对疾病的恐慌,转化为对疾病传播途径和异性的厌惧。禁欲思想盛行一时,不仅限于新教信仰,这一时期的天主教禁欲色彩也有所加强,禁欲不再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而有越来越多的信徒身体力行。
关于新教教义,安德列斯基这样写道:与中世纪的教会相比,卡尔文拓展了经济自由,同时限制了性自由。这种对性自由的限制,不是通过制定新的限制条款,而是更为严格地执行有关淫乱与通奸的旧有禁令(Andreski, 12页)。在安德列斯基看来,这种观念的转变之所以被广为接受,梅毒的流行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
韦伯认为,卡尔文教的预定论与通过职业成功寻求救赎感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卡尔文教清除了通过忏悔达到拯救的一切魔力手段。按照预定论,每个人的恩宠状态都是由上帝的无情选择决定的,人必须勤奋工作,增添上帝的荣耀,以证实自己是上帝的选民。韦伯认为,正是这种理性化使得新教信仰具有独特的禁欲倾向。安德列斯基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预定论始终只是一种无关紧要的神学理论,对于失败者缺少同情,有损仁爱的思想。禁欲观念并非预定论的衍生品,相反,二者都是对梅毒恐惧的产物。
安德列斯基的研究受到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奈尔(William McNeill)的影响。麦克奈尔在《鼠疫与人类》(Plagues and People)一书中,试图解析人类历史上某些令人费解的转折点与瘟疫流行之间的关联性。安德列斯基尝试从医学因素和心理学的角度,认知欧洲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他认为,梅毒对于欧洲文明的发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于宗教与性道德的影响是直接的,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间接的。历史进程的发生发展,是一个令人困惑与复杂的过程,其中包含了多种因素。安德列斯基认为,如果没有梅毒的大流行,道德戒律(清教教义)不可能在信徒中得到如此之快与如此之广的传播。
关于梅毒在欧洲的历史,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梅毒最初是由哥伦布“圣玛利亚”船上的水手从拉丁美洲带到欧洲的。这种病毒随后发生变异,更为致命,开始在地中海地区蔓延。另外一种说法是,梅毒在欧洲古已有之。考古学家在古罗马时代的人类骨骼中发现了梅毒侵袭的痕迹。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古代欧洲世界曾经存在一种比较温和的梅毒类型,但是被西班牙水手带入欧洲的梅毒更为致命,欧洲人不具备抵抗力。由于梅毒的传播最初是通过性交,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非正当性交,之后祸及子孙,因此常常被视为是对人类罪恶的一种惩罚。除了肉体上的痛苦,患者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这种压力最终上升到国家层面,当时的欧洲国家互相指责,纷纷用别国的名字来命名这种可怕的病毒:西班牙人称之为来自埃斯帕诺拉(Espanola)的疾病,意大利人称之为法国病,法国人称之为意大利病,英国人、德国人和土耳其人都把这种病毒归罪于法国人,俄国人称之为波兰病,印度人和日本人称之为葡萄牙病。直至十九世纪,梅毒一直被视为不治之症。盘尼西林的发现,使得无痛治疗梅毒最终成为可能。
梅毒的肆虐,贯穿了欧洲的整个启蒙时代。十六世纪,欧洲各地出现了许多收容救治梅毒病人的机构,这些医疗机构是现代医院的前身。梅毒的流行与禁欲主义浪潮的出现之间具有某种联系,并非偶然。面对纵欲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人们对婚外性行为的憎恶感逐渐普遍化,延伸、转化为对婚内性生活的节制和对一切与享乐相关事务的排斥。梅毒的流行为禁欲思想的产生与传播,提供了心理学的基础。
安德列斯基指出,早期天主教禁欲主义的产生与淋病的传播之间也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地中海归为一统,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了淋病的传播和变异。与纵情声色的古代宗教相比,奉行禁欲思想的早期天主教显然更具有生命力。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压制性欲往往会导致两种结果:或是走向精神上的纯化与升华,或是引发神经官能症的反应。在欧洲,安德列斯基同时观察到了这两种现象:一为知识的启蒙,一为巫人迫害。在梅毒的重灾区西北欧和中欧地区,禁欲思想、启蒙运动和巫人迫害,较之欧洲东南部更为突出。安德列斯基认为,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巫人迫害,一方面是梅毒以及由此产生的禁欲倾向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改革后的天主教禁欲实践的结果。巫人迫害证实了人们对韦伯理性化观点的怀疑。在中世纪早期,天主教会对于巫人信仰曾经予以强有力的抵制。
人们常常把“巫人迫害”与“黑暗的中世纪”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巫人迫害浪潮的出现与文艺复兴同步,在一五六○至一六八○年间达至高潮。巫人案件并不是由天主教会或宗教法庭,而是由世俗法庭的法官们来审理的。有关巫人案件的审判是欧洲司法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估算,从一四三○到一七八○年的三百多年,在西欧约有四万至六万人被判处死刑。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至少有两万五千人被作为“巫人”予以处决。流行的说法是,在德国约有九百万巫人被烧死。这一极为夸大的数字作为攻击教会的工具,在十九世纪和纳粹时代被多次引用。
巫人迫害是欧洲历史上黑暗的一页,但是历史学家迄今为止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贝林格(Wolfgang Behringer)认为,宗教改革之后,德国陷于宗教分裂,信仰的对峙强化了原教旨主义,这是德国出现巫人迫害浪潮的一个原因。还有学者认为,巫人迫害的导火索,源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危机和饥荒。经验研究表明,巫人迫害的高潮时期与饥荒年景之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巫人迫害得到下层民众的有力支持,街头巷尾和邻里之间的中伤与谣言,好像病菌一样,四处蔓延。人们希望借助世俗法庭对巫人的审判,终结灾难、困苦和对个人命运的打击,可望建立一个有序的、虔诚的、没有魔鬼与邪恶的世界。
按照安德列斯基的观点,对疾病的恐惧,对罪恶欲望的压制,对牺牲者的映射,是对巫人迫害的最好解释:一种疾病,通过罪恶的方式传播,不仅致命,而且令人厌恶,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性伴侣的羞耻、责难和愤怒。按照一般化和公式化的心理机制,作为牺牲者的患病者,倾向于对异性产生敌视,进一步转变为对健康人的厌恶与恐惧。按照心理分析,罪恶感越强,映射越可能,罪恶感压迫意识,最终将罪恶感转嫁给他人。对于心理映射来说,巫术信仰是一个相宜的工具,它允许个人通过控告他人中邪,来消除自身的罪恶感。安德列斯基指出,这种心理机制同时作用于男性和女性,但是在男权统治的世界中,男性的取向往往决定事物的发展,因此在巫人迫害中,受害者主要是女性。
关于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性问题,韦伯认为,清教伦理的发端是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导致不间断地勤奋工作,节制,不计较成败。这种伦理有助于财富的积累,用于生产性设备的再投资,而非自我沉溺或是奢侈品消费。安德列斯基则尝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剖析对肉欲的厌恶与献身工作之间的关系。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文明是性欲升华的产物。基于罪恶与羞耻感产生的性压抑,或是发展为神经症,或是升华为专注于某种非享乐主义目标的行为。安德列斯基认为,将清教教义或禁欲主义注入一种文化,有可能产生两种相反的效果:一种可能是激发充满目的性的行为,或是创造性的(例如发明和商业运作),或是怀有野心的,例如征服和革命;另一种可能是导致个人或集体的神经官能症或是宗教狂热。梅毒在欧洲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知识与技术的进步;二、宗教狂热。
卡尔文教导信徒说,每个人都有义务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重视短暂的人生、强调个人在现世的行动,决定“救赎”还是被遗弃。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在中世纪的修道生活中表现为摒弃一切世俗的关心,在清教教义中表现为一种更为积极的入世禁欲,力求改造世界。安德列斯基认为,对肉体享乐的憎恶并不必然导致商业精神。从心理逻辑的角度来看,商业与禁欲主义之间的关联性是非常偶然的,往往是外部环境同时决定两者的产生。通常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倒置的,即上一代人勤俭致富,往往导致第二代人自我沉溺。梅毒的流行导致清教教义的产生和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从心理学角度说,是可以理解的,也是自然而然的。
在社会的自然选择进程中,禁欲主义和清教教义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欧洲社会从君主专制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剧烈变革。安德列斯基指出,践行禁欲道德的个人、家庭和国家,免于瘟疫的机会更多,在自然选择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优势。由于权贵阶层的道德观相对松懈,更容易感染这种疾病,无形中提高了禁欲集团社会地位升迁的机会,促进了欧洲社会阶层的纵向流动和欧洲社会的文化创新。“医学因素”在此加强了文化品质的影响。
没有资本主义精神,西方文明在科学技术和习俗方面就不可能获得今天的发展,而梅毒这一晦暗的“医学因素”,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就是安德列斯基所揭示的社会因果链条中令人吃惊的神秘。
诚然,安德列斯基并无意于将宗教改革全部归结为梅毒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已经孕育了几个世纪。新教教义在西北欧之所以被广为接受,除了梅毒这一历史的偶然因素外,应该说,更多地建构于历史的必然。首先,宗教改革是天主教会与封建贵族利益之争的结果:马丁・路德主张宗教权威从属于世俗权威,封建贵族自称拥护路德的思想,信仰新教,为的是夺取天主教会的财产,加强自己在帝国中的地位;其次,卡尔文主义在西北欧迅速传播,得到资产者和贵族的支持,是欧洲北方和南方权力争夺的结果:随着欧洲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向大西洋转移,欧洲的权力重心也开始发生位移。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和十七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战争,最终演变成为强国争夺欧洲霸权之战。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终结了天主教会对欧洲的统治,确立了现代欧洲的新政治秩序。
在论述梅毒与禁欲思想的关联性时,安德列斯基忽略了一个现象,即启蒙时代梅毒与性放纵之间的某种相关关系。与清教入世禁欲的生活态度相对应,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君主专制时期欧陆浮华奢靡、腐化堕落的生活态度。这一时期的艺术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享乐、奢华以及爱欲交织的风气。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次梅毒大流行是地理大发现的产物,那么十八世纪席卷欧洲的第二次梅毒大流行,则是君主专制主义人生哲学的必然产物。启蒙思想家们宣扬自然法则,批评欧洲国家的政治和宗教体制,“自由”与“民主”的思想在欧洲孕育成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梅毒不再被视为一种令人厌恶的可怕疾病,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被理想化了。
与对待梅毒的不同生活态度相对应,欧洲的社会制度在十七世纪出现分野。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资本主义精神孕育工业革命,议会制君主政体得以确立;以法国为代表的天主教地区,贵族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使权力最终集中在国王手中,君主专制纵情声色,大革命山雨欲来。应该说,禁欲与性放纵,是梅毒流行后果的两面,同时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安德列斯基认为,宗教的形成往往受到地区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相互的。在对待男女的不端行为方面,新教教徒更倾向于平等,而天主教徒(爱尔兰除外)通常认为男性的不端行为不是很严重。这种差异主要是由环境决定的:大多数天主教国家受到地中海文化的影响;北欧的新教国家,史前时期的妇女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相对于天主教徒,新教教徒对于性道德戒律的恪守更为持久与普遍,因为一旦触犯性道德,新教教徒无法逃避罪责和诅咒,而天主教徒可以通过忏悔获得解脱。此外,在资本主义精神最早发端的西北欧,相较世界其他地区,还有一个特点:商人、工匠和农民拥有一定的自由和社会地位,有较为公平地享受个人劳动果实的机会。
卡尔文主义有利于利润经营和商业运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禁欲和勤俭并不能成就巨大的资本积累。现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主要来自社会化的资本累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种社会化的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累积的结果。资本主义引入了新型的生产关系:雇佣关系,即劳动力的市场化。生产的社会化和劳动力的市场化为巨大的资本积累提供了可能。要使雇佣关系成为一种社会机制,必须打破旧有的生产关系。在一个社会中,只要宗族关系、领主关系、邻里关系、家庭关系、宗教关系凌驾于买主和卖主的关系之上,纯粹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就无法确立。卡尔文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真正贡献,不是入世禁欲的思想,而是成功地把个人从教会中分割开来,把个人和他人分割开来,使之成为孤立的个体。人只有成为“自我”,摆脱其他制约和规范时,才有可能“出售”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雇员”。
虽然入世禁欲与资本主义精神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禁欲精神必然随之逐渐消亡。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富裕社会中,常常可以观察到一种价值观念的转变。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1934― )认为,富裕的生活是滋生“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沃土。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福利国家制度传达给民众一种生存的安全感,人们关注的不再是勤奋工作与勤俭节约,而是个人主观的幸福感、自我实现和生活质量。这种后物质主义有可能成为瓦解资本主义精神和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因素。韦伯在一百年前即预见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悄然落幕:“获胜的资本主义,既已盘根在机械文明的基础上,便也不再需要这样的支柱。”(韦伯,二○○七,1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