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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的立论] 立论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1-16 04:54:13 点击:

      如果有人宣称,中国文明的源头不在别处,而在金沙江两岸的彝族文化中,乍然一听,一定会被人视为故做惊人之论。然而,当我读毕提出这一观点的刘尧汉先生的新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却不能不为作者立意之新奇,结论之大胆,视角之新颖而惊叹。
      古称百濮之地的云南,果然当得起中国古文明的发源地吗?近年的考古发现似乎有利于这一假设。楚雄州先发现了八百万年前的拉玛古猿,以后又发现了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猿人。贾兰坡认为,云贵川一带最有希望发现两者之间的缺环。《新探》认为,居住于这里的彝族是云南土著,是中国最早先民的遗裔。这一来,只要研究彝族的文化,就能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文化的真面目。
      但是,应该指出,即使上述说法成立,同样应该区分两种不同情况:第一,彝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直接先驱,在时间上有继承关系;第二,彝族文化仅仅是中国远古初民文化发展的一条支流,它与中华文化有共祖关系。无论这两种情况哪一种得以成立,对彝族文化的研究都可以有助于了解中国文化的童年期。
      《新论》提出了彝族文化同道家文化的亲缘关系,读来颇有兴味。
      其一,据彝文典籍《梅葛》表明,彝族崇虎,认为天地万物是由虎尸解而生成。按彝语发音虎读作腊、拉、勒、老、李等。彝语支摩梭人称头目为“喇他”,意即虎首。由“喇他”到“拉塔”,再到“老聃”,均为汉译彝音的转换。因此,老子或老聃、李耳,与彝义虎首有关。作为旁证,扬雄的《方言》:“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李父;江淮南楚谓李耳”。东汉应助《风俗通义》:“呼虎为‘李耳’……”方以智《通雅》:虎“或曰狸儿,转为李耳”。这就解开了自古至今争议不定的老聃、李耳的双名悬案。当然,作者并未断言老子属彝族。退一步讲,若彝语保留了初民的发音,对我们理解老聃、李耳的含义,却是有价值的。
      其二,中国众多的民族都有人从葫芦出的神话。《诗・大雅》亦有“绵绵瓜瓞,民之初生”之句。闻一多认为,伏羲可写成“包羲”,女娲可写成“娲”,包、两字义为匏或瓠,均指葫芦。由葫芦转为“瓠”,又转为盘古。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婚礼仪式之一是喝合卺酒,严格的做法应剖一葫芦制成酒器。至今,在哀牢山彝村还留存“祖灵葫芦”,新婚夫妇由巫师破葫芦成两半作瓢饮。
      其三,道家尚玄贵左和彝族尚黑贵左,而同儒家贬左尚右相反。
      其四,道家的太一与彝族虎图腾的关系。《酉阳杂俎》称“太一君讳腊”,腊字彝义即虎,所以太一是虎。《史记・封禅书》说:“太一,泽山君地长用牛。”引伸开来,太一即虎山之、君,虎神。道家竟然也有相似的看法。《路史・前纪・太一氏》称:“道书谓太一君讳(腊)。”《吕氏春秋》写:“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名之,谓之太一。”翁独健在《顾颉刚跋》中写:“太一在道教中所占地位实在太复杂了,一方面在教理中占最高位,另方面在道教神系统中处处见其名号”,“了解太一在道教中的地位,它与各方面的关系,是了解道教的门径之一”。
      近年,刘先生研究了散见在彝民习俗中的古历。这种历法将一年分成五季,每季分雌雄两月,每月三十六天,一年三百六十天,再加五――六天过年日,以彝族向天坟观察北斗星斗柄指向进行调节。如果用这种古历来解释古籍中若干未解之谜,确实比较圆满。比如,《官子・幼官篇》记载一年有卅个节气,每一节气十二天,最末的五、六天不计其内。而且,“幼官图”中载东、南、西、北、中五方,每方分本、副两图。均同彝历相吻合。又如《诗・幽风・七月》中提到四至十月后,还有“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郑玄笺:“一之日,十之余也。”有人以为是十一月,按理就该有十二、十三、十四月。显然不通。按彝族十月历解,指的是一年十月以后剩余的几天。
      对中国文化本质的反思应当有一门哲学人类学来考虑这个问题。《新论》一书将民族、民俗、神话、人种、文字、语言、考古、考据等多门学科的知识融汇起来,探求中国文明的源头,无疑标志着现代中国的文化人类学的萌芽。前一段的文化研究的不足是,基本上立足于思想史,局限于典籍史料,再说,我国的民族学、社会学未得充分重视,凡此,都造成了文化研究的狭隘和后劲不足。西方是在19世纪以来所积累的大量人类学资料的基础上,综合了其他学科,才有了现代的文化人类学,并有力地推进了哲学人类学的发展。要系统而公正地认识我们的民族、我们民族的文化及其在世界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决不是一时一阵的研讨所能解决问题的。再有,近年的文化研究多局限于儒家文化,《新论》的作者反其道而行之,他更推崇道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当然,应该还有其他文化要素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大系统。此外,《新论》提出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国文化大系中的作用、地位问题,同样十分重要。综合起来,我觉得应该提出一个“非儒文化”的概念,才能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认清中国文化大系的各要素及构成机理,而要做到这些,离开了实证的民族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又是不可能的。
      
      (《中国文明源头新探》,刘尧汉著,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第一版,〔精〕3.25元,〔平〕2.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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