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结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发展过程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如果听其自然，由于“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的作用，将会出现富的更富、贫者更贫的“马太效应”，发达与不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持续扩大。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某些较早起步的地区已经累积起了发展的优势时，政府应当采用不平衡发展战略，通过发展计划和重点投资，优先发展这些有较强增长势头的地区，以求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增长速度，并以此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同时各地区发展的差距也不能拉得过大，当发达地区发展起来后，为了防止累积性因果循环造成的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不应消极地等待发达地区产生“扩散效应”来消除这种差别，而应由政府采取一定的特殊措施来刺激不发达地区的发展，以缩小差别。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上，由于社会历史和自然地理因素，我国近代工业的分布极不合理，沿海与内地形成了极其不协调的经济格局。建国以后，为了强化国防和改变原有的生产力布局，同时也迫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出于赶超战略的需要，国家对内地，特别是大西南、大西北采取了“大推进”战略来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之后２５年中，国家先后在这些地区投入了２０００多亿元，形成固定资产１４００多亿元，建成了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２５００多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但是由于后续资金短缺，基础设施落后、能源供给紧张等因素的制约，大推进发展战略难以为继，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不得不转而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
在刚刚摆脱１０年“文化大革命”的苦难之后，国民经济一片凋敝，为了寻求紧缺资金的效率性，国家不得不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此时具备条件的地域就只有曾经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东南沿海，于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和众多优惠政策的“雨露”，便借助东南沿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灵活机制，催绿了江南岸，并使之焕发出勃勃生机，出现了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的大步迈进，以及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经济特区的迅速崛起。但随着东南沿海的飞跃式发展，区域差距也出现了快速拉大的态势。
有学者测算，东中西部人均ＧＤＰ的比例，从１９７９年的１∶０．６７∶０．５５扩大到１９９７年的１∶０．５４１∶０．４３１，之后又进而扩大为２００２年的１∶０．５２６∶０．４０６，且东部人均ＧＤＰ最高地区是中西部人均ＧＤＰ最低地区的１２．２倍。西部地区文盲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４．４２个百分点，每万人实际拥有的科技人员数量又仅是东部的１／１０。这种强烈的反差已经引起落后地区的强烈不满，认为这种差距缘于国家的政策倾斜，这种政策倾斜实质上是将中西部的财富转移支付给东部，是一种起点上的人为的不平等。由此而带来的落后地区怨气增多，经济上的相对滞后和恶性循环，心理上的不平衡和不满，稳定大局的受损，等等，无疑都引起了中国高层领导的重视。由此“两个大局”的第二个大局进入领导者的视野，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应运而生。２０世纪末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２００３年初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振兴东北战略，正是这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
二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跨世纪的伟大工程。国家成立了西部开发办公室，多位国家领导人数次考察西部，战略规划中的许多优惠政策，如投资、人才、财政、对口扶持等政策配套实施于西部。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３年，国家投入西部的资金高达７３００亿元，动工的重点项目达３６个。经过３年多的开发，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生态环境得以改善，重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科技教育和人才开发力度加大，改革开放取得新进展，出现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由于西部地区人们的意识相对落后、科技水平较低、资金吸收能力相对较差，加上自然状况较为恶劣、基础设施极其薄弱的客观情况，使得资金使用效率较低，浪费严重；而且西部开发多为长期项目和远线产品，短期内很难见效，对经济的直接带动作用也较小。于是，就出现了西部地区资金使用的低效性和回收的长期性，与国家资金的稀缺性和国家整体建设对资金需求的迫切性之间的矛盾。既然西部开发本身无法破解这一矛盾难题，就需要另外寻求能使资金迅速产生效益的区域，以保持稀缺资金自身的可持续利用，避免西部开发出现后续资金短缺的问题。
那么哪些区域最符合条件呢？中部地区多为农业省份，农业自身的弱势特性决定其不可能成为振兴经济的主导力量，引擎经济腾飞、提升国家和区域竞争力还必须依靠工业，这一点已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因此，为西部开发寻求资金支撑地，中部地区不是适宜的选择对象。而东部地区虽然资金回报率高，但东部已相当发达，区域发展差距的高点就在东部，而且东部率先发展２０多年，并没有出现某一产业按梯度整体推移给中西部的事实。当前阶段，国家正力图缩小差距，因此不可能再将资金倾斜于东部，只能是鼓励其自行发展，抓住时机，率先实现现代化。
于是，国家资金这枚负载历史使命的重量级棋子便落在了东北这个“共和国长子”的身上，东北也因其具有“天下粮仓”和老工业基地的雄厚基础而责无旁贷地承接起这一历史角色。东北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曾经以“共和国装备部”的历史角色，有力地扶持了新生的共和国，并在改革开放前一直是中国经济的脊梁；而今在世纪之初这一新的历史转折点上，东北必将在历史使命的推动和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在自身改造和体制创新的奋发图强中，为国家“统筹区域发展”的宏伟战略立下汗马功劳，为西部大开发的后续资金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证。为此，中央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决策上升到国策的高度，在当前我国资本稀缺、亟需缩小区域差距的情况下，具有更深层次的含义。至此，我国区域经济“统筹发展、分区推进”的战略布局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三
落实“统筹发展、分区推进”的战略布署，关键是要从各地区实际出发，整合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东西互动，带动中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东北老工业基地作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为建成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出过历史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的地位明显下降，仅以东北经济实力最强的辽宁省为例，改革开放初期，辽宁省的经济总量为广东的２倍，至２００２年，广东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则是辽宁省的２．１４倍。尽管如此，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的重要作用仍然不可忽视。目前，东北原油产量占全国的２／５，木材占１／２，汽车产量占１／４，船舶产量占１／３。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正在为东北老工基地的复兴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我们相信，随着肃清贪污腐败而带来的政治环境的清明，随着铲除黑恶势力而带来的社会治安环境的稳定，随着改革传统体制而带来的投资环境和用人机制的改善，随着人们思想解放而带来的改革激情的升腾与开拓进取精神的弘扬，东北必将在世纪之初成为人、才、物涌入的热土，必将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极”和闪亮点，也必将以“龙首”的雄风和姿态带动中国经济步入快速发展和协调发展的轨道。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既为西部经济加快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为东部、中部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拓展了空间。资料表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２年，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９％，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由１９９９年的１．５个百分点，缩小为２００２年的０．６个百分点。由西部地区的特定情况所决定，西部大开发的重心是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充分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应将“集中投入、政策支持、东部地区支持以及扩大对外开放”，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推动力。党的十六大提出，西部大开发要争取在１０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此国家应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对西部的支持。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则要通过深化改革和创新，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缩小地区差距是“统筹区域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中部地区因为中西差距不大，中东差距也还不到警戒位置，因而没有成为这一目标的设定重点。但在其他经济板块竞相提升的情况下，中部也将面临“凹陷”、“塌方”的危险。这就要求中部地区摆脱“等、靠、要”思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我加压、深挖潜力，为中部崛起、赶超东部作好必需的一切准备，等待时机、趁机而上。在当前情况下，中部必须加快市场化进程，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将现有政策用活。为此，中部地区必须摒弃“颓废思想”和“失落感”，要深刻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效果不在于政策多少，关键在于能否将政策用到“帕累托最优”。
无论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还是加大西部开发力度，抑或是谋求中部“隆起”，都不会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的更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２００２年，仅广东、山东、上海、浙江、福建五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就已占全国的一半；２００３年，仅长江三角洲１５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已占全国的１９．５％，比上年提高了０．８个百分点。从全局角度看，东部地区连续保持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既可以为全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壮大国家实力，也可以较快地增加国家财政投入，拿出更多的力量支持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还可以为推进全国范围内的改革与发展积累新经验，发挥示范作用。
总之，按照统筹发展的思路，西部开发加大力度，中部全力提升自己，东北老工业基地力图振兴以及由此形成的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新的联动关系，将使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更加有力地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