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形态，是指在现代性的视野下，中国文学理论可能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这种面貌又如何直接或曲折地反射着现代人对自身生存境遇的认识、体验和反思。对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形态的研究正在成为文艺学的一个热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得了失语症，从概念、术语到理论框架几乎都是西方的舶来品。有的学者主张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进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些意见很明显地表露出这样的焦虑：中国文学理论如何在坚持现代走向的同时不丧失自己的民族传统特色？正是在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追求中，王一川先生的《文学理论》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
我们可以从“感兴修辞”这一关键词来看这种思考的独特性。正如作者所说，“感兴修辞”，是指文学总是通过特定的语效组合而唤起人的活的生存体验。对文学“感兴修辞性”的突出，既可以涵盖文学中丰富而特殊的具体现实感兴特征，又彰显出了文学的这种感兴特征所渴望达到的普遍的语言修辞效果。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说，感兴修辞论承接了当下文论中对话语修辞的强调；从民族性的角度来说，它又传承了古代文论中“感物起兴”的传统。而这两者的结合又是内在的，互需的：感兴本身就内在地要求着话语修辞，只有在话语的修辞效果中，感兴才能具体地展现出来；而文学修辞性比之哲学等修辞类型又更为感兴化。在祛魅的现代社会，在形而上学遭到驱逐的现代社会，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形态来说，古代文论中的感兴体验必然会修辞化；而现代文论中的文化修辞同样又吸收了古典感兴传统，在突出话语修辞的同时，文学文本中所蕴涵的大量而丰富的人生体验也要求文学理论感兴化。“感兴修辞”正是对中国文学理论这一现代性和民族性要求的及时回应。
比如它对兴象类型的划分。作者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兴象对古典文学中的兴象加以承接和转化的角度，把兴象类型划分为三类：典型、意境和流兴。这与一般著作所划分的典型、意境和意象不同。正是在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视野下，作者提出了“流兴”概念。在作者看来，流兴，是中国古典感兴在现代性语境中遭遇裂变后的流变物。在中国古代传统里，文学中的感兴是一个自足的整体，生机昂然而流光四溢。但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这种混整的感兴体被撕裂了，散落为零散的碎片。作者认为，这种古典感兴碎片并不会轻易走向寂灭，而是会在现代性语境中重新流溢开来，生成新的流溢不绝的审美对象。流兴，正是由兴辞所建构的流溢不息而又余兴悠长的感兴变体。它身上既有古典传统审美精神的血脉，但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又只能碎裂为散落的、飘零的、流溢的片段。正是从感兴修辞这一视角出发，作者才独到地挖掘出这一新的文学现象；并在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视域下，把它总结为“流兴”这一新的兴象类型。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民族传统中的文学现象不可能完整地保持其风貌。毕竟，现代人的生存语境已经大为改变，相应地，他们对自身的生存和生命体验必然异于古人。而现代中国人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又很容易产生飘零感和失落感，不知身在何处。在艰难的探索和寻觅中，现代中国人伤感而留恋地回眸那熟悉的、在古人文本中徘徊而不忍离去的古典意境，进而根据现代性语境中的新的生存渴望，主动创造和欣赏古典意境的现代流变物：流兴。所以，作者认为，流兴对于现代人具有双重美学功能：既能让他们重新接续那被迫断裂的古典性传统，又能特别满足他们在现代生活境遇中的新诉求。流兴正是现代情景中的古典流变物。比如鲁迅的散文《腊叶》，就相当明显地贯穿了这样一种难以释怀的流兴：既流连于枫叶衰败的美，又充满了摆脱病态的渴望。在这篇散文中，绯红的枫叶本身流溢出令人心醉的美，同时对于作者个人又具有特殊价值，并由此构成一种自然特色与个人记忆相融会的兴味。这种流兴是古典审美传统在现代语境下的变异，也是古典感兴体验在现代人的文化修辞需要中的重生。正是在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语境下，从文学的感兴修辞属性出发，流兴这种中国现代文学中独特的兴象类型才可能被发现。我们在此看到，感兴修辞论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追求为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形态所开拓的新的理论空间，在激活古典传统和开拓现代文论方面，感兴修辞论所做的可贵探索。
另外，从文化类型来分析文学文本、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也是《文学理论》的一大特色。这也同样展示了感兴修辞论的现代性视野。因为正是现代社会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才使得感兴修辞具备开阔的视野，将古典文论中不曾涉及的民间文学、或现代精英们不屑过问的大众文化都纳入自己的考察范围之内。从文化类型的角度，作者将文学文本分为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主导文化文本体现了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全或伦理和睦的需要；高雅文化文本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个体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大众文化文本更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民间文化文本则体现了普通民众出于传统的自发的通俗趣味。各种文化文本之间不是相互隔绝，而是处于多元互渗的局面。这些不同的文化文本在文学创作中也会有各自的偏重：主导文化偏重于借兴施教，高雅文化突出创兴生意，大众文化力求造兴流行，民间文化注重传兴泄郁。它们各自的作者角色也相应不同。在文学阅读中，主导文化文本为着社会整合的意图，更注重得意忘兴；高雅文化文本更多是兴意不离；大众文化文本常常以感性去娱乐读者，侧重得兴忘意；民间文化文本则是兴意自娱。而这些状况同样也处于相互渗透之中，并无截然界限。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形态的历史、现状及未来，都是当下文艺学的热点话题。比如童庆炳先生所主持的重大研究课题：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形态的生成，就是集聚众多学者的力量系统地清理历史，探索通向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形态之途。《文学理论》正是在现代性和民族性这样一个相当阔大的视野下，独具匠心地探索着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形态的走向。
一种理论形态的背影中，总是浮荡着人们内心某些坚毅而苦涩的情感纠结：渴望、缺失、激越、焦虑、诱惑……近代以来，国力衰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几乎全方位的落后！这种焦虑可以浓缩为一句话：为承认而斗争。为在不平等的世界结构中取得自己平等的生存权利和自由的价值尊严而斗争，成了引领不止中国，甚至整个现代世界前行的呼啸旗帜。要生存，我们被迫现代化；要赢得尊严，就意味着得不同于别人。你是谁？从那里来？在这样的追问中，民族传统，成了现代人身份认同和精神渴求的重要价值根源。感兴修辞论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思考，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在为承认而斗争这一现代社会的问题意识下，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形态所可能呈现的面貌之一。它既可以看作是现代人对现代社会自由平等基本价值立场的恪守；也是对困扰现代人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以及批判工业文明等等精神情感需要的话语实践。
但是，就现代社会而言，社会并不是现代人的全部。即便为承认而斗争取得胜利，解决生存和社会尊严问题，现代人仍然觉得不够。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品质对于公民社会是必要的，但对于人而言，却没有充分体现人类的自由自在的完满状态。正如卢梭所察觉到的，现代人的真正乐趣在于情感，特别是对他自己的存在的感受。美德意味着按照原则生活，意味着有意识的去压抑人们心中的动物性和情感性的因素。为承认而斗争所建立的现代公民社会即便是一个民主平等的美德社会，也仍然在现代人所可能达到完满生命的维度上有着重大缺失。卢梭因此区分了道德的人和自然的人。道德的人按自己的义务感行事，具有值得信任的公民的特征。而自然人随自己的自然天性而动，自然天性是还没有被虚荣心所玷污的人的第一本性。这两者不能相互征服，只能保持距离和张力。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觉得“感兴修辞”所隐含的理论阐释空间实际上还可以继续开拓。比如感兴与修辞的关系。作者认为，“修辞论”是视野，“感兴”是把握文本的出发点。文学的感兴特征是从修辞论的角度来理解的。这就预先勾消了修辞论与感兴之间可能保持的张力度，从而也取消了在文学理论中探讨现代人基本生存困境的一个节点。在探寻柔软而自由的情感和遵守民主平等的硬性道德之间，有着怎样让人心碎的无奈和神伤呢？感兴修辞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框架。只是在感兴与修辞之间，我们能否保持距离和张力呢？如何把握和处理感兴与修辞、生存情感体验与话语修辞阐释之间的关系，其实正是如何面对自然人与道德公民、退隐与为承认而斗争、甚或理性与理性的他者等等现代社会一些基本关系之间的交锋、冲突、妥协和退让。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否正是我们沉思现代或后现代社会中人类心灵如何才能更美好的适当空间呢？《文学理论》的感兴修辞论在为我们挑明这一问题意识的同时，也触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形态的更多可能，思考如何处理现代人的种种生存困境。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