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５年３月，向来颇受明基电通副总经理黄汉洲倚重的一位东北代理商突然人间“蒸发”了。当黄总辗转在深圳找到了他时，代理商却理直气壮地反问：“卖一只你的手机能赚多少，卖一只水货手机又能赚多少？卖水货那么赚钱，我为什么要卖你的�”
“明基深受水货冲击之苦。”提起水货，黄汉洲苦恼不已。其实，这仅仅是手机业水货泛滥的冰山一角。目前国产手机面临的状况是，在遭遇洋品牌反扑的同时还受到了水货手机的严重冲击。
水货才是“第一大品牌”
华强北路是深圳市重要的商贸中心，这里以批发零售家电和数码产品为主。共有各类专业市场２３个，但对于做手机生意的人来说，远望数码和通天地通讯城才是他们的“致命诱惑”。
“在这里水货才是国产第一大品牌。”某国产品牌经销商王兵说。据王兵估算，每天最多的时候这里有５万台水货手机入市，一年下来，水货手机的数量至少可以达到１０００万台。这个数字占了每年全国手机市场销量的七分之一。
“多看，少说话。”进入远望数码商城之前，王兵一再告诫，千万别拍照，远望数码出名就是因为卖水货手机。
“水到底有多深”，远非我们能想象。商城二层不足１０００平方米，却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几百家通讯器材公司的摊位。由于正值下午的交易高峰期，过往人流特别拥挤。
“这款手机批发多少钱？”在一个不足３平方米的柜台前，一位顾客指着一款ｓｕｎｃｏｒｐ品牌手机向摊主询问。奇怪的是，摊主并没有直接回答，在谨慎地打量了一番顾客后，麻利地从柜台中拿出计算器，按出一个价格，并展示给顾客。“再便宜点吧？”顾客报出一个更低的价格后，摊主果断地摇了摇头。之后，他便将计算器放回原处，不再做任何动作。
这样的交易方式，已经成为远近知名的“远望模式”――不需言语交流，只靠眼神和计算器，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被人拍录下来当作贩卖水货的证据。“常来这里进货的经销商们早已习惯了这种模式。”王兵说，“如果你进的量多，可以在这里谈好价格，带你去其它地方拿货。”这些摊位通常会将仓库设立在不远的隐蔽地方，以躲避工商等部门的检查。
一位不愿具名的当地业内人士介绍，远望数码一天的交易额可以达到１亿元。一个原因是，这里提供的水货手机款式丰富，而且价格比别处便宜很多。
水货手机源头
据深圳市海关宣传科负责人介绍，水货手机基本都从香港流入，以“蚂蚁搬家”式的私人小量携带为主，而且负责手机走私的分工非常细致。“有人在香港专门负责供货，有人专门携带过关，过关后有专人接应，之后还有人负责分销，体系非常完善。”
除了深圳，广东番禺也是水货集散地。通常从香港走私进来的水货手机会在这两个地方汇集，之后，一些规模较大的销售企业会通过特定渠道，将货源转至杭州和郑州的通讯市场。
深圳、番禺、杭州和郑州这四个城市，一起构成了水货手机流向全国的四大集散地，在业内被称为四大“档口”。
水货还有档次之分
在远望数码商城，除了一般意义上走私进入的洋品牌手机，如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索爱外，还有不少闻所未闻的“杂牌”，如ｓｕｎｃｏｒｐ、ｍｙｔｏｐ、龙腾、ｓｐｒｉｎｔ。
“这些牌子，一些是说不清来源的韩国水货，还有些索性就是国内小手机生产商随便贴的牌子。远望主要提供Ａ货和Ｂ货，通天地则提供Ｃ货，两个市场有着明确的分工。”一位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水货行业通常分为Ａ货、Ｂ货和Ｃ货三个档次。Ａ货是指香港走私过来的行货，没有保修和售后服务；Ｂ货是将销售到欧美的手机经走私运到国内销售的“水货”；而Ｃ货手机就是通常说的“翻新机”和“拼装机”。
通天地通讯城距远望数码商城仅几百米，这里是Ｃ货手机的集散地，聚集了各式手机零配件。该通讯城一经销商介绍说，他们提供的各类配件不仅销往全国，还出口到新马泰地区。Ｃ货手机的“出厂地”一般在深圳，他估计，深圳至少有上百家小型翻新和拼装手机的“作坊式”工厂。
据北斗手机网董事长谭文胜介绍，在手机生产领域，共有四类企业。一类是正规持牌的手机生产商，一类是手机贴牌企业，第三类是手机走私企业，第四类是小型杂牌手机生产商。
“走私进来的手机，可以省去１７％的手机增值税，所以卖得特别便宜。”宁波波导副总经理戴茂余说，这对国产手机冲击很大。而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国产手机厂商老总则表示，不论是“走私机”还是“拼装机”，都可以省去高额的研发、检测、宣传、售后服务等费用。事实上，一只普通手机机型的研发成本大约为５００万元，入网检测则至少需要１００万元。
不过，这些还只是企业降低成本的“最初级玩法”。由于水货手机没有信产部颁发的正规入网许可证，不少企业使用假冒入网许可证，或将已通过审核许可的手机入网许可证复制，之后再将手机抛向市场流通。
水货手机泛滥，究竟谁之过？有全国政协委员建议信产部应该主动出面牵头联合海关、工商总局等部门联合办案。“问题在于部门之间的合作远远不够。”明基电通副总经理黄汉洲说，除了呼吁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呼吁消费者更加谨慎和理性外，厂商能做的，唯有依靠品牌自救。
（摘自《每日经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