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9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和人口总数长期被高估。国家统计局和人口学者用假定学龄儿童入学率为100%来推测出生人数和生育率的方法是不可靠的。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的人口结构、用年龄别存活率推算1990年8岁及以上人数，与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几乎完全一致。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用年龄别存活率推算2010年20岁及以上人数，判断2010年人口普查存在5.2%的重报率。2000年人口应该只有约12.2亿，而不是普查表上的12.426亿和普查公报的12.658亿；2010年人口应该只有约12.8亿，而不是普查公报的13.3972亿。
【关 键 词】中国人口普查；计划生育；人口政策。
【作者简介】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副研究员，著有《大国空巢》。
一、中国生育率和人口总数
长期被高估
总和生育率是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可以近似理解成一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总和生育率需要维持在世代更替水平。目前，发达国家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就可以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而中国由于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都远高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在2.3左右。
所有的客观调查数据都显示1990年之后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了世代更替水平，比如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1991年、1995年、2000年生育率分别只有1.8、1.48、1.22[1]。但是主流人口学家不敢承认如此低的生育率，认为低年龄组存在漏报，据此将生育率修改为1.8。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了生育率只有1.33，但是人口学家仍然将之修改为1.8。根据修改后的数据，人口学家们在1996年、2001年、2005年、2006年预测中国人口在2010年将达到14亿、14亿、13.7亿、13.6亿。
2005年2月笔者在假定官方数据准确的前提下，在《从统计数字看停止计划生育的急迫性——尴尬的13亿人口日》中预测2010年中国人口只会达13.309亿[2]；在拙著《大国空巢》（第346页）中将这一预测修改为13.3285亿人。笔者在《大国空巢》第十五章中从多个方面质疑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报告，包括从三十多个角度质疑了1.8的生育率，认为人口普查低年龄组漏报率最多只有10%[3]。
2010年11月1日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六普”），2012年6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4]，统计表（短表3-1）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总人口为13.3281亿人（不含军人），与笔者的预测结果（13.3285亿人）完全一致，而与国家计生委1996年（14亿人）、2001年（14亿人）、2005年（13.7亿人）以及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13.6亿人）的预测结果相差甚远。
“六普”再次证实2010年生育率只有1.181，也证实了2000年低年龄组漏报确实只有10%左右（也有可能2000年是准确的，而2010年普查存在重报），说明2000年实际生育率只有1.3。
二、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
存在的问题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质量比较高。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被认为质量不高。2010年7月19日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原成员梁中堂教授在《瞭望》发文评价2000年的人口普查：“由于11月5日全国摸底汇总的人口总量没有达到统计部门根据年度人口变动抽样估计的结果，就临时穿插一项在全国复查、补漏的活动。经过半个多月的重复工作又找回来4000多万人，全国登记人口才变成12.4亿。即使这样，它比1999年统计公报还少1430万，比1998年少450多万。于是，有关方面又‘评估’出一个1.81%的漏报率，追加了2227万，达到12.6亿——一个与年度人口变动监测勉强可以衔接的数据。”[5]
也就是说，2000年人口普查原始结果显示中国人口只有12.0亿人，经过复查、补漏变成12.426亿，然后又额外修正1.81%，才变成了公布的12.658亿。笔者在《大国空巢》中分析，2000年实际人口应该只有12.2亿[6]。王广州分析了漏报和重报后在《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重报问题的分析》中认为，2000年人口普查“总人口数量则应该在12.26至12.48亿之间”[7]。
2010年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总结了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经验和教训，实现‘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两头登的登记方式”[8]。这种方式可以防止漏报，2011年人口普查漏登率只有0.12%；但毫无疑问，会提高重报率。但尽管如此，汇总的人口数仍然低于预期。根据广东省《粤人普办字[2010]55号》，连广东这样的人口流入大省的人口也低于预期[9]。各省市都进行了复查、补查工作。以福建为例，福建省人口普查办的“内部明电”说：“根据各地2010年11月1日上报的摸底数汇总，全省常住人口3329万人，比2009年少298万人。”但“六普”公报（第2号）：福建常住人口3689万。就是说福建省最后公报人口比普查汇总人口多了10.8%。如果全国一半省份像福建这样，那么总人口就会被高估5%（6000多万），2010年的总人口就远没有人口普查办公布的13.397亿人。笔者在《金融时报》中文网的文章《中国人口究竟有多少？》中分析认为，“六普”净重报率在3.8%-5.5%之间，2010年中国实际人口应该在12.7亿到12.9亿之间[10]。
三、2010年低年龄组到底
有多少人？
“六普”最重要的数据之一是短表《表3-1全国分年龄、性别的人口》和长表《6-4 各地区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及总和生育率》，后者根据长表 《表6-3全国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计算出2010年生育率只有1.181[11]。 短表3-1显示0岁人口为1379万，但是1、2、3、4岁人口却分别为1566万、1562万、1525万、1522万，很多人认为0岁人口可能是存在漏报，生育率远不止1.181。
但是短表《表6-4 全国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状况》却显示2010年0岁人口为1578万（如果借用长表的育龄妇女结构，那么生育率应该为1.46），还略高于1-4岁人口。
长表6-3 中15-49岁妇女为35725466人，是短表3-1同龄379779700人的9.41%（抽样比）。长表2010年出生1190060人除以9.41%的抽样比、扣除死亡，那么短表0岁人口应为1260万人。
那么2010年0岁人口到底是1379万、1578万还是1260万？
笔者曾与游允中教授（联合国人口统计司副司长，曾指导中国1982年及以后的几次普查）讨论过人口普查，他说最终结果并非“查出来的”，而是根据普查原始结果，用某种逻辑“算出来”的。
长表6-3 虽然只是9.41%人口抽样，但是信息量却非常大（对于判断生育率来说，1%人口抽样调查信息量就很大了）。15-49岁这35个育龄妇女组和35组出生人口数是配套关系，即便某几个年龄组存在漏报或重报，也不至于影响总结果。这35个年龄组妇女的抽样比的平均值标准差=9.45%±0.65%，那么她们所生的35组孩子（合计为1190060人）的抽样误差也不会太大。因此用长表推算短表的0岁人口为1265万，虽然不是很精确，但逻辑是合理的，误差不会太大。
而短表由于各年龄组是独立的，不互相制约，某几年的人数误差可能会比较大。并且短表3-1和短表6-4互相矛盾，“人工”痕迹较大（见表2）。
2005-2010年的20-29岁黄金年龄育龄妇女（近年2/3的孩子是该年龄生的）与1999-2004年基本一致，而城市化率比1999-2004年更高，出生人数怎么反而比1999-2004年更多了？
可能的解释是，人口普查办是用小学在校人数来校正短表低年龄组人口。因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张为民（“六普”和“五普”的实际主持者）、人口司普查处处长崔红艳和“六普”的顾问翟振武一直坚持用在校人数来校正出生人口，否定人口普查的生育率。比如张为民、崔红艳在2002年的文章中认为总和生育率低于计划生育政策水平，甚至连续几年在1.3左右，很难解释，只能判断这次普查实际登记的0-9岁人口存在一定程度的漏报。他们假定：（1）学龄儿童入学率为100%；（2）全国上学的年龄统一为6周岁（单看一年当然不合理，但如果看连续几年的累计情况还是大致可行的）；（3）普查试点11月1日与9月1日各年龄人口数的时点差异忽略不计。他们将人口普查各年龄人数回推到入学年龄人数，与小学入学人数对比，对比发现2000年普查的6-10岁人口漏报了1208万[12]。2003年张为民、崔红艳以同样的逻辑，用1997-2002年小学入学人数数据，估算普查4-9岁漏报了1996万人，占该年龄普查登记人数的18.94%，如果0-3岁人口也按此比例漏报，则漏报1018万，从而2000年普查0-9岁共漏报了3014万[13]。
翟振武说：“按照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即使全国老百姓没有一例计划外生育，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政策生育率也应该为1.46，在广大农村仍然存在大量计划外生育的现实下，怎么可能低于1.46呢？”[14]他认为，“教育统计数据是比较纯净、真实、可靠的”“在校生数据与2000年普查10岁以下人口的比值高于1，这是不正常的”，他以小学在校人数为参照论证1990年代后期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7-1.8[15]。
张为民、崔红艳、翟振武认为“五普”的低年龄组生育率为1.3，低于政策生育率1.465，是矛盾的，从而认为0-9岁人口存在漏报。2008年张为民再次发表文章，认为：“当前我国人口普查的误差主要来自于人口漏报。”[16]游允中教授与笔者讨论时也一直认为中国人口统计主要问题是漏报。千方百计防止漏报应该是2010年人口普查的指导思想。
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政策允许下的生育率）是郭志刚等人计算出来的，根据他们的原始数据，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他们额外乘以1.06之后变成1.465的[17]。笔者曾质疑过他们调整的方法，认为不应该乘以1.06[18]。另外，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是可信的，因为存在不孕（至少1/8家庭不孕）、单身、丁克等人群，很多允许生二胎的只生一个。比如北京、上海的政策生育率在1.0以上，但实际生育率只有0.7。台湾、韩国的政策生育率是“无穷大”（还在鼓励生育），但2010年台湾、韩国的实际生育率分别只有0.895、1.22。因此，张为民、崔红艳、翟振武等人的观点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
笔者在《大国空巢》中分析指出，用假定入学率为100%推算出生人口的方法是不正确的[19]。小学毛入学率=小学在校学生总数÷小学校内外学龄人口×100%。“毛入学率”并不是粗略计算的意思，而是指公式中计算分子（在校人数）时，不考虑学生的年龄大小。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1》[20]，小学毛入学率大于100%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比如印尼在1981-2009年平均为118%；印度在2003-2008年平均为113%；柬埔寨在2001-2009年平均为121%；缅甸在2003-2009年平均为113%；1977-2008年巴西、墨西哥分别平均为134%、113%。
笔者在这里按照张为民等人的逻辑重新比较出生人口与小学入学人数的关系。同样假设（1）全国上学的年龄统一为6周岁；（2）普查试点时点（1982年、1990年为7月1日，2000年、2010年为11月1日）与小学入学时点（9月1日）各年龄人口数的时点差异忽略不计。只是不假设小学入学率是100%。
采用1982年、1990年、2000年人口普查的年龄别死亡率为坐标，用线性插值获得1980年到2000年之间各年的年龄别死亡率，据此制作生命表，获得年龄别存活率[L（n+1）/L（n）]。2000年到2010年之间各年的年龄别存活率，是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关于中国的预期寿命（如2010年男性为71.54岁，女性为74.94岁），选取远东地区的中相应的预期寿命的男女生命表，计算年龄别存活率。 将人口普查的各年龄组人数用年龄别存活率回推到入学年龄（6岁）人数，比如，2000年普查时4岁人口减掉两年的死亡应为2002年小学入学人数，6岁人口应为2000年小学入学的人数，7岁人口加上一年的死亡应为1999年小学入学的人数……依此类推。
张为民、崔红艳也是用生命表留存率计算死亡情况，方法与笔者的是一样的，结果也一致，比如张为民回推2000年普查的4、5、6、7、8、9岁人口到6岁时分别为1519万、1692万、1647万、1793万、1878万、2012万；用笔者的方法，分别是1520万、1692万、1647万、1793万、1878万、2012万（见表3）。
1980年小学入学者是1974年出生的，入学人数为2942万，是1982年普查回推人数2410万的1.221倍，是1990年普查回推人数2369万的1.242倍。
从表3可见，1980-2010年小学入学人数与普查登记人数的比较应该分为三个阶段来分析：1980-1987年是入学人数大幅多于普查回推人数，1988-1996年是二者基本持平，1997-2010年是入学人数再次大幅多于普查回推人数。张为民、崔红艳只比较了1997-2002年，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有局限性的。
比较四次人口普查，可见1980-1987年小学入学人数是普查回推人口的1.2倍左右或以上，这可能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教育模式还不是很稳定，留级、退学、反复入学等比例还比较高，而当时教育成本还很低，不至于影响地方财政。
1988-1996年，入学人数基本等同于普查回推人数，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教育模式已经基本稳定，教育成本在提高，当时的教育经费（包括教师工资）由乡、村承担，就在村、乡领导的眼皮下，学校想通过多报学生数获得更多拨款是不可能的，当时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拖欠教师工资很普遍，在教育统计上是斤斤计较。而当时城市化进程非常缓慢，仅仅从1982年的20.6%增加到1996年的29.4%，年均只增加0.6个百分点。
1996年之后小学入学人数再次大幅超过普查回推人数。1997-2006年入学人数是以2000年普查回推人数的1.243倍。“六普”重点是防漏报，尤其是在防20岁以下年龄组的漏报上花了很多工夫（必然导致重报），但是即便如此，入学人数仍然大幅超过普查回推人数，还是没有“找回”张为民所说的“2000年普查0-9岁共漏报了3014万”。“六普”的这种制度设计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降低了普查质量。
1996年后入学人数超过普查回推人数其实是可信的。根据国际城市化的规律性，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以后，城市化进程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而1996年恰恰是中国城市化的拐点，此后城市化率加速增加到2000年的36.09%、2010年为50.3%，1997年到2010年年均增加1.5个百分点。城市人口的增加，意味着流动人口的增加，而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又没有发达国家那么完善，多次入学的现象比较普遍。中国存在户籍制度，一些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的同时，还在家乡“入学”以保留学籍（便于今后升学）。
尽管1986年就通过了义务教育法，但直到1994年下半年才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变成一个工程操作，提出到2000年全国小学入学率达到99%以上。1995年9月1日开始施行教育法，需求“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尤其是1994年中国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乡镇无力支付农村教育经费，因拖欠教师工资而引发的教师维权事件在全国很普遍，各地被迫纷纷试点“县财乡发”，由县财政负责教育经费。2001年国务院更是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而乡镇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严格控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21]。乡、村领导对入学人数的态度从“防重报”（防止学校冒领教育经费）转变为“防漏报”（以免因为有“辍学”而被上级惩罚）。而县长根本不可能如乡长、村长以前那样获得准确的学生人数。学校有了多报学生数以获取更多教育拨款的制度空间。此外，农村学校非常欢迎进城农民工孩子在家乡保留学籍，因为可以获得额外学杂费；城市学校对农民工孩子也是欢迎的，因为可以收取借读费。有些小学还通过虚报人数以“保校”（防止被撤并）。
因此，1996年之后入学人数超过普查回推人数是非常合理的。2000年普查低年龄组人口数据是可信的。1997-2006年入学人数是以2000年普查回推人数的1.2425倍；1997-2011年入学（1991-2005年出生）人数共28013万，只是2010年普查回推人数（24621万）的1.1378倍，这可能是因为“六普”因为过度防漏报而出现了重报。
假定1997-2011年各年入学人数是实际人数的1.1901倍（将“五普”的1.2425和“六普”的 1.1378平均所得），以此推算这些年6岁实际人数共为23538万，再根据年龄别存活率回推2010年5-19岁人数为23489万（其中5-9岁为7139万）。假定2010年0-4岁人数与5-9岁人数是一致的（两个时段对应的20-29岁育龄妇女人数基本一致），为7139万（如果生育率只有1.18，那么0-4岁人口就还没有这么多，而只有6148万），那么2010年0-19岁人口共为30628万（比“六普”的32121万少1493万）。
“六普”短表6-4表显示0-5岁人口平均每年为1536万，可能是国家统计局想让出生人数尽量逼近入学人数。但是长表数据却显示生育率只有1.18。统计局可能是采取了一种折中方案：只将短表3-1中0岁人口调整为1379万，而1-5岁人口仍然与短表6-4基本一致。这样既让短表3-1的2010年生育率不远离1.18，也让人口总数与过去几年相衔接。
短表3-1的6岁（2010年入学）人数为1480万，比7岁（2009年入学）人数1343万多了10.2%，但是2010年入学人数只比2009年多了3.3%。短表6-4的5岁（2011年入学）人数为1491万，比6岁（2010年入学）人数1368万多了9.0%，但2011年入学人数只比2010年多了2.7%。2002-2001年小学招生人数平均是“六普”回推人数的1.1949倍。根据“六普”回推，2012、2013、2014、2015、2016年的6岁人口分别为1521万、1523万、1557万、1557万、1348万；以1.1949倍计算，这些年小学招生应该分别为1817万、1819万、1861万、1861万、1611万。如果今后几年的小学招生达不到上述人数，那么说明“六普”短表的0-5岁人数有“额外”的重报。 共有三套全国人口数据：人口普查、公安户籍资料、教育在校学生数。其中最准确的应该是人口普查。在校学生数应该多于实际数据。而当流动人口少的时候，公安户籍人数应该比实际人数少（因为毕竟还有人没有户口）；而当流动人口多的时候，户籍人数可能会比实际人数多（因为中国的很多利益都与户口相关，人们有获取户口的强大动力）。原则上，只能用人口普查数据来校正其他数据，而不能用其他数据来否定人口普查数据。
四、用年龄别存活率估算人口总数
本文用年龄别存活率来验证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到底重报了多少人口。研究思路：由于各年龄组每年都有一些死亡，上次人口普查各年龄组人口依照年龄别存活率逐年减少。
本文用1982年、1990年、2000年人口普查获得的1981年、1989年、2000年的年龄别死亡率制作生命表，计算年龄别存活率。
固定用1989年的年龄别存活率逐年计算，1982年普查表的1003913156人到1990年的时候（8岁及以上人口）还存活95844万人。而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表的数据，8岁及以上人口共有95484万人。可见用这种模拟死亡率的方法计算只误差360万（95844-95484=360）人，误差率只有0.377%。
同样，依照1981年的年龄别存活率逐年计算，1982年的1003913156人到1990年的时候还存活95287万人，比1990年人口普查8岁及以上人口少197万（95287-95484=-197）人，误差率只有 0.206%。
即便依照2000年的年龄别存活率逐年计算，1982年的1003913156人到1990年的时候还存活96427万人，比1990年人口普查8岁及以上人口多943万（96427-95484=943）人，误差率只有0.988%。
误差的原因还是因为死亡率改变，1982年到1990年间实际平均年龄别存活率要比1989年的和2000年的略低一些，比1981年的略高一些。
如果用1981年、1989年、2000年年龄别死亡率采用线性插值的方式获得1982-1990年每年的年龄别死亡率，再制作生命表，用获得的每年的存活率计算，那么1982年的1003913156人到1990年的时候还存活95677万人，比1990年人口普查8岁及以上人口多194万（95677-95484=194）人，误差率只有0.203%。
从上可见，用年龄别存活率来推算人口非常准确。由于目前寿命延长已经非常缓慢，即便用8年、18年后的年龄别存活率来估计以前的死亡情况，误差率也非常低。上面分析也说明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吻合率非常高，两次人口普查的质量确实是很高的。
五、2010年中国到底有多少人？
既然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存在很大的问题，而1982年、1990年人口普查的质量是公认很高的，那么我们不妨直接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来推测2000年、2010年人口情况，分四种死亡率来模拟1990年后人口变化：
1.年龄别存活率逐年改变。以1989年和2000年年龄别死亡率为坐标，用线性插值获得1989年到2000年之间各年的年龄别死亡率，制作生命表，计算每年的存活率。2000年以后各年的年龄别存活率，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关于中国的预期寿命，从远东男女生命表计算获得。
2.1990年到2010年之间的年龄别存活率统一用2000年生命表的年龄别存活率计算。
3.1990年到2010年之间的年龄别存活率统一用1989年生命表的年龄别存活率计算。
4.1990年到2010年之间的年龄别存活率统一用美国2010年预期寿命（男性为75.8岁，女性为80.8岁）下的年龄别存活率计算（从远东生命表获取相关数据）。说明：中国目前医疗水平和平均预期寿命比美国落后几十年。
1990年人口普查时间是7月1日，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时间是11月1日，因此计算2000年人口时额外考虑了4个月的死亡情况。本文所说的2000年及以后年份的人口均是指11月1日的人口。
第1种方法是最符合实际的，以该方法的结果为准，其他四种方法的结果只作为上下限参照。第2种方法计算2010年人口的结果应该接近实际，因为2000年的年龄别存活率应该介于1990年和2010年之间。第3种方法计算出的存活人口数应该稍低于实际，而第4种方法计算出的存活人口数高于实际，因为中国1990-2000年实际平均年龄别存活率比中国1989年的要高，而比美国2010年的年龄别存活率要低。
1990年人口普查表显示全国总人口为113051万人：
以第1种方法计算，到2000年（10岁及以上人口）还存活106064万人，到2010年（20岁及以上人口）还存活97009万人。以第2种方法（2000年年龄别存活率）计算，到2000年还存活106382万人，到2010年还存活97782万人。以第3种方法（1989年年龄别存活率）计算，到2000年还存活105504万人，到2010年还存活96191万人。以第4种方法（美国2010年预期寿命）计算，到2000年还存活108231万人，到2010年还存活101194万人。
根据“六普”短表3-1[22]，2010年20岁及以上人口为101156万人。
以第1种方法计算，2010年20岁及以上人口为97009万人，而“六普”却显示为101156万人，说明“六普”重报了4.28%（101156÷97009=1.0428）。“六普”公报的总人口133972万人（统计表的人口加上军人等）以4.28%重报率回推，那么2010年总人口应该为128480万人（133972÷1.0428= 128480），也就是说“六普”净重报了5493万人（133972-128480=5496）。
同理，以第2种方法（2000年年龄别存活率）计算，2010年人口为129503万人（说明“六普”净重报 3.45%），与第1种方法比较接近。 联合国2011年5月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认为中国2010年人口为13.41亿[23]。联合国的数据是各国提供的，而中国官方和学界对中国1990年之前的出生人口分歧不大，因此联合国的20岁及以上人口数据应该是准确的。联合国的资料认为中国2010年20岁及以上人口为97503万，与笔者上面第1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只相差494万（97503-97009=494），误差只有0.51%；与笔者第2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只相差279万（97503-97782=-279），误差只有0.29%。三种方法互相吻合，说明笔者估算人口的方法是可靠的。
联合国数据的不准确体现在2010年20岁以下人口。联合国高估了中国1990年以来的生育率和出生人口，认为1990-1995年生育率为2.01，1995-2000年生育率为1.80，2000-2005年生育率为1.70，2005-2010年生育率为1.64，2010年0-19岁人口为36631万人；而“六普”显示1996-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左右，0-19岁人口只有32121万人。
同样，以第3种方法（1989年年龄别存活率）计算，2010年总人口只有127396万人（说明“六普”净重报率为5.16%）。
以第4种方法（美国2010年预期寿命）计算，2010年总人口为134022万人。可见，即便中国1990年到2010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年龄别存活率跨越几十年，达到美国2010年的水平，2010年中国人口也只有13.4022亿，与 “六普”公报所说的13.397亿相当。
如果0-19岁人口采纳上面“2010年低年龄组到底有多少人”中分析的30628万，那么第1、第2、第3、第4方法下，2010年人口分别为127637万（97009+30628=127637）、128410万、126819万、131822万人。
有人会问，你既然在低年龄组生育率上要尊重“六普”的权威性，怎么在人口总数上又否定“六普”的权威性？
其实这并不矛盾。承认“六普”关于生育率的权威性，是因为迄今没有比人口普查更权威的数据了，比如“六普”中2010年1.181的生育率有详细的年龄别数据支撑。历史地看，“六普”也印证了“五普”的生育率是基本可靠的。并且，生育率是出生人口与15-49岁各年龄组育龄妇女的比例关系，很难有太大的误差。因此，“六普”最大的价值是基本查清了1990年以来的生育率，平息了二十年来对生育率的争论，根据“六普”的生育率资料足以停止计划生育。
但如果完全承认“六普”20岁以上人口数据，等于否定了1982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但是这两次普查是很难否定的。流动人口越少，人口普查质量越高。由于城市化水平低、户籍管理严（刚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流动人口比较少，1982年和1990年这两次普查是中国人口普查的绝唱，被国际社会称为世界上质量最高的普查，今后很难获得更准确的普查结果了。因此，应该承认1982年、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权威性，今后数十年都应该以这两次普查为坐标。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2000年的人口情况。可以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推算2000年10岁及以上人口，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推算2000年0-9岁人口。1990年的113051万总人口，按照第1、第2、第3、第4种方法，到2000年（10岁及以上人口）分别还存活106064万、106382万、105504万、108231万人。2010年人口普查的17480万10-19岁人口，按照第1、第2、第3、第4种方法的重报率和年龄别存活率回推，2000年的0-9岁人口分别为16828万、16999万、16758万、17516万人。那么第1、第2、第3、第4种方法下，2000年人口分别为122892万（106064+16828=122892）、123381万、122261万、125747万人。
如果尊重2000年普查的0-9岁人口（15913万），那么第1、第2、第3、第4种方法下，2000年人口分别为121977万（106064+15913=121977）、122295万、121417万、124144万人。
就是说，2000年人口普查只应该有（第1种方法），与笔者在《大国空巢》中估算（12.2亿人）是一致的。即便中国1990年到2000年的预期寿命达到美国2010年的水平，2000年中国人口也不可能有普查公报所说的12.658亿。2000年人口普查后“补查”出的4000多万人口只有一半是合理的，而额外“修正”进去的1.8%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
结论：2000年人口应该只有约12.2亿，而不是普查表上的12.426亿和普查公报的12.658亿；2010年人口应该只有约12.8亿，而不是普查公报的13.3972亿。
注释：
[1]郭志刚：《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载《人口研究》2004年3月号。
[2]易富贤：《从统计数字看停止计划生育的急迫性-尴尬的13亿人口日》，据东亚经济评论，2005年2月26日，http：//www.e-economic.com/info/1494-1.htm。
[3][6][19]易富贤：《大国空巢》第377-388、364、361-372页，[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
[4]《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数据》，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5]梁中堂：《人口普查数据不容“推算”》，载《瞭望》2010年7月19日，据 http：//news.xinhuanet.com/2010-07/19/c_12349696_2.htm，2011年9月10日。
[7]王广州：《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重报问题的分析》，载《中国人口科学》 2003年第1期。 [8]《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解读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国家统计局网站（来源：人民网） 2011年4月29日，据http：//www.stats.gov.cn/tjdt/gjtjjdt/t20110429_402722652.htm，2011年9月10日。
[9]《关于在人口普查复查阶段做好复查补漏工作的紧急通知》，粤人普办字[2010]55号，据http：//sg.shunde.gov.cn/data/2011/02/14/1297669805.doc，2011年9月10日。
[10]易富贤：《中国人口究竟有多少？》，据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1年5月11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508，
2011年9月10日。
[11]《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数据》，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12]崔红艳、张为民：《对2000年人口普查人口总数的初步评价》，载《人口研究》2002年第4期。
[13]崔红艳、张为民：《对2000年人口普查准确性的估计》，载《人口研究》2003年第4期。
[14]李虎军：《中国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政策有待调整》，载《南方周末》2005年12月16日。
[15]翟振武、陈 卫：《 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研究》，载《人口研究》2007年第1期。
[16]张为民：《对我国人口统计数据质量的几点认识》，载《人口研究》2008年第5期。
[17]郭志刚、张二力、 顾宝昌、王 丰：《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载《人口研究》2003年第5期。
[18]易富贤：《质疑计划生育的三个关键数据》，据光明网·光明观察，2009年2月6日，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2/06/content_885224.htm。
[20]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2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国办发〔2002〕28号，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475.htm。
[22]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265-267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
[23]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据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