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确立的标准是中国共产党是否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问题。中共二大实事求是地制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是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全党的首次确立。中共二大后，毛泽东思想曾三失其指导地位，后又分别在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重新确立。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确立；重新确立
一、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确立的标准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P.126）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否在全党得以确立，应以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否在全党得到贯彻，全党是否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问题为标准，与党的会议和文件是否写明，与口号喊得是否响亮无关。例如，党的八大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个人崇拜所带来的恶果，没有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实际上，党的八大却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2]（P.15）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一个尚未在全党形成共识，尚未被确立为指导思想的理论是可以居于指导地位的。因此，尚在萌芽时期或者初步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可以在党内居于指导地位的。那种认为只有成熟的理论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的观点是错误的。一个理论的萌芽，一种思想的诞生，都是实践呼唤的结果。实践的不断变化推动着理论和思想的发展。理论和思想的科学性更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指导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无论何时也不会达到成熟，因为它缺乏实践的推动和检验。
二、中共二大——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首次确立
“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3]（P.3-4）因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即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后来在1958年这样说：“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4]（P.296）
中共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开始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积极探索并取得了积极的探索成果。中共二大正确分析了中国国情，科学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明确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阐明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由此可见，中共二大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正确分析，以及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都是以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为指导的，都是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可以说，中共二大首次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三次重新确立
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既是来之不易的，也非一劳永逸的。继中共二大毛泽东思想首次在全党居于指导地位以后，毛泽东思想曾三失其指导地位，后又被三次重新确立。
第一次重新确立是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
1927年春夏，暴风骤雨般的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席卷全国，遭到沉重打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共同镇压革命运动，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而此时以陈独秀为主要代表的并已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机会主义却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无原则地妥协退让；在武装斗争问题上自愿放弃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权；在对待工农群众的问题上采取压制的态度。[5]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失去了其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1927年的八七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会议科学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坚决纠正和结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3]（P.47），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胜利地实现了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次重新确立是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
八七会议以后，党内出现两种理论。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另一种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
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会议批评并清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领导，肯定并阐述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前三次反“围剿”中提出并被实践证明了其科学性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从而实现了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并进而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党自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1]（P.88）邓小平同志的意思很明确：遵义会议虽然没有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没有明确提出党的事业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遵义会议及会后党的工作，却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遵义会议上被第二次重新确立。 第三次重新确立是在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间，毛泽东根据他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领导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1]（P.23）自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年中，“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1]（P.34）总之，在1966年到1978年的12年中，党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没有坚持实事求是，没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第三次失去了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全局性的、根本性的伟大转折。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第三次得以重新确立。
四、几点启示
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和三次重新确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第一，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不能仅体现在口头上、会议上和文件中，重要的是落实到行动上，要在实践中坚持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以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对待毛泽东思想是如此，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如此。第二，不管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指导地位在全党的确立，都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既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化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其更符合时代特征和新的实践的需要，要注意维护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社，1992.
[5]王德木.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历史辨析[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6，（16）.
[责任编辑：李 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