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年前，有两部书很是轰动，一部是《废都》，另一部是《白鹿原》。 《废都》的作者是贾平凹，《白鹿原》的作者是陈忠实，此二公皆陕西人，于是，那一年中国文学界创造了一个新名词：“陕军”东征。
中国文坛历来存在“一本书主义”，即一个作家一生只写一本书，靠一本书就可以吃一辈子。写《青春之歌》的杨沫是如此，陈忠实亦然。
陈忠实发表《白鹿原》以前，我不知道他还著有什么大部头；《白鹿原》面世以后十九年，陈忠实再无新力作。而今忠实老矣，再写出另一部《白鹿原》来，除非奇迹。
《白鹿原》甫一问世，即备受赞誉，俨然当代经典。从那时起，有人要将它搬上银屏的声音不绝于耳。然仅限于是声音，没有人真正落实。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二：一是，时间正在对作品进行检验——轰动往往产生的是应时代而非经典，这已被文化史反复印证；二是，老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白鹿原》不被改编的存在至少证明它难以被改编的合理。
如今，合理终于也演变成了存在——《白鹿原》让一个叫王全安的导演给改编了。这个事实除了说明《白鹿原》经过时间的筛淘，已经又向经典迈近了一步以外，随之而来的必然疑问便是：这个存在不会有问题吧？
我以为，不但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大。
先从结尾说起。
鹿三把小娥杀了。黑娃回来要为小娥报仇，认定是嘉轩杀了小娥，便揪住嘉轩不放。这时，鹿三站出来承认是自己杀了小娥。黑娃不能弑父，只好忍气吞声地走了。黑娃走后，鹿三也上吊自杀了——电影《白鹿原》的故事就此结束。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半部《白鹿原》。后半部，还有一个与小娥差不多重要的人物，叫白灵。白灵，连带后半部的故事就这样被剔除了。
我之所以用“剔除”一词，是想说明，这样的改编就像餐馆给食客上一道名曰鸭肉的菜，而这菜里既没有鸭头也没有鸭脖，更没有鸭翅鸭腿鸭脚鸭屁股鸭肝鸭心，只有把上述那些部位“剔除”得干干净净的鸭身子。这道菜为什么不叫“干净鸭身”而还要以鸭肉冠名？相比之下，“羊杂碎”的名儿就起得好，它除了“杂碎”，羊身上其它物件一律“剔除”。于是，想吃“烤全羊”的食客便不会与想吃“羊杂碎”的食客闹冲突，而“烤全羊”的档次、排场、价格与品味当然也不会与“羊杂碎”相提并论。
《白鹿原》一桌“烤全羊”结果做成了“羊杂碎”，究其原因是编导不懂改编，不知取舍。
无数电影改编的成败事实都证明，中篇小说适合改编电影，长篇则不易。张艺谋早年的《红高粱》《菊豆》，改编应属成功，皆出自中篇。这与中长篇小说结构不同有关。一般来说，长篇是复合结构，大多有两个以上主线；而中篇则往往只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其结构较简单。电影两个小时不到的正常观影时间，不允许结构过于复杂，否则观众久久不能入戏，会影响上座率。
电影《白鹿原》的开头，就有问题。反复出现那一片金灿灿的庄稼地，是学《红高粱》里的高粱地吗？别忘了人家是中篇，可以痛快抒情，您是长篇，抒情一痛快了，叙事的时间还有吗？
认真看过《白鹿原》小说的人，虽然时隔近二十年，印象被唤起，应该不难。然而，开头二十分钟，我仍然看得不甚了然。想必没看过小说的人应该不会比我更明白。
编导着力在开头描写庄稼地、祠堂，还有吃面，意思是想说，白鹿原是个好地方，好地方当然有好面吃，而祠堂，那是加害黑娃和田小娥的地方，黑娃和田小娥的命运与祠堂息息相关。
如此看来，电影《白鹿原》已经把黑娃和田小娥放在了表现中心的地位，田小娥则是中心中的中心，因为黑娃简简单单只与她一个人发生关系，而她则与几个男人都有关系。既如此，如果我是编导，《白鹿原》的故事就从田小娥开始讲起，田小娥的视点就是编导的视点，也是观众的视点，这样化繁为简，才不失为一种有创意的真正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