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历史 西路军,在中共党史上几乎成了“悲壮”的代名词。1936年10月,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的2万余人西渡黄河,后被命名为“西路军”。在150余天时间里,这支军队在河西走廊血战到几乎全军覆没。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曾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结论成了未来若干年来的主调。
半个世纪以后,一段曾经讳莫如深的历史,渐渐完整而清晰地呈现在后人面前。
西渡黄河
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举兵反对蒋介石,爆发了著名的“两广事变”。
中共方面从突然爆发的“两广事变”中,看到了一个极其难得的历史时机。“因为蒋介石处理‘两广事变’无暇顾及西北,中央决定将西北的发动提前。”不久,中共又给共产国际发电,希望能迅速取得苏联的武器支援,“河西计划”报告给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和甘西,但不同意进入新疆,援助物资先从宁夏方向提供。共产国际方面担心红军进入新疆境内,会给盛世才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8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南。当时,中共方面与张学良商定了具体战略步骤。这也是红二、红四为何会在甘南停留一段时间的原因。而徐向前若干年后回忆:“直到进入甘南,我们才知道,党中央与张学良有个通盘计划。”
然而,瞬息万变的国内局势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用分化的方式,不费一枪一弹,8月底,“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这使蒋介石又回戈西北,组织“通渭会战”,对红军再度形成威胁之势。
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坐镇指挥,逼迫东北军、西北军参战“剿共”。情势危急,当天,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朱德、张国焘及军委:“30军于23日渡过河。”此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率9军渡河。正当31军准备渡河时,胡宗南部队已经北进,彭德怀建议“暂不过河”,已经开到河边的红31军返回阻敌。当时,担任警戒和看守船只任务的是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因为国民党的关麟征部队已迅速追赶过来,朱德、张国焘命令红5军也全部随船渡河。
血战河西走廊
红军渡河后,蒋介石马上任命青海军阀新二军军长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进击红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9军、30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红军过河部队共2.18万人,而他们面临的敌人却有12万余人。
此时,共产国际方面又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11月3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电,说明原计划从外蒙古(即宁夏方向)的武器支援改为新疆方向。另一方面,在河东的红军部队未能击破敌军的进攻。在此情势下,1936年11月8日,中共中央秘密制定了一份《作战新计划》。在这份新计划中,中共中央将红军重新部署,分为南路军、北路军,分头突破,其实也就是放弃陕甘,准备东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来一次新长征。
与南路军、北路军相对应,在《作战新计划》里将渡河部队称为西路军,“西路军”的名称由此正式确立。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下设三个军: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松海;30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
因为宁夏战役不能进行,东返还是西进,中央发来电报,征求渡河部队的意见,徐向前坚决主张可以独立完成单独打通新疆的任务。西路军将领也赞同西进意见。此时的西路军将士并不知道,中央及军委已经放弃宁夏战役计划,而在为向黄河以东的战略转移作部署。11月19日,徐向前收到中央军委来电,“要我们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在这样荒凉的戈壁大漠中建立根据地非常不切实际,满怀疑惑的徐向前曾在11月24日起草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但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坚持。
这个疑惑在徐向前心中保留了几十年,直到晚年看到那份《作战新计划》才明白,中央的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让河东红军主力向东或向南战略转移。”
东进与西进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以为蒋介石势力就此扫除的中共,又向西路军重提“打通远方”的任务。西路军准备西进。12月22日,中央又来电,命令西路军东返,策应张学良、杨虎城抗击南京政府。
当时的政治形势瞬息万变。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军委来电:“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
没想到,几天后,命令又变了――1937年1月5日,西路军收到命令:“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徐向前后来这样对传记工作组人员回忆。
徐向前当时不知道的是,此时局面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回南京后又扣押了张学良,调集40个师的兵力,准备进攻西安,河东形势再次吃紧。当时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叶剑英和国民党的顾祝同正在谈判,所以中央希望西路军原地待命以观局势发展。
于是,西路军再次停止西进,也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最后的战役
1937年1月28日西路军集结到倪家营子,还剩一万多人。在这里,西路军将士与马家军展开了一场历时40天的血战。
2月13日,西路军军委会致电中央,希望等天气稍暖后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
但几天后,他们收到了以中央书记处及军委主席团双重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不同意西路军转出青海大通西宁。
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西路军的情况越来越危险。其间,徐向前不断向中共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持西路军。2月21日晚,西路军接到中央及军委电报,要求:“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2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电文告急,恳请中央施援。两天后中央复电,要求他们“固守50天”。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仅剩下不足万人,从倪家营子突围后,陈昌浩最后一次行使了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权,他宣布徐向前和他本人离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将仅存的3000人编为三个支队,分路游击。徐向前曾劝说陈昌浩留下来以稳定军心,而陈昌浩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和中央斗争去!”徐向前在回忆录里说:“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其中红30军的剩余人员被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领,艰难地攀行在祁连山的雪岭冰谷之中。4月29日,终于到达新疆与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与盛世才派的接应人员接上了头,还接到了空投的武器弹药和食品。
徐向前在回忆录里说,西路军惨遭失败。“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
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西路军问题,一直是徐向前、李先念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结。
摘自《共产党员》2009年第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