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二黑结婚》的诞生和轰动 1943年5月,抗日战争期间,在太行根据地的武乡(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和辽县(后改为左权县),通俗作家赵树理正在这里从事调查研究,当时他已被调到了中共北方局党校调研室工作,以职责所在,加上作家“采风”的需要,赵树理深入乡村,采集了许多文学素材,不久,就开始酝酿写作小说《小二黑结婚》。
《小二黑结婚》完稿后,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即当时太行区的一些文化人看不起赵树理所从事的通俗文艺,甚至还将之视为过去上海滩“海派”即“鸳鸯蝴蝶派”的东西,于是,在稿子交给太行区新华书店出版印行时,却被压了几个月。然而,有人却非常喜欢它。当时北方局党校的杨献珍将赵的稿子交给彭德怀副总司令,彭看后很满意,又让当时北方局妇委书记浦安修阅读,她也很喜欢。彭德怀看了《小二黑结婚》后,欣然题词说:“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作品还不多见。”随后,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催促书的出版,这部小说遂得以很快出版。
这年9月,《小二黑结婚》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发行,首印4000册,书的封面上还特意标上了“通俗故事”四字,不久,风靡一时。翌年2月,作为“大众文艺小丛书”之一,书又再版,此后连续再版、翻版,仅在太行区就销行三四万册。不独在根据地,后来又在后方引起轰动,到了全国解放后,这本小说更被英、美、苏、日、法和东欧国家陆续翻译出版,并被译为朝鲜文、越南文、阿拉伯文和西班牙文等,并被改编成戏剧、舞蹈、电影、曲艺、连环画,于是,它终于成为一部划时代的文学作品,也成为赵树理个人的一部成名之作而遐迩闻名。除了书籍的出版,当时还有数以百计的剧团用不同的地方戏将《小二黑结婚》搬上舞台,有些偏僻山村的老乡需翻山越岭走一二十里路来看这出戏的演出。新华社也报道说:“通俗故事《小二黑结婚》出版以来,颇为各地读者欢迎。”(《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0日)还有的报道说:“在太行农村普遍演出的《小二黑结婚》,深入地帮助了劳苦农民去解脱加在自己身上的封建锁链。”(《人民日报》晋冀鲁豫版,1947年5月3日)可以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还没有任何一本新小说能在农村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二、“源于生活”―――《小二黑结婚》背后的真实故事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产物,它出自一个乡村婚恋的悲剧,而在赵树理的笔下,它又成为宣传新婚姻法和边区实行自由恋爱的一个范本。就在2006年,在赵树理百年诞辰之际,《大众收藏报》举办了一次收藏品拍卖,结果在征集的拍品中,发现了一张1943年山西省左权县政府刑庭签发的刑事判决书,经过鉴定,这张泛黄的纸片,竟是当年赵树理创作《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原型―――岳冬至的案例判决书。
那是1943年4月的一天晚上,在晋东南辽县的一个仅有13户人家的村庄,在村中心的“民革室”(当时山西到处都有阎锡山建立的“民族革命同志会”,边区也有取“山西特殊名义”的“民族革命室”,相当于村委会),村干部正在开会。村“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石羊锁在会议将结束时,话锋一转,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不调戏妇女”,对民兵队长岳冬至与村妇女主任智英贤有不寻常的恋爱关系提出批评。智英贤,后来老人们回忆说:她“人才长得好,长脸,身高不赖,眼睛不小,大粗辫子一直垂到腰”,而且“活泼开放,胆子大”,她和岳冬至都是早已被父母分别包办,许配给别人的,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相爱了。这次会议后,岳冬至一夜未归,翌日早晨,他被发现吊死了。赶到现场的辽县公安局侦查员赵晋鏖在尸检中发现,人似乎不是自缢,因而杀人的嫌疑者就是此前开会的其余几名村干部,他们当即被带到了公安局看守所,至于案情的原因,据说是其中的三位未婚村干部,曾与智英贤有微妙的情感关系。判决书称:“史虎山踢死岳冬至,因其尚未成年,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公权五年。王天保殴伤岳冬至身体,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剥夺公权一年六个月。石献瑛、石羊锁滥用职权,命令史虎山、王天保殴打岳冬至,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剥夺公权一年。岳冬至死后所用棺材洋一百六十元。葬埋时食用小米六十三斤、炒面四十五斤由史虎山、王天保、石献瑛、石羊锁共同负担。”案件的真相就是:智英贤与岳冬至有恋情,但岳冬至的父母已为他收养了童养媳,在他人眼中,他是“有妇之夫”了;而这桩暧昧的恋情,又遭到村长石献瑛、青年部长史虎山、“救联会”主席石羊锁等的嫉妒,结果在开会时双方发生冲突,史虎山、石献瑛、王天保等要“教训”岳冬至,失手打死了他,随即制造了自杀的现场。这一案件,赵树理也曾参与了调查,真相大白时,他感慨不已,并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情杀,而是反映了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于是,他以这件案子为基础,把悲剧改为了大团圆式的喜剧。
在小说《小二黑结婚》里,之所以会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应该说这是中国传统审美精神所需要的。至于小说描写的故事线索,则是进步青年“小二黑”与姑娘“小芹”以及她落后的父母“二诸葛”、“三仙姑”之间的婚嫁矛盾,最后,在边区政府的支持下,两个落后人物最终醒悟,一对有情人也终成眷属,并且双双投身于革命。它的全部依据,是边区临时参议会1942年1月制定的《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可以想到,由于小说的轰动效应,《小二黑结婚》在移风易俗方面产生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在山西,从清末到民国,婚姻问题上还有许多落后的现象,当时梁漱溟访问各战区,发现山西还有童养媳和一夫多妻、女人裹小脚的现象,最严重的是“租婚”:把老婆借给别人,生完孩子再还回来,因此,小说对这些落后习俗的冲击,是十分有力的。
三、彭德怀的一次谈话
与《小二黑结婚》问世差不多同时,彭德怀曾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一篇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谈话,这是彭德怀1943年4月7日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围绕关于“民主教育”的一次谈话内容,其主要内容是:
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由于敌人正在用一切力量维持中国残余的封建势力,作它的统治工具,我们进行民主教育也就是为了抗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所谓自由,包括思想上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居住、迁徙、通信以及处理自己生活的自由。我国许多地方农民处在半农奴状态,工人和学徒还受到封建习惯的束缚,青年的抗日自由受阻碍,妇女的婚姻不自由。所谓平等,在目前主要是不分阶级、民族、职业,在政治上其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法律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所谓博爱,是使人与人之间巩固团结,加强抗战力量,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我们今天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有限度的,是要使青年有抗日自由,妇女有婚姻自由,一般人民能够逐渐削弱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减轻人民负担,提倡博爱精神,反对人打人的现象,这些就是民主实质。根据上述精神,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
彭德怀的谈话,当然不能说直接与他当时曾阅读过的《小二黑结婚》有关系,不过,彭的谈话、赵的小说,都是基于一种《小二黑结婚》的“语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之下的农村,经济文化极端落后,而且是战争状态下,此前的“五四”话语已被“压倒”,即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雏形的边区,“我们今天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有限度的”,即“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不过,抗日和民主是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要抗日就必须讲民主,有了民主才能更好地抗日,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因为具备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才叫响了的。在当时,首先要开展的是民族、民主的革命,而“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不能绕过的。
然而,1943年6月6日,毛泽东看到了彭德怀的讲话后,致信彭德怀,他在信中说:“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即“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于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最后,毛泽东还认为:“目前国内各阶级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经济上没废止剥削,政治上没放弃压迫,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
显然,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词汇的理解,彭德怀和毛泽东的理解没有在一个层面上。或者可以这样来理解:彭德怀的谈话,其意思是针对广大人民群众(当然也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在内的),而毛泽东呢,却是将之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相联系,并且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具体语境里来理解和认识的,因此,两人就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其实,彭德怀谈话中的有些话,此前和此后,毛泽东也曾讲过,不过那却是有着具体的含义的,如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他开门见山就说:“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1944年夏天,在接受中外记者参观团时,他也说过:“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至于解决之道,则是“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在同美国友人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坚持孙中山包含有“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内容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等“真正伟大而又民主的文献”的,甚至“即使国民党崩溃,我们也会坚持这个宣言”,因为“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那么,他又为什么要批评彭德怀讲话的“不妥”呢?
彭德怀的这一次谈话,后来在庐山会议时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当时陈伯达望风希旨,撰写和发表了长篇论文《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其中就批判和清算了彭德怀当年就是所谓“同路人”的这个“谈话”。当时毛泽东也将彭德怀和当年彭的秘书韩进一道批判了一通,认为这个用彭德怀的名义发表的谈话“是封建主义思想”,如“讲统一战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讲‘自由、平等、博爱,教育宗旨’等”,都是“封建主义骗人的,从古以来未有过的事”,“这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也不懂”。毛泽东还说:“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求生存,扩大,这是己之所欲,难道要资产阶级也扩大?恰恰相反,己之不欲,自己不生存,不扩大,自己消灭,当然不是,要扩大,而且施之于人,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
毛泽东后来据此认为彭德怀代表了党内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即“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现在”,而且“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很充分的”―――这有“抗日时期的材料,长征时期的材料”等等,前者,“比如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抗日阵线不能分左中右’,‘分左中右就是错误的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阶级关系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提出这样的原则出来,什么‘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样的一些观点,就是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完全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欺骗人民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要证明这一点,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充分的。”毛泽东还提到“彭德怀在太行山的许多文件”,建议将之与孙中山实行“联共”时的文件比较一下:“请同志们拿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宣言和彭德怀在太行山抗日时期发表的那些观点比较一下”,他们―――“一个是国民党人,一个共产党人”,而“共产党员比一个国民党员要退步”,因为孙中山有“阶级分析这样的思想”。毛泽东据此作出结论:“我说彭德怀不如孙中山,至于张闻天也不如孙中山,孙中山那个时候是革命的,而这些同志是倒退的,是要把结成了的团体破坏。”他更断言:“资产阶级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的立场,没有改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不能不犯错误,这样的同路人,在各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1959年9月11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多年后,何定在一本由彭德怀元帅生前部下等组成的“彭德怀传记组”历时三十年撰写和出版的《彭德怀全传》(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中说:“抗日战争中,彭德怀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立下汗马功劳,1944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却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批判中列举的各种重大‘错误’,已在过去的传述中澄清是非,唯有这个《读民主教育问题》,作者总是临笔犹豫,感到与其含糊其辞,不如付之阙如,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的解放,今天来回顾这场是非,当可还彭德怀以历史的公正。”所谓《读民主教育问题》,就是上述彭德怀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的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谈话,它是彭德怀报告的一个文稿,后由八路军总部秘书韩进又按照彭德怀的要求,“增加点理论性”,修改后拟成的。何定认为:“毛泽东在信中批评彭德怀‘不以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不强调民主是为抗日的’。其实,这一点在彭德怀文章的第一段就开宗明义地讲过了。文章中罗列的关于自由的几个要点,每一点都说明对‘人民’而不是对敌人的。”何定还仔细考查了当年延安《解放日报》曾在纪念第二届“联合国日”发表了一篇题名《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的社论,其中有这样的话:“以为当前民主教育的目的主要的是为着反封建,就会走上另一极端,犯另一种错误。当前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乃是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如果有一时一刻忽视或忘却了这个现实,就是不对的。”何定说:“这一段社论所批判的,不是敌人,而是彭德怀。虽然没有指出姓名,明眼人一看便知。”不过,当时《新华日报》华北版在转载时,“编辑虑及这一段从延安发出的对前方统帅的批评对我方不利”,“删去了其中明显针对彭德怀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的几句”,“这加重了毛泽东的不满”。于是,此后就有1944年华北座谈会批判彭德怀时重提这个“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的环节,有人批判彭德怀提倡的“实为旧民主”,“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相违背”,甚至还说彭德怀的谈话从“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出发是“投降主义”,“未从新民主主义实际需要出发”,“实际打击了毛主席整风的实事求是思想”,是“从局部有过火斗争的情况出发”,等等。到了后来,更有庐山上的一出戏;又到了再后来的“文革”,彭德怀过去的许多讲话被人别有用心地透露给“红卫兵”(“批斗彭德怀联络站”)作为批判的材料,其中被列为“大毒草”的,赫然就有所谓“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红卫兵”还对它加了一个“按语”,其称:“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他一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党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中,他都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他所主持的华北根据地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不经过党中央的同意,擅自发表讲话,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极端虚伪的‘自由、平等、博爱’,宣扬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动观点,在中国人民同民族敌人、阶级敌人进行生死搏斗的抗日战争中,他用这一套来愚弄群众,他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
彭德怀那时,大概只有黯然神伤而已。彭元帅不是搞理论的,他在自己被罢官以后,对别人批判自己的不实之辞,有过申诉,可是对于批判“民主教育的谈话”等等,他却从来没有任何的申辩,并且一再检讨,他承认自己的理论修养不高。何定在《彭德怀全传》的最后,为彭德怀申冤,以为:“从他关于民主教育演讲的原本看,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权建设的阐述和实施并无违背之处。他的发挥是:要民主建政,必须进行民主教育,即民主的启蒙,因为他在敌后根据地,驻地相对固定,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更深入、全面,他深感封建传统对底层人民思想束缚之深和敌人利用群众的封建观念实行奴化教育之害,而毛泽东说民主是为了反法西斯,是从整个战争全局来看的。至于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人道、民主,今天它的价值已为国人认识、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已写入宪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成为举世公认的金言。不会有人质疑人类会将这些观念用在恐怖分子、暴徒、独裁者和一切戕害人类生命和崇高价值的罪犯或恶势力上。回顾六十五年前这一场是非,人们可以欣慰地说,中国的社会确实在进步,中国人民的思想确实在解放,而彭德怀在六十五年前提出的要进行民主建政必须进行民主教育这一命题,今天犹未过时。”
四、元帅彭德怀和作家赵树理
彭德怀和赵树理,除了彭德怀曾为《小二黑结婚》题过词之外,似乎他们再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两人的精神联系却似乎没有中断过,特别是在彭德怀1959年“出事”前后。
1959年7月,彭德怀元帅因“万言书”遭到批判。9月,中国文联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座谈和响应庐山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决议,随即中宣部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发起旨在批判包括19世纪欧洲文学艺术在内的资产阶级文化的政治运动。此前,赵树理反感于“三面红旗万岁”的口号,并向作协负责人邵荃麟写信反映农村的“共产风”、“浮夸风”,不久,有人向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揭发赵树理的右倾言行,赵树理在他组织关系的所在地山西阳城县委也受到了排斥(他曾公开对县委的浮夸风批评是“可悲、可耻”)。这一时期赵树理的作品,他自己标名为“问题小说”,也就是所谓“中间人物”的典型。很快,《文艺报》等开始批判他的一些作品,如《锻炼锻炼》等。
就在彭德怀因“万言书”惹祸不久,赵树理也写了一篇“万言书”,并寄给了北京《红旗》杂志社的陈伯达和作协的邵荃麟,题目是《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他就所谓“公社化”、农业生产“放卫星”、亩产万斤粮和10万斤粮的“浮夸风”提出了质疑。他们两个人不同场合的“万言书”,内容却都是反映当时体制中的弊端,可以看出,他们的思路是不谋而合的,或许,他们的思想还是出于“反对封建”的民主诉求?
这里似乎应该回顾一下赵树理的心路历程。1950年,赵树理回到山西,一边创作,一边同乡亲们一起生活劳动,开头的三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比较顺利,他创作的小说《三里湾》等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也被周扬称赞为社会主义文学的“优秀成果”。到了1959年,中央有人约他为《红旗》杂志写稿,赞扬农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已深知“三农”问题的赵树理感到十分为难,他回信说:“为《红旗》写文章,当然是光荣的任务。可惜自去年以来,发现公社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些抓不着要处,而且这些事又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也不能由公社或县加以改变。……使我联想到领导农业上好多根本性质的问题……问题虽然千头万绪,总不外‘个体与集体’、‘集体与国家’的两类矛盾。”他最后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来把我在农业方面(现阶段的)一些体会写成了意见书式的文章。”这就是那“万言书”,他明知“这文章与现行的领导方法是抵触的”,但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即使那样,我也应该说出来”,因为“假话我不说”。
8月,赵树理在寄出“万言书”不久,被喝令返回北京。途中,他在太原听到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决议的传达,发现彭德怀的“错误”和自己非常相似。抵京之后,果然他就遭到了与彭德怀“一唱一和”的批判。不过,相较于彭德怀,赵树理只是在作协党组内部受到批判,情况要好很多。然而,在受到批判的同时,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如认为“公共食堂”行不通,自己的意见“基本正确”等,但为了过关,仍写了书面检讨。不久,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一次谈话时,把批判赵树理一事讲了出来,这似乎就是公开化了,至于赵树理的态度,他心中不满,又不好说什么。
1960年4月,山西陵川县委书记邢德勇不顾客观条件,搞什么开荒造林,赵树理根据自己对当地地理等“乡情”的认识,认为是劳民伤财之举,向山西省省长卫恒告状,而其结果则是可以想见的。后来他在自述中说:“瞎指挥的人并不认为他的指挥是错的,可是他越认真,坏的事就越大。”他还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工作中看出问题不说,是自由主义,到处乱说更是自由主义,所以只好找领导。在那时候向领导方面反映工作中的问题是不太容易被重视的,因为浮夸余风尚存,往往足以掩盖真相。”言之不尽,他说:“我对问题性质的理解往往和领导上已掌握的情况有差距,因此领导上往往不先考虑问题本身,而先来打通我的思想―――往往说:‘同志!你所说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的,不过是暂时的,局部的,是个别的或很少一部分落后群众的思想表现,是某些同志方法上的疏忽。’领导上越说这些,我越着急―――我觉得能否打通我的思想才是个个别问题,最遗憾的是我所要反映的那个重要问题又被搁浅了。……我觉得只要及时反映真实情况,协助领导及时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也算是对党的一点贡献。”
1964年,赵树理因为大写“中间人物”和在大连会议上发言,受到了批判。1965年,他被迫举家迁往太原,当时他兼任山西晋城县委副书记,分管文教工作。此后,“文革”发动,赵树理成为当时山西最著名的“牛鬼蛇神”(所谓“周扬黑帮树立的文学标兵”、“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最后惨遭迫害而死。
赵树理是1970年在隔离审查中含冤而死的,彭德怀则是熬到了1974年,才在北京含冤而死的。
(选自《随笔》200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