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乃至上世纪60年代中叶，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大都能对亲属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化，不开绿灯，不走“后门”，有很多动人事迹，在今天许多人听来如同天方夜谭，不可思议。
周恩来的“十条家规”
周恩来一向注意修身齐家，为了堵住后门，他为亲属制订了“十条家规”，详尽又细致，即：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十条家规”既是周恩来对亲属的具体要求，更是严格自律的真实写照。
周恩来虽无子女，却有不少视如己出的侄子、侄女，而他从不利用职权为这些晚辈谋取私利，有时甚至合理的照顾也不接受。他的一个侄子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员，因两地分居，组织将其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耐心地劝他们说：“我是负责城市人口精简工作的，这个政策不能带头违反，为什么不调回淮安，而要调到北京呢？”经过一番开导，侄子和侄媳收回已办好的手续，又一起调回了淮安。
1968年，周总理最疼爱的侄女周秉建到内蒙古插队。临走时，周总理亲切地握着侄女的手说：“你到内蒙古牧区去，一定要和蒙古族的同志搞好团结，虚心向他们学习，做贫下中牧的好儿女。”到草原后，秉建牢记伯伯的教导，吃苦耐劳，很快得到了群众的信任。1970年冬天，她报名应征入伍，得到了批准。1971年元旦那天，秉建穿着军装高高兴兴地去见伯伯和伯母。不料，一进门，周恩来就冲着她说：“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上去，你不是说内蒙古天地广阔吗？”他见孩子有些想不通，又亲切而严肃地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这么多人里面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秉建想通后，经部队领导同意，重新回到了草原。后来她又被推荐上了大学，周恩来坚持让她学蒙文，毕业后继续回草原为牧民服务，长期在那里扎根。
周恩来拒绝走“后门”的许多做法，在今天一些人看来有些“不近人情”、“不知变通”、“不会用权”。但是，我们需要反思：现在某些人是否太“善于用权”了呢？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声誉、党风与社会风气，是否正因为某些人太“善于用权”而遭到了破坏？
毛泽东在文史馆“碰壁”
解放初，为照顾柳直荀烈士遗孀李淑一的生活，有人请求毛泽东将李荐到北京文史馆当馆员。毛在1954年3月2日就此事专门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说：“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这事已过去近半个世纪，至今读来仍耐人寻味。
揆情度理，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是有条件进入文史馆工作的。柳直荀既有大功于革命，又遗厚谊于领袖。遗孀李淑一也是巾帼英雄，含辛茹苦支持革命，且教授国语多年，能诗善文，又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深为毛泽东所敬重。然而，即便对如此有功、有谊、有才的人物，毛泽东考虑到文史馆“资格颇严”，还是踌躇再三，宁肯以自己的稿费相助。毛泽东此举，在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正常，谁也不以为怪。更难能可贵的是，文史馆居然“连拒数人”，而毛泽东并未因此感到有什么不妥，反而感到“未便再荐”。绝不因私谊而废公事，绝不因感情而弃原则——这曾是共产党人的好传统。
如今，在某些风气不好的地方，不要说毛泽东那样的地位，就是一个县长、局长，推荐一个近乎闲职的馆员，也实在是不足挂齿的小事，被荐单位哪里有胆量一拒再拒。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所在单位是个垄断企业，早已超编多人，就因为待遇丰厚，很多人还想进来，为了堵住口子，有关部门还专门发了文件。可事实上还在不断进人，往往是一个电话、一张条子，这人就“推荐”来了。有时甚至连招呼也不打，人就来上班了。
朱老总的“使不得”
朱德元帅德高望重，不徇私情，治家很严，决不允许亲属搞特殊化。
正如他在抗战时期的一封家信中所说：“那些希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快愉非常……我为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为此，他把独生子朱琦召到延安，并把儿子送上前线。朱琦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被打伤了腿，留下了残疾。解放后，有一次朱琦和朱德去看戏，戏演完后，朱琦因腿有残疾不方便，想和朱德一起坐车，就先上了车。朱德发现后，立即要求他下车。朱琦这才明白过来，马上承认错误，保证以后不再搞特殊。
1961年夏，为响应号召，朱德带头把侄子送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锻炼，“江西共大”条件异常艰苦。1963年初，朱老总路过江西时，看到25岁的侄子个子才1.5米出头，体重不足40公斤，还得了一次血吸虫病，虽说非常心痛，但在侄子毕业分配问题上，朱老总明确表示：第一留在江西，扎根江西；第二不能直接进机关当干部，先下到生产第一线去锻炼。
朱德老家有个侄孙，不太安心在农村工作，曾几次写信给朱德，请求把他调到北京，朱德都拒绝了。后来这个侄孙作为适龄青年参了军。几年后，这个侄孙临近复员时请求朱德帮他在北京找个工作。朱德说：“使不得，回原籍安置是政府的政策，我要带头执行，不能有半点特殊。仪陇县天地广阔，需要你，你要回老家去，由地方组织安排，无论干啥都要干好。”这个侄孙听从了爷爷的教诲，回到了家乡，当地政府安排他当了公社的电影放映员。
朱德的孙子朱和平说：“爷爷生前对我们要求很严，反复告诫我们，老百姓怎么生活你们就怎么生活，要做无产阶级。他还多次说，我的这些生活待遇是党和国家给我的，你们不应该享受。我们家前前后后一共有两个账本，按照每个月每笔开支，详细记录了家里全部的经济活动……每花一分钱、吃一顿饭、办一件事情，包括买一块肥皂、到大会堂喝一杯茶……每笔开支都是非常清楚的。 与朱老总的高风亮节相比，那些为子女搞特殊化甚至“萝卜招聘”、“量体裁衣”的人，是否应该感到羞愧？
胡耀邦拒绝“鸡犬升天”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封建社会的恶习，曾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此特别痛恨，多次告诫部下与亲属，绝不能学封建社会那一套，要清白如水、廉洁自律。所以，他尽管对亲友关爱有加，期盼他们生活幸福，成才进步，但“后门”在他这里是绝对走不通的。他的家属和亲友从来没有沾过他半点光。
上世纪60年代初大饥荒时期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胡耀邦是中央委员，按规定有补助，但他给家里人定下规矩：“全家每人每天都要吃两顿粗粮，不许吃补助和细粮，因为那是特殊化。”有一次，炊事员老张给胡耀邦正在上学的小女儿满妹带午饭时悄悄装了点米饭，不巧被人发现，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把老张叫来，严厉地批评了一顿。
后来，满妹当了兵，她身边的战友几乎都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的她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胡耀邦很快回信：“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时的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把信撕得粉碎。自此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半点光。
1982年，胡耀邦侄子胡德资被岳阳市某工厂招工，被胡耀邦知晓，认为是“走后门”，将其唤回乡村。如今，胡德资与兄长胡德全都已年过半百，仍在耕种着自家的几亩农田。两家的子女也大多在外打零工。1992年9月6日，胡耀邦一直在家务农的胞兄、83岁的胡耀福老人逝世时，有人送来一副挽联：“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做赤子；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在当地一直被传为佳话。
家乡政府曾托胡耀福到北京找胡耀邦给家乡批点化肥，胡耀邦在原则问题上不退让，甚至不惜与哥哥闹翻了脸。胡耀邦说：“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在我这，要马列主义有，要特殊化没得。”他铁面无私，一尘不染，直到逝世，他在浏阳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安排工作的，全都是普通农民。他没有给家乡人批过一张条子。他的亲友，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那时，不“走后门”、不搞特殊化的干部还有很多很多。他们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彰显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信仰和理念，影响着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其时虽有个别徇私舞弊现象，但秉公办事、不谋私利还是社会的主流。如今想起来，怎能不怀念？
没有“后门”的日子还回得来么？对此，笔者是有信心的。道德约束已成往事，但只要不断加强制度改革、制度建设，就会迎来新时代的朗朗乾坤。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