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封信之前还写过两次信 苏峰(以下简称苏):刘老,您好!您在1975-1978年的遭遇很曲折,很能折射当时的一些情况,请您谈一谈。 刘冰(以下简称刘):好的。两封信的事情我在《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书中有详细记载,今天简要谈一谈。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对“文革”中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想不通,曾经给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写过信。第一次是1966年10月写给毛主席的信,没有回音。第二次是1967年2月写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信由何东昌执笔,我和高沂、胡健、艾知生几次讨论修改,因为高沂当时已调任高教部副部长,所以他没署名,署名的是我、何东昌、胡健和艾知生四人。当时,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一批老帅们在中央会议上责斥中央文革等人,被中央文革诬为“二月逆流”。我们的信没有得到中央的回答,却被转给了蒯大富等造反派。我们四个也就被打为“清华园的‘二月逆流’”,遭到无休止的残酷批斗。
我是1969年6月1日“解放”的,据说当时毛主席想“解放”一批干部。因清华是毛主席抓的点,5月份清华开大会,宣布“解放”我。6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有一篇文章,标题上没我名字,里面也没明指我,但说的人就是我,报道中说,我是跟资产阶级司令部有密切接触,但还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是犯了错误的好人。因此,宣布我“解放”,恢复了我的工作。后来王纯告诉我,说他看了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高兴,说:我一看报纸,就知道说的是你,看到你“解放”了,我想我也不远了。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大家都看谁的名字上报纸了没有,上就说明差不多“解放”了。
苏:您“解放”后仍然在清华任党委副书记。
刘:是。此时的清华大学为迟群、谢静宜所操纵。这两位自诩为毛主席的“兵”,先是排挤清华大学的张荣温、刘承能,打倒何东昌、艾知生,后又成为“中央领导”、“批林批孔”的“大红人”。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叶帅等老同志重掌国家权力。此时的谢静宜炙手可热,先是中央委员,又是人大常委,而迟群却什么都没有。他在清华园里“发了疯”。先是咒骂当选的老同志,然后是躺倒不工作,大剂量吃安眠药睡大觉,醒了之后在床上吸烟,烧坏两床公家的被子。后又到处转悠,把肋骨摔断了。有一次,吃完安眠药,突然不见了,北大、清华出动20多人才在北大的公路边找到他。他还是觉得“憋气”,回到城里的四合院,发火、发脾气,摔东西。回到学校后,躲在房子里继续骂娘。白天不出门,晚上把工作人员种的蔬菜都拔掉,不停闹腾。有一次竟闯到全校支部书记会议上乱说话。
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两封信
刘:迟群的“装疯卖傻”、“乱蹦乱跳”,让学校的干部群众思想开始乱起来。这时,驻清华的“支左”军宣队代表、校党委副书记惠宪钧以及工宣队代表、校党委副书记柳一安和军代表、党委常委吕方正三位同志决定向毛主席反映迟群的问题。他们信任我,和我一谈,我们四个人就决定联名写信。
苏:这封信是1975年8月13日写的。
刘:是的。主要反映迟群五个方面的问题:有政治野心;毫无党的观念;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任人唯亲,违反党的干部政策;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信写好了,怎么给毛主席?我这次吸取教训了,不敢直接寄给主席,那样会落入谢静宜、毛远新和江青的手中。如果让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转交,就一定没问题了!可是怎么给小平同志?
我想起了为人耿直、乐于助人的胡耀邦同志。我和耀邦是在1951年冬认识的,那时他已准备来团中央工作,在他主持的一次大会上,我们认识了。耀邦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时候,我任共青团河南省书记。1953年他点名把我调到团中央。他是一个很坦诚的人,一个爱好学习的领导干部。1969年我恢复工作后,我和胡健也曾去看望他,时间大概是1972年,那时候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我们俩都是从团中央转到清华工作的,胡健在中央团校工作。我们去看胡耀邦同志的时候,他正在看列宁的《论无产阶级的左派幼稚病》,上面很多圈圈点点,做了很多笔记。我就说:“耀邦同志,你真爱学习。”他说:“没事,不看书,干什么?”他还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一次对干部的迫害是最严重的。”他指的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对干部的迫害。然后,耀邦问我:“迟群、谢静宜这两个年轻人怎么样呀?”我说:“这两个年轻人一般。”那时候,其实我对迟、谢已经有看法,但还不像后来看得那么准。
1975年8月,我去送信的时候,在他家等了他一会,他们夫妻俩礼拜天都不在家,李昭同志当时在北京市纺织局,也很忙,两人都上班。家里的老保姆招待我喝水,在他的书房兼客厅等他回来。我发现他书桌上很多书,毛主席的,马克思的,圈圈点点。我发现凡是划圈、划杠的,都是有关科学方面的论著,那时他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过了好一会,耀邦回来了,“咦?刘冰来了呀。”“我等你呀,等了好久。怎么礼拜天还上班?”“礼拜天有工作就上班嘛。”然后,他问我:“什么事?”我就跟他说了有关迟群、谢静宜的事情。
他问我:“你带信来了吗?”我说:“带了。”他说:“给我看看。”他看完后,说:“你写到迟群吃安眠药,‘乱蹦乱跳’,你要实事求是,‘乱蹦乱跳’这样的形容词,你写它干什么?”我说:“这是事实,不是形容词,他就是‘乱蹦乱跳’了。”他说:“哦,是事实,那就留着吧。”他表示了支持,但因为不在一个系统,他没有帮我转信。
苏:胡耀邦没有给您转信,后来呢?
刘:后来,我从惠宪钧那里惊喜地发现担任邓小平住宅警卫工作的部队就是惠宪钧在师部的部队。第二天,惠宪钧在该师参谋长的帮助下,将信送达警卫,警卫当天就转给了邓小平的秘书。为维护组织程序,九天后,我和惠宪钧来到北京市委,向市委科教组组长肖英、军代表汇报了迟群、谢静宜的问题。肖英和军代表热情招待了我们,我们把信交给他们,请他们转交给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并要求吴德接见我们,表示静候通知。
信给了之后,我们和迟群、谢静宜的斗争也就开始公开化了。时间从8月、9月,一直到了10月。中央和市委都没有回音,而迟群及其爪牙对我们的“动作”却越来越多。10月13日,我和惠宪钧、柳一安三人又写了一份信(吕方正已回部队),但署名还是我们四人。送信仍按原来的办法,托警卫转给秘书,没想到,秘书告诉警卫:“这里不收信了,让他们把信送国务院。”这样,我们只好另想办法。
我想起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琦,我们抗战时期是同在太行山的老战友,比较了解。我找到李琦,说明缘由。李琦请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将信转给了邓小平。
根据组织程序,几天后,我和惠宪钧又去了北京市委,向肖英和军代表作了口头汇报,并委托他们将第二封信转交给吴德,依然表达静候吴德接见的意思。
苏:您后来和肖英还有联系吗?
刘:他很热情,负责。我后来没跟他联系过,不过知道他一直在北京市工作。
时间到了11月3日。迟群、谢静宜搞突然袭击,召开清华、北大两校的常委会。两个月来,吴德不接见我们,而这天下午,他来了,他来“传达”毛主席对我们两封信批示的精神。吴德传达完精神后,让迟群主持会议,迟群要我念信,会上的人将“棒子”、“帽子”一起向我们打来,我们被围攻三小时后,被“专政”,失去了自由。
第二天,两张大字报《走资派还在走》和《投降派确实有》定了我们四人的“性质”。以后会议层层扩大,11月12日,召开由全校支部书记以上党内外干部1300余人参加的针对我们四个人的所谓“批斗会”。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人们
苏:1975年11月15日,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和您列席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请您详细说说这次会议上人们的言行。
刘:好。批判的第13天,也就是11月15日,谢静宜通知我晚上7点到人民大会堂。到那里干什么?她拒绝告诉我,把电话挂了。我去了之后,等了一会,大约8点钟,邓小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说:“昨天主席接见外宾完了之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张春桥。主席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和刘冰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邓小平传达了一些主席的其他指示后,走到张春桥面前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然后把两片纸放在张春桥面前的茶几上。
张春桥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
在邓小平回座位的时候,姚文元插话:“今天列席会议的他们几位,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吧?是否给他们传达一下?”
姚文元用手指着我们五人,邓小平没有理睬姚文元的话。姚又问我们:“你们听过没有?”
我说:“听过,吴德同志传达过。”
吴德立刻声明:“我没有传达,我只说了主席批示的精神。”
邓小平说:“那好吧!请毛远新给传达一下,远新你讲吧。”
毛远新慢吞吞地翻开笔记本,念起毛主席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此时我的感觉真如晴天霹雳,几乎陷入思想完全混乱的地步。
邓小平说:“讨论吧。”
王洪文说话了,他说他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下面”很多反映,对胡耀邦、周荣鑫意见很大。说:“你们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背道而驰,教育部不搞教育革命,专讲一些旧观点、旧思想,搞旧的一套。”
张春桥插话:“群众对你们有意见。”
姚文元说:“报纸的记者对你们也有反映。”
王、张、姚这几人你一言、我一语,讲个不停。江青时而坐在沙发上,时而离开座位在会场旁边走动,嘴里嘟囔着,有时猛地提高嗓门,说上几句,给王、张、姚打气。
其他政治局委员很少讲话。叶剑英除了偶尔喝水和用毛巾擦脸外,一直在默默记着笔记,没有说话。
大约11点,邓小平说:“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明晚8点钟继续开会。”政治局委员们陆续退席,邓小平和叶剑英走在后面。
我坐上回清华的车子,一路上,满脑子都是主席的批示。司机突然发问:“刘冰,这几天你想过没有?你的错误严重不严重?”
我答:“想过,是有错误。”
司机说:“只是有错误吗?迟主任、小谢对你那样好,‘解放’了你,你却诬告他们?你应该吗?人总得有点良心,我看你应该好好想想。”
这位司机平时老实巴交,说话有时都脸红,今天却这样,让我大感意外。
这天晚上和第二天白天,我和爱人苗既英在家商量再三,认为主席都说了,申辩是没用了。不得已,我决定作违心的检查,争取过关。
第二天晚上8点,我又来到人民大会堂列席政治局会议。依然是邓小平主持会议,说:“现在开会,请毛远新同志传达主席指示。远新,昨天的会你向主席汇报后,主席有什么指示,你说吧。”毛远新拿出本子,讲他给主席说了什么,主席听后讲了什么,一段一段念了40分钟。
邓小平在他传达完毕后,说:“你们五位同志,主席要你们参加会,你们有什么要说的?”
胡耀邦站起来,大声说:“我讲些意见。主席要我们五位同志来参加会,是对我们的关怀,在这里我对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昨天晚上,王洪文副主席对我讲了许多话,我在这里声明,他说的那些问题,说我说了什么话,我都郑重表示,我没有那些问题,也没说过那些话,请求中央查证。我和刘冰在团中央一块共过事,他找我要我给他转信,我对他说我支持你,但信要由你自己送,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组织系统,我是科学院,你是清华大学,所以我不能帮你转信。”
胡耀邦讲话后,王洪文无言以对,很久也没人说话。
过了一会,邓小平说:“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周围没人接话,我说:“我发言。”我刚一说话,邓小平说:“刘冰同志,我耳朵背,你坐在我旁边讲,好不好?”
我快步走到邓小平左边的位置上,当时他带着助听器,我接着发言:“主席对我作了严厉的批评,我在这里向主席、向中央作检查。”之后我详细表达了感激主席帮助、请求处分,以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工作的意思。
我一讲完,谢静宜突然说:“1968年我们刚进清华时,你刘冰被蒯大富关在地下室,我有一天夜里12点钟去看你,你正在吃窝窝头,是不是?”
接着是胡乔木、李昌、周荣鑫讲话。
胡乔木在讲到我的信时,说:“刘冰同志的第二封信是我送给小平同志的。”
这时猛地响起江青尖利的声音:“乔木!你反对毛主席呀!我现在才知道。”江青此时坐在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前,上面还摆着饭菜,据说她才吃晚饭。她猛地站起来追问:“你为什么给刘冰送信?”
胡乔木说:“我不认识刘冰,也不认识迟群,只是听说过他们,我对刘冰印象好一些。”
江青怒气冲冲,指着胡乔木说:“乔木呀!你反对毛主席呀!你是主席的政治秘书,你反对主席我没料到。”
江青对胡乔木“帽子”、“棒子”一块打来的话让我觉得厌恶。
周荣鑫因有外事活动来晚了,最后一个发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不断插话,实际形成了对周荣鑫的围攻,对这位教育部长更是“帽子”、“棒子”一块打来。
时间已经11点多,邓小平宣布:“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下次会议什么时候开,另行通知。散会。”
我列席政治局会议后,迟、谢及其爪牙的动作越来越大。他们批斗和提审的办法和蒯大富差不多,只是迟、谢们不打人,这一点比蒯大富高明。迟、谢们在审问的时候,总是别有用心地追问我为何要邓小平、胡耀邦转信,试图将两人诬为我的“后台”。
在清华开始批判时,只有我、惠、柳、吕四人。11月19日起开始对教育部长周荣鑫批判。起初只是批判两封信,后来就扣上“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翻教育革命的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等帽子,诬蔑“刘冰和周荣鑫坚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相对抗”。“四人帮”将清华的批判引向了教育界,且别有用心地推向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四人帮”覆灭后仍不能平反
苏: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邓小平在“文革”岁月》一书中也对两封信这一段作了比较详细的记录,这是另一个视角。
刘:当时我不知道发生在小平同志身上的事情,后来才知道。我在无休止的批斗中病了。1976年1月9日,我在医院里得知周总理逝世。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哀痛不已。我们在沉痛悼念周总理逝世之时,“四人帮”与迟、谢却一方面对周总理的治丧工作发出种种禁令,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另一方面,加紧运用宣传机构大讲“反击右倾翻案风”,点名批评邓小平同志。
苏:接下来是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
刘:在江青等人的操纵下,群众的悼念活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诬为总后台。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并决定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1976年5月,我被专案组派往大兴团河农场“劳动改造”。在这里,何东昌和我被编到了一起。两天后,胡耀邦的儿子刘胡也被编到这里。为避免给何东昌、胡耀邦带来麻烦,我刻意与何东昌、刘胡保持距离。在饭堂遇见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也不打招呼,只是相互注目示意。
劳动的同时,批斗会没有停止。这期间,又经历了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逝世。7月28日,发生了波及京津的唐山地震。8月下旬,我被派到清华大学校办的机械厂钳工车间劳动。
9月9日,毛主席逝世。我和所有中国人民一样,对前途感到迷惘。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集团覆灭,迟群、谢静宜也未能逃脱法网。10月16日,北京市委派出联络组进驻清华,宣布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刘冰是完全正确的,是不能翻案的。联络组后来更加具体地传达了市委的意见:聂元梓、蒯大富不能翻案;刘冰、何东昌不能翻案。
苏:市委联络组的这个决定,让您一直拖到1978年11月才平反,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刘:“四人帮”覆灭的消息传来时,我当时在工厂劳动,工人们特别高兴,特意跑到车间来向我祝贺,跟我说:“刘冰,这说明你是对的。你这个事情该解决了。”可是后来市委联络组来了清华,一宣布这个决定,他们就觉得奇怪了,说:“这不对呀!过去‘四人帮’在的时候,你是因为反对迟群、谢静宜被下放劳动的,现在‘四人帮’覆灭了,说明你们是对的,怎么你和何东昌还不能翻案?怎么还和聂元梓、蒯大富等同起来了呢?”
我当时也觉得奇怪。但是我考虑过后,我的思想就很清楚了,这和一把手有很大关系。对华国锋这个人,我没有接触,不了解,但我知道他的资历,他是“三八式”干部,南下干部。那时候人们唱这么一首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当时我想,他突然成了国务院总理、党的主席,兼了很多职务,马上就好像跟毛主席一样了?我心里犯嘀咕。当时叶帅,还有后来出来的小平同志都认为他年轻,能担当大任。老同志都相信他,我也就觉得应该可以。但是后来,他做的一件事情有些过火。他出去视察工作,海军很多舰队去欢迎这位华主席,我就觉得有一些过火。
为什么我不能翻案?因为是毛主席批示的,我心里清楚。那时候还在继续批邓,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这个情况下,事情就不好办了。但是,我自己也知道这个事情总有一天要弄清楚的。我觉得我们反映的情况是真的,不是假的,而且不是光我一个人,我们四个人一起写的。实事求是嘛。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天安门事件”见闻
苏:“天安门事件”前后,当时您有何见闻?
刘:当时我在医院养病,后来派到大兴劳动改造去了。再后来,我被派到校办的机械厂做钳工。天安门的消息大部分都是从工人那里得到的。当时还有一些学生也在厂子里面。清华是工科学校,厂子是清华自己的,有些学生在这里实习。我从他们嘴里也得到了一些消息。当然,还有熟悉的一些人,譬如从家里的人、邻居那里也能听到一些消息。
苏:他们都怎么说的?
刘:因为学校里不准悼念周总理,师生们到天安门去参加悼念活动都是冲破封锁出去的。4月3日晚上,有几位学生冲破迟、谢的严密封锁,步行到天安门,献上直径两尺的大白花,挽联上写着:“天堂笑看千万后来人,鬼狱哭煞几只烛正昏。”他们在天安门前发表演讲,怀念周总理,控诉迟、谢,引起了广场千万群众的共鸣。迟群后来把这几位大学生定为“反革命”,并在清华大学里大肆追查“反革命分子”、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
清华大学机械系有一位党员教师,叫白新桂,在“四五”前夕,每天默默地往返于天安门与清华园之间,他一个人每天清早出发,晚上回家,什么也不说,去天安门和万千群众一起悼念周总理。为了表示对邓大姐的衷心慰问,他每天都把天安门广场上他认为最好的诗词抄写写下来,分别整理,分次寄给邓大姐。1977年春节,邓大姐把这位教师接到中南海的家里,感谢他对周总理和自己的一片深情,并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邓大姐还询问白新桂清华的情况怎么样?刘冰的情况怎么样?白新桂说:“他现在挺好。”当时刘达同志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尽管我还没平反,清华党委已经给我恢复了组织关系,已经不劳动了。白新桂回校后,专程来我家,转达了邓大姐对我的关心。我也很感谢邓大姐的关心。
支持我的两条线?
苏:您和胡耀邦、纪登奎等同志的关系似乎不错。
刘:是的。在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中,吴德说,毛远新曾对倪志福说,刘冰敢于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迟、谢的问题,因为背后有人支持。支持刘冰的有两条线,一条线是邓小平、周荣鑫、胡乔木、李昌、胡耀邦,一条线是纪登奎、吴德。纪登奎实际上是支持我的,1975年12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纪登奎坐在我的前排,胡耀邦和我坐在后排,会议开始前,纪登奎转过身来,和我握手。这可以说是一种无声的支持。
但吴德并不是。我两次转信都同时给了吴德,希望能向吴德汇报情况。但他并没有接见我。在《十年风雨纪事》书中,吴德说,他接到我的信后,曾经找迟、谢,让他们找我谈话。又说,迟群回去和我谈,一谈就谈崩了。怎么谈崩的呢?说是因为纪登奎的女儿纪南。
我和纪登奎在抗战期间,都是做青年工作的,解放初期我在河南省委任青委书记时,纪登奎任许昌地委书记,我们互相之间来往较多,比较熟悉。纪南小名叫南南,她在清华学习,工农兵学员,礼拜天她常来看我。
吴德说:纪南问纪登奎,迟、谢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央的8号文件不同,哪个对?纪登奎告诉纪南,说迟、谢的讲话是错误的。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即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毛主席批评了。政治局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江青、张春桥提出为保护青年干部,不要下发,可在个别文件里点一下这个事情,8号文件就是这个文件。
吴德说:纪南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对迟、谢的意见更大了。于是,双方就谈崩了,好像我知道这个8号文件的事情。南南确实礼拜天来看我了,只说了一句话:“刘叔叔,我爸爸要我告诉你,迟群、谢静宜并不代表毛主席。”并没有说8号文件!这是其一。其二,迟群根本没有找我谈。吴德的书中那么写,好像他在做双方的工作。
不过,吴德确实把我的信给了纪登奎,可能是第一封信。怎么给的呢?我怎么会知道的呢?这是时任北京市城建委书记杜春永告诉我的,杜春永曾任河南省工会主席,我是河南省团委书记,我们共事过一段时间。我之前给吴德送信后,曾经告诉过他,说我现在工作很困难。然后又把迟、谢的情况以及转信的事情跟他说了说。他说,吴德会处理的。后来,李先念在国务院召开了一个关于北京市城市建设的会议,纪登奎、吴德、杜春永都参加了。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纪登奎问杜春永:“在河南工作的老同志还有谁呀?”杜春永说:“刘冰就在北京工作。”纪登奎说:“他我知道,他身体怎么样?现在还好吗?”杜春永说:“他工作上有些困难。”纪登奎说:“身体没什么问题就好。刘冰给吴德的信就在我兜里,我还没看。”
也就是说,吴德给纪登奎看这个信,这是真的。但吴德说他让迟、谢找我谈话,没这个事。因为没跟我谈,更谈不上后来我和迟、谢谈崩了这一事。纪南也并没有说8号文件,我根本不知道中央的8号文件。
苏:跟许多老同志访谈,我感觉,吴德和“四人帮”是有距离的。
刘:吴德确实和“四人帮”不完全一样,但他是有严重错误的。他和“四人帮”不同,有功劳,就是抓“四人帮”的时候,他接受了在北京的任务,抓了迟群、谢静宜。但是,他是犯有严重错误的。
苏:有一些老同志认为,吴德在“文革”期间很不容易。
刘:这是他们的看法。你问问别的同志,王汉斌、彭云、张大中他们,对吴德是怎么个看法?
苏:谈到北京的1978年,怎么也绕不开吴德。他是一个特有的人物,不会和“四人帮”扯在一块,但也不会和你们站在一起,他有自己的想法。
刘:对。1978年6月邓小平对刘达说我的问题解决了,要北京市委安排我的工作,但刘达给他们传达之后,北京市委没有反应。我想可能和他有关系。当然,那时的他可能也顾不上了。
解铃还须系铃人
苏:我们谈谈1978年您的平反经过。
刘:好。“四人帮”覆灭后,市委派出联络组进驻清华,继续批邓,我们也是继续挨批。清华的师生意见很大,中央就将刘达派往清华任党组书记。刘达来的时候,清华开了一个大会。北京市委的一位领导同志来宣布的。这位市委领导同志说:“北京市委派刘达同志到清华来担任党委书记。”刘达当时在会上就纠正说:“不对!我是中央派来的。”刘达过去是晋察冀的干部,是某一个区党委的秘书长,曾任东北林学院的院长、林业部的副部长、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副校长。
1977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他自告奋勇来管科技、教育工作,主抓了恢复高考。1978年,他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为知识分子摘帽、平反,这些都是1978年发生的事情。
而我本人在1978年得以平反,得到了邓小平和刘达两位同志的帮助。刘达后来跟我说,他一来清华,首先想到了我。当时我在工厂是受监视的,别人不能随便跟我说话。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刘达的这个想法,更想不到小平同志会亲自为我平反。
“文革”前,刘达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副校长,郭沫若任校长,我在清华任第一副书记,到市委开会的时候,我们经常碰面,都比较熟悉。他说,他一来清华就想为我们平反,但我的问题太大,只能先易后难。
过了没多久,刘达给何东昌平反了,艾知生也平反了。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迟群、谢静宜打倒的,但是因为我是毛主席批示的,所以没有很快平反。刘达提出应该恢复我的组织生活,毛主席也没有说开除我的党籍呀,所以我就可以过组织生活,参加党的会议了,也就不劳动了。可是平反,只能往后放放。
1978年6月23日,刘达向邓小平汇报了清华的情况,在场的还有国防科委主任方毅、国防科委副主任蒋南翔等几位同志,汇报完了之后,他说:“我还有一个难题请示。”
小平说:“什么难题?”
刘达说:“刘冰同志的问题。”
小平说:“他有什么问题?我怎么不知道呢?”
刘达说:“还是关于他那两封信的问题。因为在批判中,刘冰同志检讨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北京市委的看法不一致,我们主张平反,市委说不能翻案。”
小平说:“我明白了。你回去告诉北京市委,请市委给刘冰同志安排工作,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时间又过了两个月,可是北京市委没有消息。刘达着急了,于是他找到五机部部长张珍同志,向张珍推荐我去北京工业学院工作。当时胡耀邦同志是中组部部长,张珍为我这个事情去请示胡耀邦,胡耀邦说:“你找刘冰本人谈谈,只要他自己同意,组织部没有意见,赞成。”但是我当时想,自己不适合北京的政治形势,谢绝了北京工业学院的盛情好意,决定去兰州大学。
我的彻底平反一直到1978年11月下旬,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作出决定,推翻“四人帮”强加给刘冰等的罪名。决定指出:1975年8月、10月,刘冰等两次给毛主席写信,合法合理,内容属实,根本不是“诬告信”,为刘冰等恢复名誉和一切职务。
11月,新华社记者发布为我平反的消息,标题就点了我的名字。因为1975年我是全党共批之、全国共讨之,全国都知道我这个“还在走的走资派”了,这次我的平反也就上标题了。第二天,《人民日报》也报道了。那时我的平反文件还没有下发,消息就先发出去了。当时正在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几个中央领导人为我的平反还划过圈圈,清华大学给我看过那个复印件。叶帅、小平都划圈圈了。可惜我没留一份。
“文革”结束后的长谈
刘:新华社为我发布平反消息后,我才动身去往甘肃。离京前,我去国防科委看望蒋南翔,这是“文革”12年以来,我们两人的第一次长谈。
苏:两位都聊了些什么?
刘:蒋南翔在“文革”期间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批斗,一直到1977年才恢复工作。“文革”发动后,工作组进校,宣布党委停止职权,学校由工作组领导,南翔对我说:“今后你不要打电话给我了,不要找我了。我以前说过,健康的人不怕检验体格,现在我再加上一句,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这句话我一直记得。
从那以后,我们再见面时是在批斗会上,两个都挨批斗。1969年6月后,我“解放”了,从“革命对象”成为“革命动力”,而蒋南翔,还是“革命对象”。那时候,迟群、谢静宜掌管清华,在一些批斗会上,迟、谢都坐在那里,我只能很严肃地坐在那里,板着面孔,违心地批评蒋南翔几句,说你应该好好劳动之类的话。
苏:您还批评他了?
刘:那是呀,这是态度问题,你不批评,迟群、谢静宜马上向主席汇报。他们不是毛主席的“兵”嘛,谢静宜那时候是经常去主席那里的。我只能违心地跟着说几句。那时候,真的是近在咫尺,远在天涯,“文革”让我深深领会到这句话的含义。
一直到1978年12月,我们才能推心置腹地长聊。这一隔,就是12年。我记得我们说了很多,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印象尤为深刻。开始是谈“文革”间我们经历的事情,讲到中央为“两个估计”平反;还开玩笑说,迟群不是讲过,手上的老茧就是毕业文凭,我们现在也是手上长老茧,毕业喽。还说起所谓的反潮流英雄张铁生的事情,“白卷英雄”张铁生在英语考试中交了白卷,在卷子反面写上了大意为“中国人不学外国话”之类的话,张铁生因此被“旗手”扶了起来,之后他出国留学,人家问他有关动物、植物方面的问题,他答不上来,他就反过来问外国人:“驴耳朵长?还是马耳朵长?回答我!”我们谈起这个时,都觉得又好笑又可气。“文革”期间盛行的这种不要文化的风气,好笑又可气。
苏:两位不回忆“文革”中的惨痛经历,心态很放松呀。
刘:对。呵呵。都过去了嘛。然后,我告诉蒋南翔,我要去兰州大学了。蒋南翔说:“你怎么去一个文科学校?清华是工科学校。”我说:“我哪一科也不懂,跟你学的。哈哈。”两个人都笑了。我问他:你看我到那儿,要注意些什么?“他说:“还是老问题嘛,第一个是知识分子问题,办学校靠老师,你对这些知识分子怎么看待、怎么用是很重要的,这个你都非常清楚。还有一个,要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又红又专这个提法,毛主席在谈工作方法的时候,也讲到政治和业务的统一。上世纪50年代,蒋南翔在清华推行又红又专,上世纪80年代,蒋南翔仍然支持又红又专,邓小平也肯定这个观点的,这个提法是科学的。
说了又红又专之后,他又和我说:“我们过去在革命年代,抗大、革命大学这些都是轮训性质的学校,这一类的轮训干部性质的学校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现在也有一定作用,但这种性质的学校在学习文化、学习科学知识上是不足的,真正搞好我们的教育,应该建立健全一套我们自己的教育制度,党员干部也应该学文化、学科学。”他的这个观点和他后来在中央党校提出党校应该正规化是一脉相承的。1979年1月,蒋南翔调任教育部部长。1982年8月,蒋南翔任中央党校第一副书记。他帮助王震实现了中央党校从短期轮训干部为主向逐步正规化培训为主的转变,各地党校正规办学的各种条件也有了初步改善,党校师资队伍迅速发展,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干部。
我们的生活遭遇(1966-1978)
苏:1978年前后,您的生活有什么改变?
刘:“文革”一开始,红卫兵就来我们家抄家,公家的沙发都洒上墨水,随便拿东西、砸东西。后来把我们从九公寓赶了出来,搬到了二宿舍的一间房子里,十四五平米吧,中间有一个隔墙,里边是一个双人床,外边也是一个双人床。我有四个孩子,三男一女,我们六个人挤在这间房子里。
苏:以前是多大的房子?
刘:以前是一个小两居,大概五六十平米,小客厅也放着床。搬走之后,后来又停止发我工资,只发生活费了。我那时是9级干部,大概是200块钱,我爱人是18、19级的干部,一个月90来块,我们一家六口主要靠我爱人的这个工资,那时候倒也够吃饭。
1968年工宣队进校,我又搬到一个有二间房的地方。1969年我“解放”了,我又搬到十公寓,条件改善了。后来蒋南翔就住这里,一套房子,楼上楼下,100来平米,使用面积70多平米。蒋南翔在楼上办公,我们每礼拜天晚上召开书记会议就在楼下。蒋南翔后来去了高教部,常委会一般都是我主持。这时候还补发了我的工资,我都交了党费。
“文革”初期,蒯大富把我的两个男孩,老三、老四都抓起来打过,骂他们狗崽子,后来他们都上山下乡了。我爱人去了江西的一个农场,那个地方有吸血虫,当地的人一般都不住那里。迟群和谢静宜去选的地方,要知识分子去那里锻炼。清华的老师、干部2000多人去那里劳动,当时规定在校工作的两口子必须有一个人去那里,我刚“解放”,不能去,我爱人苗既英就去了江西。她在那里很辛苦,大概三年后回了清华,做人事工作,后又做工会工作,1978年的时候,她已在清华工作。她于1982年1月4日得癌症去世了。
我的老大插队去了陕西,后来回到我的老家河南继续插队,再后来又去了洛阳当工人。打倒“四人帮”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回北京,在清华大学力学系的实验室工作,1978年的时候,有可能还在洛阳当工人,也有可能就在这个实验室,现在还在。
我的老二是闺女,开始也是在延川插队,回来之后跟我说,她想当兵。我说,要当兵咱们没这个条件。我有个抗大同学,河南军区的副政委陈端,他也是我们河南老乡,他的夫人温敏老家离我老家很近,也就两里路,温敏的哥哥当年是地下党的党员,我们一块参加党日活动,一块活动的。所以我们两家子是几十年的老熟人了。尽管当时我还是走资派,老二去找陈伯伯、温阿姨的时候,他们很热情地说:“你住这儿!来当兵!”老二就在河南军区先做勤杂工,后又当了护士。因为她能吃苦,文化比较扎实,第一军医大学去河南军区招生,她文化考试通过后,被推荐去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学习了三年,毕业后又回河南军区当军医,1978年的时候,她在河南军区当军医。1978年12月,我去了甘肃兰州大学。我到了兰州后,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同志非常同情我,尽管我们之前不认识,他来看我,说:“刘冰同志,你这一个人光带个秘书不行啊,家里应该来个人照顾你。”我说:“我老伴她来不了。她从江西回来后,一直在清华工作,来不了。几个孩子都有工作。”他说:“一个人都来不了?”我说:“我的女儿可能还来得了。”他问:“女儿在哪?”我说:“河南军区当军医。”肖华说:“我给你调过来。”河南军区本属武汉军区管,不属于兰州军区,可肖华同志不同于一般的大区政委,他一个电话直接打过去,帮我把女儿调到了兰州军区,我女儿就过来跟着我,照顾我,我很感激肖华同志。
我的老三开始在清华附中上学,年龄到了就去了云南西双版纳,上山下乡嘛,北京去了一帮小孩,结果在那里被打成外逃集团,说是要逃到缅甸去,这个外逃集团里面还有周培源的孙子,都被关了起来。他们怎么外逃?家里就在北京呀,真是荒唐得很。老三在那里受不了,跑了出来,坐上了火车,可没钱,就在火车上找别人要吃的,跑到广州找他姐姐,老二当时在广州的第一军医大学上学,老二就给老三弄了身衣服,带了点吃的,送老三上火车回了北京。那时候政府都得管,老三就到海淀区的一个工厂里当工人。1978年的时候,他在海淀当工人。
我最小的孩子老四,先是在101中学上学,一年级时,海军招航空兵,要年龄小的,到101中来挑,挑中了他,那时候我还没解放,还是走资派,招兵的海军工作人员说:没关系,我们不怕。老四也就被录取了。刚录取,我就“结合进革命队伍”,“解放”了,送他走的。他在海军的时候,15岁就入党了。后来他复员,自己找工作,分配到人民大学,做团的工作。1978年,他就在人大工作。
苏:1978年的时候,您感觉到生活上的改变么?
刘:粮票和布票都是定量的。粮票好像是1960年开始用的,那时候是困难时期。布票是有了粮票之后有的,后来还有工业券呢,拿这个工业券买点日常生活用品,譬如毛线什么的。1978年,这三个票都用着呢。
1978年,我觉得人民群众的生活还没什么改变,总的来说,物资比较紧张,还比较穷,受限制。清华的教职工洗个澡还得去海淀大澡堂,学校里有些房子是可以洗澡的,但是不烧热水,烧不起,只好骑着自行车去海淀洗澡。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就没热水了,“文革”中也是这样,1978年还是这样。在海淀大澡堂洗了快20年澡。
苏:海淀大澡堂有多远?
刘:骑自行车有个20分钟就到了。
苏:有些距离。
刘:呵呵。到了买个票,一两毛钱吧,大澡堂子,人真多。
苏:什么时候清华校内恢复热水的?
刘:我1978年12月就去了兰州,所以不知道。布票我知道大概是1985年取消的,粮票和工业券什么时候取消的,我都不知道,但肯定是布票取消之后了。
(选自《1978大记忆》/苏峰 编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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