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建国以后第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运动。这场运动以文教界为重点，波及各行各业，狠揭猛批，上纲上线，开建国后历次思想政治运动之先河。而其声势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即在事过四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是够得上等级，有资格谥之为“开国第一文化冤案”的。
然而，对于当年运动的绝大多数经历者来说，无论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也不管是作为“动力”或“对象”的，他们在批判武训和当代新武训陶行知，以期努力肃清自身或他人头脑中的《武训传》流毒时，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在评论武训和陶行知是是非非的公案之内，还包含着另一桩江青和陶行知恩恩怨怨的公案。
陶行知是《武训传》这部电影最直接有力的催生者。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是武训艰苦办学精神的崇拜者和宣传者。抗战时期在经济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设在重庆的育才学校，他又倡导新武训精神，自励励人，以期战胜困难，坚持办学。他曾有一个通过文艺形式向社会广泛宣传武训精神的计划。其中内容之一即是约请田汉和安娥夫妇分写有关武训的话剧和歌剧，请孙瑜负责武训的电影。1946年7月，在反内战运动高潮期间，他因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逝世，四海惊悼，成为国人共仰的民主先驱。为了实现他的遗愿，孙瑜根据当年陶行知所赠有关武训的材料，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并为中国电影制片厂执导此片。1948年中影迁台湾，孙瑜于次年2月加入昆仑电影制片厂，并继续执导拍摄为昆仑厂买下的《武训传》。据此，陶行知实为《武训传》问世的原动力。
《武训传》于1950年底完成，初映即赢得了一片赞扬之声。在中南海试映时，一百多位中央委员观看了这部影片。映完后，许多中央委员都称赞影片拍得好。朱德热烈地握着孙瑜的手说：“这部影片很有教育意义。”1951年春节后在各大城市公开放映，京、津、沪等地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对武训精神和《武训传》几乎作了一致肯定的评价。《大众电影》杂志特为组织专辑，并把它列为观众喜爱的十大影片之一。
但很快从最高层中传出了不同意见，顿使情况骤变。五天后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一期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一组批判文章。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二期则发表杨耳《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直接把这场批判挂连陶行知身上。六天后，《人民日报》转载经过修改后的杨文，并将题目径用诘问句标示，显得更具战斗性：《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显著地位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严肃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它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社论还一一罗列了发表在京、津、沪等地十几家报刊上四十余篇赞扬武训精神和《武训传》的文章，点名批评了1951年初出版的三本颂扬武训的新书。这一场“开国第一文化冤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胡乔木1985年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场被“过分夸大”至于“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程度”的运动，不但是“非常片面”、“非常极端”和“非常粗暴”的，而且批判方法“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
为这一批判运动推波助澜的江青，这时在文化部文艺处挂名任职。批判运动开始后，她终于走到前台，投入讨伐。她用李进之名，率领一支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的有十二名成员的“武训历史调查团”，直奔武训家乡山东堂邑进行调查。作为结果，写出了一篇长达数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从当年7月23日到28日，分六次在《人民日报》全文刊出。文章之长，连载之久，在惜字如金的《人民日报》都是罕见的。由此，为正在轰轰烈烈推行的批判运动添加了不可多得的发旺的燃料。
在运动中，一批声名显赫的上层民主人士相继公开著文检讨，方始过关。文艺界一大批知名演员和导演更是在劫难逃，尤以三十年代在上海时与江青有过恩怨关系的赵丹等人首当其冲。《人民日报》特为主演武训的赵丹发表专文《赵丹与武训》，足见一斑。在教育界，运动的声势更是凌厉异常。文件三令五申，号召斗争，肃清流毒。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教师暑期集中学习，开展人人过关的面上运动。教育部的机关刊物《人民教育》带头引路，在一年多时间里接连发表了十几篇批判陶行知及其学生的文章。
这样，在建国不久的政治舞台上峥嵘初露小试锋芒的江青，便一石二鸟，分别在文艺界和教育界击中目标，踩着已经死去的武训和陶行知，踩着在世的陶行知弟子及其“武训精神”的信从者，悄悄地以文化教育为阶梯，向权力中心爬去。
对于陶行知来说，批判《武训传》和武训精神使他的形象受到严重损伤。他的身后荣名从四海仰慕的辉煌顶峰被推落到少人问津的晦暗幽谷。从此，陶行知成为一名“可议人物”，其人其事连同其教育思想，被一并划入禁区。虽有少数几位风骨铮铮的朋友冲破禁戒线，喊出了诸如“陶行知的教育遗产是新中国教育学的源泉之一”（陈友松）和“我们必须对陶行知先生给以重新评论”（邓初民）的呼声，但1957年“反右”之风一刮，又把陶行知卷到乌有子虚之乡。此后，除别人笔下偶一涉及，在大多数中国人记忆中，大教育家陶行知这个曾经大红大紫的名字被逐渐淡忘了。直到1981年，以纪念陶行知诞生90周年为契机，人们才开始重新评价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并重新审察当年批判《武训传》一事。这样，人们在欣喜地拂去当年泼在陶行知身上的污水，重新摩挲这颗尘封一世（30年）依然光彩照人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明珠时，理当对那场使陶行知及其学生含垢蒙辱的文化罪案加以冷静的反省。于是，我们发现江青的插手介入，与其三十年代以来同陶行知及其学生的恩恩怨怨不无关系。
三十年代援助江青之恩
陶行知及其学生与江青初识于1933年。
这一年夏天，原名李云鹤的江青因同居者俞启威被捕，从北方初来上海。她以张淑贞之名被介绍到陶行知及其学生主办的晨更工学团。
以创办晓庄学校而风靡海内外的陶行知，因为不满南京政府所为，支持进步青年学生，其学校于1930年春被封，身遭通缉。在经历了流亡生活和“九・一八”抗日救亡运动洗礼之后，思想更趋进步。1932年秋，他为了探索中国教育革命的新路，提出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工学团主张，倡导将工场、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以求中华民族的新生。他先在宝山县和上海市之间的孟家木桥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当年冬天，又派晓庄学生徐明清和王洞若在上海北新泾镇陈再村创办了晨更工学团。陶行知放手将晨更交给中共党员徐明清负责，使晨更成为中共在上海的一个地下工作据点。在“文总”领导下的“教联”、“左联”、“剧联”和“社联”等组织均积极在此开展活动。正是在上述特定背景下，江青因“剧联”的关系被介绍到晨更，受到陶行知及其学生的庇护。
从某种意义上说，江青是在晨更第一次领受革命集体生活的教育。在晨更，十几名成员过着一种带有战时共产主义色彩的集体生活。他们继承和发扬了陶行知在晓庄倡导的有关做法。他们为学龄儿童办学，为女工和农妇开办幼儿园。清晨和夜晚，又分别为上日、夜班的工人办读书班。他们组织小先生送学上门，送学进村，为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歌咏队，排演小型活报剧、皮影戏、上海小调等，日常生活安排也很有规律。早起有晨会，上午分头工作，下午在自置的菜田里劳动，晚上轮流进行内容丰富的集体学习活动，其中有学习马列理论著作的读书班，时事讨论会，文学讨论会，外语学习班等等。他们做饭烧菜轮流值班，吃的是大锅饭，黄豆芽、南瓜汤是家常菜肴。除了一日三餐，没有一分工资，生活相当清苦，但大家工作情绪十分高昂。初到上海的江青很快融入到这个特殊的革命集体之中。对外，她和王洞若负责为数十名小学生任教，并为店员班上课。对内，她教大家唱歌和学习国语注音符号，与田原共同负责主持时事讨论会。她还同吴甫生一起跟随田原学习日文，据当事人回忆，她为此还专门添置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语词典。
不难理解，在这样的集体生活环境中，初到上海尚无很多社会联系的江青，必然会与陶行知及其学生建立颇为密切的关系。据知情者回忆，江青曾有好几次通过陶行知设在市内的“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负责人曹建培找陶行知谈事。特别要指出的是，江青同徐明清和王洞若的关系非同一般。徐是这个小集体的负责人，也是江青在此最重要的同性伙伴。她是浙江临海人，大革命失败后无处容身，慕陶行知开明办学，她投考晓庄。1928年她在校先任共青团书记，1930年初继任党支部工作。晓庄被封后，她辗转来沪，奉陶行知之命负责晨更，继续坚持地下工作。王洞若是江苏镇江人，在晓庄时受国家主义派的思想影响，但学校被封和同学死难擦亮了他的眼睛，促使他在政治上逐渐转向。同时，他在个人婚姻生活上的苦闷也因个性活跃的江青到来而有所舒解。江青到晨更后，他们同教小学，接触较多。王洞若的才华无疑有助于加深彼此的交情，他实在是江青在晨更最重要的异性伙伴。在陶门弟子中，有关此时的王洞若是江青的追求者一事并非秘密。
平实而论，江青在晨更时期政治上颇有进步。1933年夏，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来晨更发展团员，建立支部。江青和王洞若不久都入了团。当年冬天，俞启威被释后来沪与江青重晤，临时在静安寺路找到一灶披间居住。俞要求重新入党，中共沪西区委为考验他，命他参加1934年“一・二八”两周年游行示威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一位名叫“王大个”的晨更同志被捕，他从狱中传出话来，说敌人业已注意到游行队伍中的江青，正欲搜捕。在风声日紧的情况下，江青随俞启威重返北京，结束了这半年多晨更工学团生活。
待到江青第二次来到上海时，已是1934年夏天。
她同俞启威北返后，事情并不顺遂。俞的入党问题既未解决，经济来源也无保证。在无奈之中，江青再度单独来沪，继续寻求陶行知及其学生的帮助。
但此番来沪情势已有所变化。因为左倾路线的影响，晨更的活动很不隐蔽，引起当局严重注意。徐明清多次受到当局查询，无法容身晨更，经陶行知介绍，转往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从事女工教育工作。不久，当局突击搜查并封闭了晨更，逮捕陈企霞等五人。所以，江青此时来沪再也不能重温晨更的旧梦了。
在百般困难中，陶行知又一次伸出援手。把江青介绍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小沙渡河女工学校担任高级班语文教员，帮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个立身之处。不久，又因为徐明清和王洞若的关系，江青参加了“教联”。当时在“教联”沪西区委中，党团负责人为孙达生，徐负责组织，王负责宣传。据称，江青当时表现不错，组织上准备解决其入党问题，并让她在“教联”沪西区委中担任一定负责工作。
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个意外事件。1934年10月江青突然被捕，身陷囹圄。有关此事起因，据当事知情者忆称，江青时为帮助黄炎培先生所办的农学团组织演戏，在兆丰公园约一名叫阿东的同乡青年帮拉胡琴。阿东原在青岛负责地下党的电台，后调沪在团中央工作。他的身份已暴露，处在敌人跟踪追查之下，所以江青与他一分手即被逮捕。江青被捕后，孙达生等曾通过关系到狱中查找，个把月后由女青年会出面保释江青出狱。可惜我们现在无从得知在探监和保释过程中，陶行知究竟起了多少作用。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江青保释后继续得到陶门弟子的帮助。
三十年代开罪江青之怨
江青第三次来到上海已是1935年春天。
这一回来沪后，江青主要同“剧联”打交道，据江青后来得志时向美国女作家路易斯自述经历时所说，是“剧联”写信要她来沪，点名要她主演《娜拉》，但有的人瞧不起她，她发愤钻研剧本，深入角色，终于一举成名。这位飘飘然的“红都女皇”在自夸自赞之时，有意略去了许多基本事实。江青（此时起用“蓝苹”的艺名）此番初演成功实在离不开许多朋友的帮助，她既得益于对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艺术素有心得的章泯的执导，也受教于当时在影剧界颇有名望的赵丹和金山（他们分别出演剧中男主角郝尔曼和格洛克斯齐），更离不开章、赵的共同好友唐纳的关照。唐纳是一位与“剧联”关系甚密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过去，他在一些文章中被描绘成纨绔公子，恐怕主要是受累于和江青的那一段罗曼史。唐纳多才多艺，既当演员，又任报刊编辑。在银幕上，他以英俊潇洒的小生现身，拿起笔头又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在影剧评论方面某种程度上起着舆论导向的作用。同这样一位“影报双栖”的明星人物发展关系，对江青来说，其价值不言而喻。所以，尽管影剧界中追求她的颇有人在，她却惟独留意于唐纳。唐纳一拉丘比特弯弓，立中芳心，马上同居。随后，在唐纳推助之下，江青出演《大雷雨》和《钦差大臣》的主角，在影片《狼山喋血记》中也担任角色。从此，“蓝苹”的剧照及大大小小的捧场文章频频出现报端刊尾，上海影剧界新添了一名二流明星。
灯火辉煌欢腾活泼的影剧生活，显然有别于昔日默默无闻清苦冷寂的教育事业。风度翩翩气概不凡的艺术家，更不同于手执教鞭粉灰沾身的教书匠。生活环境和工作性质的变化，使江青与“教联”的联系渐少，也与陶行知及其学生的来往渐疏。
1936年春夏之际，江青和唐纳戏剧性的婚变事件一度成为上海滩上的热门话题，由此引发陶行知的感慨劝导，从而开罪江青，成为一个不可解开的冤结。
1936年4月26日，赵丹、唐纳、顾而已这三位好友，特邀陶行知的好友大律师沈钧儒担任证婚人，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报端披露后，顿成上海市民酒后饭余谈话的一大艳事。然而蜜月未满，江青和唐纳即发生婚变。江青借口返乡探母，迟迟不归上海。据陶门弟子中知情者的说法，是江青对唐纳颇有不满，认为唐纳有小市民习气，故而怀念旧情，又去寻找俞启威。而据江青自述当初与唐纳虽行婚礼而未立婚书的“理由”，也似可以印证这一说法。在1937年5月31日出版的《联华画报》第九卷第四期中，江青以《一封公开信》为题，解释这一“留有余地”的做法：“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三对当中我们没有婚书，因为我们明白如果一旦不相爱了，婚书是没有用的。我和他都没有把这种形式放在心里。”当不耐相思之苦的唐纳追到山东，从江青之姐处得知江青已到天津俞启威那里，愤恨失望之极，在给江青和郑君里留下遗书后，即在济南一家旅社服毒自尽。幸而及时发现获救，而那封写于6月26日留给“阿苹”的哀艳凄绝的绝命书被好事者公诸于世。不但上海大小各报刊载，连南京《中央日报》也以《轰动济南之唐自杀事件》加以披载，致使海内轰传，脍炙人口。作为变情者一方的熟人和殉情者一方的朋友，陶行知自不能不对此表示关注。当陶行知从报上得知唐纳自杀未遂的消息后，出于对年轻朋友的关心，写了一首《送给唐纳先生》的诗，劝勉对方：
听说您寻死，
我为您担心！
您要知道：
蓝苹是蓝苹，
不是属于您。
您既陶醉在电影，
又如何把她占领？
为什么来到世界上？
也要问一个分明。
人生为一大事来，
爱情是否山绝顶？
如果您爱她，她还爱您，
谁也高兴听喜讯。
如果您爱她，她不再爱您，
那是已经飞去的夜莺。
夜莺不比燕子，
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
如果拖泥带水，
不如死了您的心。
如果她不爱您，而您还爱她，
那么您得体贴她的心灵。
把一颗爱她的心，
移到她所爱的幸运。
现在的时代不同了！
我想说给您听，
为个人而活，
活的不高兴；
为个人而死，
死得不干净。
只有那民族解放的大革命，
才值得我们去拚命。
若是为意气拚命，
为名利拚命，
为恋爱拚命，
问我们究竟有几条命?
尽管诗中对变情者并无苛责之词，但将其比作另找“门庭”的夜莺，劝唐纳不必为之轻生，却绝对是冒犯蓝苹之词。
于是，这首小诗便成为睚眦必报的江青必欲报复消恨的事由。
江青得知怨端前后
然而，这首发表在邹韬奋刚刚创办（1936年6月7日）于香港《生活日报》上的小诗，在当时并没有广泛流传，也不曾为江青所寓目。虽然在7月10日陶行知离港前夕，《送给唐纳先生》一诗连同另外二十余首同期所作诗，已汇编成《行知诗歌集》，由生活书店在当年11月出版，但是，剧烈动荡的时局几乎把人们的呼吸目光全部吸引到救亡大业上去了，这一小小的诗集在当时并未引起较大的反响。
因此，在江青不知陶行知“诋毁”自身的情况下，她与陶行知及其学生继续保持比较良好的关系。
1936年11月下旬发生的“七君子事件”，把陶行知及其学生与江青一起推到了抗议当局消极抗日的政治斗争前列。陶行知因为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并担任救国会领袖，与沈等7人作“同案犯”被当局通缉，并同被起诉。在持续半年有余的全国抗议浪潮中，终以当局公诉书的提出而达到高潮。1937年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等具状江苏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时收审，爱国无罪则与沈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等同受处罚。宋等登高一呼，各界纷纷响应，顿时汇成一个爱国入狱运动。这种义无反顾、视狱如归的精神，确实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风格。在此过程中，上海影剧界中的许多著名导演和演员，如应云卫、袁牧之、赵丹、郑君里、金山、王莹等均在具状要求入狱者之列，唐纳和江青也在报端公开亮出同一立场，尽管他们此时已经分离，但无论就国家民族的公谊，还是与沈、陶等的私情，他们的声援都不失为一种见义勇为的豪举。这一行动，与陶门弟子在教育界的声援抗议活动，与陶行知在美国组织推动爱国华侨和美国上层知识界如杜威等的救援活动，完全桴鼓相应，一致敌忾。
“七七事变”之后，在王洞若的帮助下，江青和徐明清一起经西安前往延安。此后，她便以江青的名字行世，开始其生活中全新的一页，成为另一个更广阔的舞台的表演者。待到陶行知再度与她相见，已是1946年春。作为“第一夫人”的江青，已非当年沪上“阿苹”。她趁国共和谈尚在进行，从延安到重庆比较方便，专程前去医治龋齿病。到重庆后，她曾相约唐纳见面，但唐纳出于种种考虑有意回避了。陶行知则与她一度聚首在山城。3月9日，陶行知和李公朴以创办不久的重庆社会大学正副校长名义举行校董和教授联席会议，并宴请两路远方来客。一为刚从狱中释放的叶挺和廖承志，一为刚从延安来渝的邓颖超、滕代远和江青等。据当事人忆称，江青是日因到医院治牙未曾到席。但江青后来专程到重庆管家巷二十八号陶行知住处相访，并邀请陶行知和王洞若随机同往延安。据此看来，在陶行知生前，江青对他尚无恶感。笔者推测，江青对陶行知反目怀恨是在其死后不久的1947年，而导线则是《送给唐纳先生》一诗的入目。
陶行知1946年7月猝然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学生为了纪念他，曾开展过一场颇有声势颇具规模的悼念活动，汇编其诗作印成《行知诗歌集》，便是其中组成部分。这部诗集于1947年3月由大学出版公司印行问世，因陶氏新丧国人痛惜之故，诗集流传颇广，举凡与陶氏有交谊者莫不争相致之。江青极有可能是在这本诗集上得知陶氏把自己称为莺莺燕燕的雅喻，由此怒不可遏。
同时，另一条消息也可能引起江青的极度不快。1946年12月9日在纽约举行的陶行知追悼会曾引起海内外的注意，追悼会由杜威博士和冯玉祥将军担任名誉主席，美国诸著名人士分别讲演逝者一生事迹。讲演之后，由游美著名演员王莹和刘良模合唱陶氏喜爱的四首歌曲。这条消息先后刊载于当年12月30日的重庆《新华日报》和次年2月15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当入江青之目。王莹其人，与陶行知有安徽同乡之谊，却与江青有剧坛争角之仇。1936年夏衍发表《赛金花》剧本后，双方为争演此剧主角，形同水火，一时曾成为上海影剧圈中一桩很有影响的事件。这一争角之败，曾被江青引为终生大辱之一，王莹也从此成为她切齿难忘的仇人。按照江青的人生原则，仇人的朋友也是自己的仇人。王莹如此颂陶，足使江青旧恨新仇齐涌心头。陶行知地下有知，恐怕也难以逆料。
人世间恩怨相报和爱恨相替，始终是实际生活和文艺创作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恩其所恩，怨其所怨，也始终是除超凡入圣者外的肉身凡胎无从超越的一方欲界。为了鉴衡有关恩怨所施是否得宜，人们又铸造了公德和私德这两重社会道德尺度。持此度量陶行知及其学生与江青之间的恩怨公案，人们不难判断其德与不德。
（作者附记：陶夫人吴树琴先生和陶门弟子徐明清、方明、吴莆生诸先生曾为本文提供情况，原陶行知研究会刘季平会长的夫人吴瀚先生热情鼓励，尤所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