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自从到省上参加完老年门球赛，就显得愈发忙了，经常是电话不断，听打电话的口气，是在联系他的老伙伴们，商量着要组织一次较大的迎奥运圣火老年人体育活动。老人嘛，有事干就好！我看到他一天乐呵呵的样子，自然是满心欢喜。我开始更加注意父亲的饮食起居，还每天变着法儿做父亲爱吃且营养丰富的可口饭菜。从父亲的表情看，是相当满意的，可不知为什么，有几次，他却似乎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可瞅瞅我又没说。不说就不说吧，老人的心思难琢磨，只要他高兴就好。
傍晚，陪父亲遛完弯，就看奥运圣火传递的电视节目。当看到国旗挥舞、人海如潮的圣火传递盛况时，父亲激动得流下了泪水：“盛世，盛世啊！奥运能在中国召开，真正是圆了我这个体育人一辈子的夙愿！”
奥运大事，举国欢庆，特别是父亲，搞了一辈子体育工作，能不高兴吗？自从母亲去世，我就把父亲接到了家里。每当看到儿子给他姥爷夹菜，一个劲说“姥爷，多吃点”的时候，我总能从父亲的眼里读出什么是舐犊之情！老少三代亲情绵绵，尽享天伦之乐，真乃人间幸事！
一天，我告诉父亲，说准备过几天到北京出差，问父亲可有什么捎买。年近七旬的父亲问：“去北京，那准备去看鸟巢和水立方吗？”
我说：“当然。”
父亲说：“看看有什么奥运纪念品，带回来一两件吧！”
我笑着说，“去看吧，能买一定会给您老人家买的。”
“不，必须要买。”父亲重复着，“孩子，我早就有话想对你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你买奥运纪念品吗？我是要把它送给救命恩人啊！”
“什么？救命恩人？”我想起了前几天父亲欲言又止的模样。
“救命之恩不能忘啊！”父亲显然动了感情，那浑浊的双眼已含满泪水，他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一件尘封已久的往事。
“那是1968年，我也就是二十八九岁吧，在那多事之秋，我也没能够幸免。哎，怪就怪那时我是搞体育工作的，对政治不感兴趣，再加上年轻气盛说话不注意，尽说一些鼓励运动员要向奥运水平看齐的话，所以，‘文革’中被打成了走白专道路的反革命，送到白芨沟劳动改造。在那里，我受尽凌辱，精神彻底崩溃了，便想到了死！孩子，你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是不会知道的。”
“爸，我知道。听母亲说，您那时是市体委的干部，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可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您想自杀的事啊！”
“是没讲过，当时，你才一岁啊。孩子，知道吗，这件事一直压在我的心头！”父亲沉重地说，“当时，我是万念俱灰，只想赶快了却生命。一天，我躲过看守，偷偷拿了一截麻绳，就来到了小树林中。绳子悬好，再找来几块石头踮脚，然后将绳子扣套上脖子，我心一横眼睛一闭就将脚下的石头蹬开――可双腿竟被托了起来。我一惊，才发现双腿被一个人抱着。待我喘着粗气和他一道跌倒在地时，也看清了这个人，他是农场的一名职工。知道吗，人家是监管咱劳动改造的职工，被他发现了还能有好吗？我没有办法，只有无奈地等待着那即将来临的更加严厉的暴风雨。孩子，我的行为是畏罪自杀，要罪加一等的。开始，那个人也在喘粗气，后来，他却摸出了香烟，递过来一支。点着烟后，他问，家里有孩子吗？我点点头。他又说，为了孩子得活下去啊！他把绳子拿在手中，说你等着，就走了。他会去报告看守吗？我的心里忐忑不安。”
“他回来了吗？”我焦急地问。
“回来了，回来了。”父亲脸上洋溢着激动之情，“他不但没有报告，还给我带来了一张照片，那是我当年参加篮球比赛时的运动照。拿着照片，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可心里也纳闷，照片怎么能到他的手上？看着我在犯嘀咕，他告诉我说，他也是一名体育爱好者，照片是在被造反派砸烂的橱窗中捡到的。他早就从照片中认出了我，虽然不敢搭话，却非常注意我的行踪。从那以后，我们两个就隔三差五地偷偷在一起聊篮球、聊体育，还说到了奥运。他说，什么时候奥运也能在咱们国家举办就好了。我说，唉，什么时候能在咱们国家举办奥运，恐怕我这辈子是看不见了！孩子，我说了这些，你就会明白爸爸为什么会为圣火传递而流泪了吧！”
“在与他相处的日子里，他经常给我送些吃的用的。”父亲渐渐恢复了平静，缓缓地说，“三年间，是他冒着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随时被揪出来获罪的风险来搭救我呀，才将我想死的念头赶走了！平反回来后，我一直在找报恩的机会，后来却听说他被调走了，唉，联系了多年也没有联系上。”
“一直没有找到？”我惋惜地问。
“找到了，找到了。托奥运的福啊，我俩竟是在参加迎奥运全省老年人门球赛的赛场上见的面！老了，他也老了。”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这就是叫你买纪念品的理由，就是要唤回当年的雄心，唤出我们老一代对奥运的期盼和祝福。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对国家对个人，我们都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这位叔叔的家离这里远吗？”我立马想见到这位古道热肠的汉子。
“不远也远，远也不远。”父亲得意地卖起关子，“带回纪念品，一道去看望你这位叔叔，行吗？”
我牢牢记着父亲的嘱咐，到了北京，不但先要买纪念品，还要想尽办法再买几张奥运赛事入场券，届时陪伴父亲和那位叔叔，一道去北京看奥运。
责任编辑 安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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