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R・科尔曼现任埃德娜・麦康赖尔・克拉克基金会主席。他毕生致力于救济贫民的社会慈善事业。在他任赫弗福特学院院长的十年时间里，他曾多次化装成捡垃圾的、辅助警察等，对下层社会进行了形式独特的实际调查。1982年冬，为了更深刻地了解那些流浪纽约街头的无家可归者的情况，作者花了十天时间，亲身体验了流浪汉的生活，从而写下了十则珍贵的日记。
1月19日，星期三
九点三十分，我换上了流浪汉的特有服装，冒着刺骨的寒风徘徊在纽约宾尼车站附近的街道上开始了十天的流浪生活。
在泼特、沃思赖特公共汽车终点站，一个名叫郝维尔德的流浪汉对我说:“我们找不到职业，又一无所有，一些想要工作的年轻家伙也是一样，只是我早就不做工作的梦了。”
大约下午三点半钟，在宾尼车站，我挤进几个流浪汉中间一起取暖。还没呆上一袋烟的功夫，一名警察便把我们赶了出来，惟有几只空酒瓶还留在那里。
一个流浪者向我指点了车站里的一处隐蔽的地方。我找到了那个地方，便上一堆旧报纸里躺了下来。不知过了多久，一道强烈的手电光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喂，你不能睡在这儿，出去!”一个粗野的声音对我说道。
我压根儿就没有听到“请”这个词，它叫我非常感伤和失望。
1月20日，星期四
公共图书馆还没有开放，为了驱寒，我只得不停地行走。从垃圾箱里我捡起一份《时报》，上面说:我们已经进入1981年中最冷的夜晚，四千六百三十五名流浪者在寻找寄身之处。
我已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走路的速度较过去慢多了，再也用不着看着红灯抢着过马路了。我习惯地看了看手腕，没表。即使有表又有何不同?我慢慢走着，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温度。
晚上九点左右，我重新来到四十七条大街街口的火炉旁，昨晚在这儿的那个流浪汉早已经来了。
“你留宿街头多久了?”我问道。
“十一年多，现在是十二个年头了。”
“我这是第二个夜晚。”
“你也许坚持不下去。这不是每个人都行的。”
1月21日，星期五
今天运气真好。我在自动收费电话孔里找到了二十个硬币，而且在第六林荫道上听了一位年轻的流浪儿演奏巴赫的乐曲。
天黑了。寒冷再次把残酷的面孔摆到流浪者的面前。我依旧回到昨日栖身的火炉旁，但我的伙伴不见了。炉膛里没有火。莫非它们在星期五晚上熄灭?难道我们这些无家可归者没有任何权利吗?
第八条大街也被封锁了。地下入口处正在维修。我只好靠着墙根，将身子蜷缩在一些碎纸屑中。夜里，我被两个男子推醒。
“你需要给我们一些钱。”其中一个说。
“没有。”我迷迷糊糊答道。
“喂，伙计，你总该有什么东西吧?”
“如果有，那可能就是睡觉!”
“你一定有东西，起来，把包给我们。”
我爬着站起来，开始在我口袋里摸索着，猛然我推开他们，拔腿就跑，但他们并未追赶我。
1月22日，星期六
在第二十九条大街，我蹲在一位靠门边站着的人身旁，他感叹地对我说:
“眼下唯一需要的是有个暖和的地方睡觉，可这得有人关心你才行。哎，如今有谁来管你呢?”这真是句实话。
望着在马约灵广场的花园里走来走去的人群，我不禁觉得他们在这些无家可归者的面前是那么难堪，而抽象的，理论上的爱又是多么简单呀……
迄今为止，我已经碰到过三个熟人，一个是审计员，他曾经是我的雇员，一个是我在辅助警察部队时的中尉同僚；还有一位是我公寓里的邻居，可没有一个人向我投递认识的目光。
1月23日，星期天
四十七条大街上的火炉又没有火，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冰凉的地下入口处。夜晚很冷，很冷。我真想温暖的家。
1月24日，星期一
下午三点半钟，天变得越来越冷了。我在第三条大街东八号找到了男难民收容所。这里是男人寻求帮助的主要登记处，有消息说，我将得到一餐饭和一张在另一避难所里的床。
我似乎回到了狄更斯时期。我看到了众多的贫民素描和贫民救济院，只是这一幕场景、一幅画面不是在伦敦，而是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年里的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纽约。
走廊上，起居室附近以及所有的地方，到处都挤满了站着、坐着的男人，这是一群我从未见过的失魂落魄的人。有年轻的、年老的、皮肤光滑的和疤痕累累的；有臭气熏天的，有残脚跛腿的，也有神志不清的；这里可说是极乐世界和现世的汇合和集中。这里的空气充满了浓烈的酒味，屎味和汗味，其中最刺鼻的则是大麻和尼古丁的味道。
快到开饭的时候了，随之而来的将是拥挤和混乱。我蓦然想到了喂牲口的槽。一个拿着手提式电扩音喇叭的人在大声吼叫着，命令人们按顺序排好队。一个老弱者，也许是一个醉汉，刚扶着凳子站起又“嗵”一声倒了下去，那位指挥者冲着他破口大骂，但并没有使他爬起来。
开饭时间到了。我们组的二十几人被领向通往地下室去的又黑又脏的台阶，去“享受”那份“圣餐”。手拿话筒的人又在那儿，他用四个字母的咒语，集中的、分别的毫无休止地侮辱着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
1月25日，星期二
我被指引到沃德岛上的肯尼尔大楼里过夜。这栋老楼房很早以前曾是一所精神病院，如今依然笼罩着阴森恐怖的气氛。
1月26日，星期三
我来到第三大街东路就餐，在这里，我所看到的仍然是那种既紧张又毫无希望的情景。好几百个男人的肌体几乎已被酒精或者毒品所损害了。面对此，除了我有着更强烈更深刻的感触外，其余的人则被怨恨愤懑所吞没。
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些年轻而愤怒的黑人，他们高声呼吁:“人们，请关心我吧!”而说某某人或者某某组织欺压着他们，则是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这些一无所有者，常常就地展开一场混战，以争夺一块地盘，一处角落。这些可怜的人。
1月27日，星期四
我对自己说，我就要圆满完成这个角色了。我躬着背弯着腰慢慢地走着，心里已经开始考虑卫生整洁，我再三告诫自己注意正在扮演的角色。
明天，这一切就要结束。与我那位四十七条大街上的“伙伴”所不同的是我丝毫也没有想过我要在一个街头火炉旁度过十一个春秋。
下午，我重新走进我未化装前去过多次的一家餐馆，我不认识那位在现金出纳机前的服务员。
“出去!”那位服务员向我大声吆喝着。
“我有钱。”
“你听到没有，给我出去!”
“那人认识我。”我朝柜台里面的老板指了指说道。
老板点了点头。
如果我真是流浪汉的话，很可能一开始就“出去”了。我这样想，也许是必然的。我已经为此丧失了自己的尊严，再继续扮演下去已没有多大意义了。我似乎觉得从此我的身价将会螺旋式的下降。
今晚，我在三大街东路和属于Reener大楼的一些男人坐在一起。无意间，我把左脚放到前面一把椅子的横档上。这椅子上坐着一位年轻人。
“把你的臭脚挪开!”
“对不起。”我急忙把脚拿了下来，但已经晚了。他将此事告诉给一个身材高大，相貌凶狠的人之后，转身恶狠狠地对我说:
你等着，今晚我们要你的命!你散发臭味，而且将脚搁在我的椅子上。哼，等到晚上我们来时，你最好乖乖把自己作为礼物献给我们，但这救不了你的命!”
我害怕极了。于是，在一张纸上偷偷地写上自己的姓名、地址和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塞进口袋里，以防恐吓成为现实后，好有人通知我的亲友或同事。
我睡得很不安宁，时睡时醒的，是恐惧，还是我不喜欢用报纸遮住自己的脸?
1月28日，星期五
我醒了。我赶早离开了Keen-er大楼。站在位于十五条大街上的拉塞福教派会议厅的门廊前，我极力思想着“人皆有天理良心”这句教义，我想，它应该是适合昨晚上的那个人以及我十天里所意外见到的其他人。我以为这很适用，但它却不是那么容易看见的。
夜幕又降临了。此时，我觉得格兰特中心终点站和公共汽车终点站竟是这么乏味。在宾尼车站，我从小件寄存处里取出了我寄存的衣服，在男人更衣室里换上后，便匆匆乘地铁回家了。
我的公寓里暖和极了。床也很干净。
这是唯一最需要的。
(插图:姜吉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