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6”国际禁毒日是一个令世人扼腕和震惊的日子。 当今，毒品仍在世间肆虐蔓延，疯狂吞噬人类的健康，禁毒形势不容乐观。 我手里有一组数据足够说明上海禁毒形势之严峻。
据统计：2006年上海侦破毒品案比2005年同比增加了6.5%；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同比增加了20.4%；吸毒人员同比增加了19%；缴获的各类毒品中传统毒品海洛因有所减少，而新型毒品冰毒、氯胺酮、摇头丸、K粉等同比增加不少。
以上海现有统计的吸毒人员来说，如果每天吸食0.3克海洛因，而每克平均价以400元计算的话，每天就要耗费三百多万元人民币，一年的数字更是让人惊出一身的冷汗，那可是十几亿元呐！这是毒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此外，间接的经济损失，那就是破案的成本、各级政府投入的工作成本、强制戒毒的成本、医疗成本……这一切都远远超过了毒品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毒品是万恶之源，由此衍生出众多的社会问题，其危害和损失无法估量。
当前，我国依然面临着毒品“多轨并行、多路渗透”的严峻形势，除了人们熟知的西南边陲“金三角”，还有西北境外的“金新月”地区，这些种植、加工毒品的产地，对我国几乎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包围圈。他们以形形色色的手法，千方百计地将毒品流入或流经中国，而上海有着便捷的交通物流系统，更有口岸的优势，犯罪分子梦寐以求的愿望就是能够打通这一条“黄金通道”，将上海变成毒品贩运的“中转站”。
从本世纪初，在吸食海洛因等传统毒品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的同时，一种新型毒品又开始“入侵”：冰毒、摇头丸、氯胺酮在上海的一些娱乐场所蔓延开来。令人震惊的是，吸食新型毒品的人群居然大都是些高收入、高学历的公司白领、演员，甚至累及莘莘学子、公务员……
我想，这些社会中上层人群肯定没有意识到毒品将要对他们造成的危害，可为了追求所谓的精神刺激和个性解放，他们竟敢涉足后患无穷的毒品。
按照国际上毒品蔓延的规律，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心、交通运输中心、金融中心都会成为毒品犯罪集团窥视的理想宝地，纽约、巴黎、伦敦以及东京这些国际化大都市都无一幸免，巨大的吸引毒品的市场潜力，使毒品贩子如同苍狼闻到血腥味一样趋之若鹜，同时，作为金融中心城市每天必然会有几百亿资金的流动，更方便了毒品交易中的洗钱行为。
可想而知，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对外开放城市，集金融、交通、商业、科技中心于一体，城市的国际地位自然会成为国际贩毒分子觊觎之地。上海警方深知任重道远，他们必须站在世界、国家、民族整体的高度，加大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绝不允许国际毒贩把上海作为毒品的集散地、中转站。
近年来，上海警方破获了一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为打击毒品犯罪，刑侦总队抽调了专门警力，在机场对重点航班开展了代号为“猎鹰行动”的堵源截流行动。这一来，犯罪分子觉得这一条路是不大走得通了，于是，他们自作聪明地改变了运毒的路线，由原来的直接飞上海，改为飞往上海周边城市，然后再通过公路运到上海，似乎这么一来，就能逃过上海缉毒警察的眼睛了。
狐狸再狡猾，自然敌不过好猎手。警方又张开了一张大网，“猎鹰2号”就是专门针对那些进入上海的毒贩的大网。2006年，仅这一年的查堵，就查获毒品案件近百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一百多人，缴获易制毒化学品近100吨，摧毁了一批贩毒网络和团伙，有力地震慑了这些亡命之徒。
缉毒篇：决战千里捣毒巢
尽管白色妖魔正在通过各种渠道疯狂侵袭上海，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海警方已在与恶魔的对抗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丝毫不敢懈怠，他们脑海中始终绷紧着一根弦，那就是绝不让万恶的毒品污染繁华美丽的上海。
上海警方大力禁毒已走过了二十多个年头，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是硕果累累的一个又一个被侦破的缉毒大案。是的，每破获一起缉毒案、抓捕一个贩毒罪犯，就等于挽救了一群人和无数个家庭。为了这一项长期而又艰难复杂的事业，他们在今天的脚印里踩着明天的希望……
在对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缉毒支队的采访中，我们听到了两起“重量级”的缉毒大案。
这起案子还得从去年的4月21日说起。
那一天，缉毒支队得到情报，有个叫林海的人向缅甸的毒贩子购买制毒的原料，还让他将原料邮寄到上海虹口区玉田路的一户住宅里。
缉毒支队的侦查员敏感地意识到，若不是专业制毒人员，一般的住家老百姓谁会去买这样的原料？这个林海肯定有加工毒品的嫌疑。四支队立刻组建了“4・21”专案组，紧锣密鼓地开展了调查。
可是，在玉田路这家住宅里住的不是林海，而是一个叫郭大宗的外来人员租户。郭大宗22岁，祖籍四川。专案组再调查下去，问题就出来了：虽然房子是郭大宗租借的，但实际上他并不住在这儿，住在这里的另有其人，他名字叫何彬，是个27岁的云南人。
疑问是显而易见的，林海在哪里？为什么不露面？郭大宗为什么租借了房子却让别人住？他又住在哪儿呢？
专案组终于发现何彬经常去大连西路的住处，而这套房子居然也是郭大宗租下的。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就住在这里，和他同住的是一个28岁的云南女人，名叫杨婷。两人的年龄有些差异，但他们对外都是“老公”、“老婆”地称呼，在旁人的眼里，他们俨然就是一对夫妇。
专案组在对郭大宗租的两套房子的排摸中，有一个线索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玉田路的居民反映，一段时间里，郭大宗的房子里经常会传出机器声，声音还不小。为此，邻居们曾经上门去交涉过。邻居们本以为这次上门理论会吵架的，没想到郭大宗当时的态度很诚恳，还向大伙道歉了，他说他们夫妇是做裁缝的，可能电动缝纫机的马达声响了些，今后，他们一定会注意的。果真，从那以后再没传出过机器声响。
可是，调查后的兴奋随着以后几天的“风平浪静”而淡化了，郭大宗他们几个并没有特别的动作，更不见涉毒的迹象。这样的平静让专案组产生了困惑：难道情报有偏差？
在案情分析会上，大家把排查后发现的蛛丝马迹都集中了起来，一个个问号立刻在脑海中清晰起来了――郭大宗为什么要租两套房子？郭大宗、杨婷、何彬都没有正当职业，他们奢侈的消费，以及租房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郭大宗说自己是裁缝，为什么从来没有看见他做过一套衣服、进过一米布料？更让人怀疑的是，为什么邻居一提出房子里有机器声，郭大宗就急着再到别处租房呢……
专案组分析的结果是，郭大宗他们目前没有行动，不是他们收手了，而是在等待时机。
果然不出所料，那一天，在何彬丢弃的垃圾中，专案组发现问题了，那是印着缅甸文字的红色色素外包装纸袋！一堆又脏又臭的垃圾中竟然找到了这么重要的线索，这让专案组的每个人激动不已。
激动人心的消息还有呢。几天后，专案组又一次在何彬丢弃的垃圾中发现了一粒红色的药片，以及几张打过孔的纸片。这些纸孔的大小恰恰和红色药片的大小是一致的。再傻的人也知道，这是包装药片用的。与此同时，红色药片的化验鉴定也出来了，它的成分就是冰毒。
看着眼前的证据，专案组连日来伏击侦查的辛劳一扫而空了。事实正如大伙推断的那样，郭大宗他们正在涉嫌加工制造冰毒片剂的犯罪活动！
郭大宗在玉田路的房子里制造冰毒时，正是害怕邻居们再听到机器声，产生怀疑，才不得不又在大连西路租了房子，转移方向。可这时，也有侦查员提出了另一个疑问：为什么大连西路的居民没有反映过听到机器的噪声呢？
经过进一步侦查，谜底终于揭晓：原来，他们怕机器声再次被人听到，就放弃了电力加工，而改成手工操作了。可想而知，这些人的犯罪手法老练而又狡猾，有着很强的反侦查意识。
专案组把这几个亡命之徒的罪行全盘掌控后，并不急于收网。在专案组眼里，他们生产出冰毒，就一定有销路，下家是谁呢？在这几个人的后面一定还有团伙和网络！彻底铲除这个毒瘤，摧毁贩毒网络才是专案组的最终目标。
2006年4月26日、27日两天，专案组侦查到杨婷要云南方面带冰毒原料到上海来。
4月28日，案情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就在当天下午快4点钟的时候，何彬与下家联系，问对方钱是否准备好了，他准备带样品过去。对方让他把毒品交给手下的一个小姐。
他们感觉到何彬要与上海的“下家”做毒品交易了。
一个小时后，何彬从大连西路的房子里出门。随即，他拦下一辆出租车直接到位于上海西南角的宜山路，和对方派来的一个女子进行了毒品交易。
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在这个三人团伙里，其实都有着明确的分工。云南人杨婷专门负责购买加工冰毒片剂的原料，以及联系贩卖毒品的下家；而郭大宗、何彬则具体负责冰毒片的加工制造，以及毒品贩卖活动。
转眼，五一长假到了，专案组依然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摧毁这个贩毒团伙，他们身上的担子撂不下啊。
这一天，专案组突然发现隐身许久的林海终于走进了侦查员的伏击圈，他进入了大连西路的制毒窝点。这一段日子里林海尽管不露面，但专案组对他的情况同样了如指掌。林海虽然不参与加工制造毒品，可他与杨婷的联系密切，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是他们在上海为数不多的关系人之一。
林海的出现就预示着犯罪分子从云南购买的毒品原料到货了，他们要批量生产毒品了。
5月9日，云南方面有个叫王琳的女人打手机给杨婷，说自己将在当晚的11时左右到达上海，让杨婷帮她订宾馆房间。
专案组意识到，这个团伙的成员已经按捺不住了，他们很快就会有行动了。
果然，王琳来上海就是为了等待她的下家：一个黑龙江人。专案组从监控中获悉：一旦黑龙江人到达上海，他们就将进行大宗的毒品交易。
直到这时，专案组认为收网的时机成熟了。5月16日，就在王琳和黑龙江的犯罪嫌疑人交易时，警方如神兵天将冲进了宾馆房间……
而另几路人马也控制了玉田路及大连西路的制毒窝点，至此，这起特大制毒贩毒案被一举破获。一共抓到犯罪嫌疑人7名，缴获冰毒片剂、液体冰毒、咖啡因、大麻等种类毒品近7500余克，以及压片机等毒品加工的工具和原料……
缉毒支队的侦查员们侦破了这起大案后，成功的喜悦还来不及品味，又马不停蹄地与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联手，侦破了另一起特大制贩毒案件。
这个由两地警方联合成立的“8・29”专案组，起因是2006年8月28日缉毒支队获得情报。内容听起来很平常，然而，侦查员却在这平常的内容中听出了不平常――
情报说，接到来自云南昆明的电话。一个自称叫李云西的人，要求邮购两台压片机。
上海某公司收到钱款后，请上海的物流公司将两台压片机运送到李云西指定的昆明百货城去了。
侦查员敏感地意识到，李云西购买的压片机及模具很可能要运往“金三角”，用来制造新型毒品“麻古”。很快，云南警方对李云西的调查也有了结果：就是这个李云西，早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就被云南警方列入了重点侦控对象。两地警方的初步判断一致，侦破工作由此拉开了帷幕。
为了不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先将压片机和模具运送到昆明，以便获得更多的情报，等他们实施制毒贩毒罪行时一网打尽。然而，利欲熏心的李云西并没有按照警方的思路在行动，8月30日，临沧公安局发现李云西在临沧地区走私了一批麻黄碱原料，准备偷运出境。
临沧警方立即开展了抓捕行动，他们抓住了李云西的老婆及老婆的哥哥等犯罪嫌疑人，查获了易制毒化学品麻黄碱2126.6克，却让李云西给溜走了。
不过，李云西虽然逃跑了，警方从对他亲属的审讯中还是有收获的，那便是这批麻黄碱的确是准备运到“金三角”进行毒品加工的。这供词和专案组判断的是极为一致的，行动的方向明确了。
那么，李云西逃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临沧警方行动时，他就在附近，他亲眼目睹了老婆和大舅子一起落网，自知临沧是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当天就逃窜到缅甸的佤邦藏匿起来了。他以为只要隐匿在缅甸就没事了，他照样可以为大规模制毒做准备。他就不信中国警察还能到缅甸来抓他不成？
李云西这边在打如意算盘，专案组更没闲着。9月14日，李云西在上海定购的压片机和模具运抵昆明，当他的同伙李光平下午4点左右去物流公司提了货，然后又将机器运到百货城的运输部，准备托运到“金三角”时，早已埋伏在那里的侦查员将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李光平抓获了。
李光平这边被擒，李云西团伙中的另两名犯罪嫌疑人李湘、曾庆也被秘密抓获，此时，这两人还正在百货城设摊卖货呢。
也就在同一天，境外调查小组发现李云西也开始活动了。他驾驶着一辆当地牌照的越野车出现在果敢市政府附近。境外调查小组当即与缅甸禁毒委和同盟军联系，请求他们配合中国警方抓捕李云西。
就在同盟军开车跟踪的时候，被狡猾的李云西发现了，他这时只想着逃命，从公路开到乡间小路，一路颠簸、一路狂奔。而同盟军也是派出了大批人员紧追不舍，傍晚的时候，追捕的同盟军远远地看见李云西开车拐进了同盟军驻扎在当地的一个营房里。
专案组这时随着同盟军一起进入营房，他们在一个角落发现了那辆李云西驾驶的越野车，但人却不见了。与此同时，另一路专案组传来了消息，他们在李云西缅甸果敢老街的住处有了重大的发现！在房子的地下室里，居然藏着一个新型的毒品加工厂。
这次缴获简直可以用瞠目结舌来形容。专案组当场查获了冰毒片剂、纯冰毒、咖啡因、氢氧化钠等大量制毒配剂，还有压片机、鼓风机、烘干机、天平、筛网、香精、外包装等一大批制毒原料和工具；除此以外，还缴获了已经上膛的56式冲锋枪两支、子弹百余发……另有5名犯罪嫌疑人也成了行动中的俘虏。
李云西最终没能逃脱专案组布下的天罗地网，三天后，藏在丛林中的他被抓捕归案。李云西原本以为的安全藏身地却变成了葬身之地，他颓丧地耷拉下脑袋。
至此，“8・29”专案圆满告破，不但抓获了李云西等境内外制毒贩毒嫌疑人15名（其中缅甸籍嫌疑人5名），缴获了各类毒品、制毒原料和化学品及大量制毒设备，还收缴了一批武器和弹药。
……
就在我们为上海警方的这些里程碑式的案例拍手叫好时，一个严肃的话题不得不提：那就是境内外的毒贩子从来就不甘心头破血流，只要亡命之徒存在一天，贩毒与缉毒，吸毒与禁毒，始终会进行激烈的较量。
任重而道远！
禁毒篇：春风细雨化腐朽
应该说，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也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复杂的任务，它涉及到社会中每个成员，由此，需要我们用心去探索禁毒新理念，帮助吸毒人员远离毒品，挽救他们濒临绝境的家庭。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上海开展对吸毒人员的排查、教育、戒毒治疗已形成了良好的机制，并正在走向成熟。所有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以人性化的机制最大限度地帮助吸毒人员，萎缩毒品市场，树立他们健康的人生观。
4月底的一天，我们走进了位于建国西路上的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一进大门，乍看以为走错了地方：室内布置得温馨而又俏皮，年轻的社工笑容可掬、细声软语，落落大方地和每一个进门的人打着招呼。
成立于2003年12月18日的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目前有近500名禁毒社会工作者，他们遍布上海市的19个区县工作站。如果说，他们是禁毒的核心力量，那么，在他们周围还有无数的义工和志愿者。他们以“关爱、乐助、自强”为工作信念，力求从源头上为平安上海构筑起一道屏障。他们坚信，通过彼此之间心灵的交流，吸毒人员会改变生活观，他们能够为构建和谐社会而添砖加瓦。
面对这些真诚的年轻人的阳光心态，你不能不受感染。与普陀工作站曹杨社工点的乔坚交谈，我就有这样的感觉。于是，我记录下了他工作的艰辛、成功的喜悦。
2004年的9月，上海全面推开了禁毒社工工作，乔坚就是这个时候“上岗”的。
在去见他的服务对象老李前，乔坚做了大量的“功课”，乔坚了解了他和大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吸毒经历都差不多――原先是个做土方生意的老板，赚了钱后又开起了旅馆，十年以前就有了一二百万的身价。
钱多了，有时候就想着“烧钱”。这个朋友圈子里就有人开始玩起了“时髦”的东西，那就是吸点“白粉”。老李自然不愿落伍，他也要时尚一把。他心想，好比天天上馆子，一天几百元钱总还是供得起的吧。
可毒品这东西就是个心魔，一旦上了瘾，所有正常人的意念都会被摧毁得一干二净。老李自从恋上毒品，就再也不想做生意了。头两年还能应付，两年后坐吃山空，连买白粉的钱都没有了，好好一个殷实的家落泊到债台高筑，老婆提出了离婚。
老李这时候知道问题严重了，他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亲情了，如果老婆再走，他活着就如同一具行尸走肉了。他央求老婆再给他一次戒毒的机会，为了表示决心，他跑到厨房用切菜刀剁下了自己的食指。
可是，在和毒魔的对抗中，他的誓言是空洞的，他再一次成了毒品的俘虏，老婆不再信任他了，坚决与他离了婚，家庭从此四分五裂了……
乔坚第一次见到老李的情景，至今令他感慨不已。那还像个家吗？老李缩在父母亲老房子里搭建的阁楼上，十月秋凉，床上只铺了条草席，刚刚劳教回来的他对生活彻底失去了目标，目光呆滞。从原先的大款，到吃饭都无着落的瘾君子，这人生的千丈落差，老李在短短几年里就“跨越”了……
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老李极端抵触，他冷冷地问：“你来干什么？”
乔坚回答：“我想来帮助你！”
老李从鼻子里发出不屑的“哼”，“帮助？帮帮忙，现在的社会还没有这样的好人好事！我不需要你的帮助，你可以走了。”
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的乔坚没有气馁，临走时他真诚地对老李说：“请你相信我，我真的想帮助你。”
老李一声冷笑，讥讽道：“帮助什么？帮我戒毒？告诉你吧，是人戒不掉毒品，能戒掉毒品的就不是人！不用费心了，这辈子我是戒不了毒的！”
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乔坚比任何时候都能理解老李此时此刻的心情。成为瘾君子后，老李就像是一条癞皮狗，习惯了周围人的唾弃和白眼，他早已自暴自弃。自己对自己都失去了希望，还能指望别人来帮一把？在他人生的词典中已没有“帮助”这个词了。
乔坚开始了对老李切实帮助的行动。目前老李最需要的切实帮助是什么呢？他想到，首先老李没有收入，这么大个人还在“啃”父母的，不遭遇白眼才怪呢。按照政策，现在的老李可以申请“吃”低保。低保的收入虽然不多，但至少能维持一个正常人的吃用开销了，也能让老李活得有些尊严。
当乔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李，本以为他会高兴的，哪料老李根本不相信，直说：“这样的好事能轮到我？别来烦我了。”
在乔坚他们的奔忙中，低保手续终于全部办妥了，只等本人填写表格后，一切“OK”了。直到这时，老李还是一百个不相信，说来说去，他干脆躺在床上，把个背脊朝着乔坚。换个人，早就一撅屁股走人了。但乔坚没有走，他耐心地对老李说：“你可以对人不信任，但你不可以轻易地放弃自己的权利啊。信不信在你，请你穿上衣服跟我去一次街道总可以吧，到时候不就知道是真是假了？”
看着这个年轻人清纯的目光，想到他无数次地爬到阁楼来看望自己，老李冷漠的心不由得动了一下。潜意识中，他觉得自己应该信任这个年轻人，不管是不是真的能拿到低保，人家和自己无亲无故的，又是谈心、又是跑腿。难得啊！老李不再拒绝了，拎起衣服跟着乔坚出了门……
以后，老李对乔坚的态度松动了，乔坚上门，似乎成了他黯然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不得不承认，他在等待和盼望着乔坚爬上阁楼。那天，他终于对乔坚打开了心扉，他说：“我其实是很想找人说说话的，你真不知道，没人理睬你的滋味多么难受哟。”
那一刻，乔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老李从心里接纳他了，他付出的所有辛劳都是值得的。打那以后，乔坚爬上阁楼的次数更多了，每一次去，他都给老李带去了信心。他对老李说，在他们眼里，老李和其他的吸毒人员只是个病人，是病就能治，关键是他对自己有没有信心，愿不愿意治病……
乔坚又一次给老李带来了切实的帮助，为他争取到了一个看管自行车的工作。然而，老李对这个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工作不太热情，他问乔坚：“这也算工作？为了一辆车，追着人讨五毛七毛的，不跟讨饭一样？”
话虽然这么说，老李毕竟对将来有了一些新的冀盼：毒瘾已经戒掉了，如果手头有点钱，可以改善生活，可以再成个家……
老李上班的第一天挺风光，乔坚等一些社工陪着他上岗，鼓励的话儿说了一箩筐。
听到这里，我们急着问乔坚：“老李的这份工作坚持下来了吗？”
乔坚告诉我们，老李不仅风雨无阻地干了起来，而且还爱上了这份工作，因为他尝到了甜头。做得最好的一个月，老李挣了3200元，遇到淡季，至少也能挣个千把元。
当老李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些水果拿回家给母亲时，母亲当场就哭了。老人说，这是我十年来第一次吃到儿子自己挣钱买的礼物啊。
这些水果虽然不值什么钱，但从此改善了他与家人的关系。原先母亲烧好饭从来不招呼，你爱吃不吃。家里人恨铁不成钢，连对他多说一句话都不愿意，还管你吃不吃饭？现在不一样了，老李享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他自己也成立了新家，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人们都说老李变了，因为他的脸上重现了幸福的笑容。
心态变了，老李的工作越来越出色，不断获得好评。
不久前的一天，有个女士来存放助动车。可能有急事，她不仅车没上锁，连车兜里的包也没拿。面对这样的马大哈，老李只得帮她看管着，可直到下班，她也没来取车。无奈中，老李给领导打电话，问是否要交到派出所？领导要他将车和包先放到家里保管好，到明天看情况再说。第二天，老李刚把车推来，那位女士就急着赶来了。当着老李的面，她打开包点钱及查看票证，当看到分文不少时，她谢了又谢，第二天还送来了锦旗……
事后，乔坚他们开玩笑，问老李怎么不动心啊？
老李说：“要是放在过去，我肯定不会还，可我现在心变好了，没有理由为了这些钱去破坏它。”
老李改变了自己，老李的变化也是许多戒毒人员走向新生后的一个例子。我们由衷地为他们自豪，他们战胜了毒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战胜的是自己。
真的，像老李这样的例子上海有许多，比如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面馆老板，比如正在开通“叶子戒毒热线”的叶雄……他们都是在社会的关爱下成功戒毒的，戒毒后的他们有一种从地狱中爬出、获得新生的感悟。如今，心怀感恩的他们，有的已投身禁毒志愿者的行列，力求以亲身经历唤醒还在毒渊中挣扎的人们。
禁毒和缉毒如同一场战役，公安干警在前方浴血奋战，禁毒社会工作者在后方同样战斗在不见硝烟的战场。
如果我们把禁毒的责任法制化到社会的每个环节，变成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那么我想，我们的禁毒队伍将更强大，禁毒效果将更显著，将会帮助更多人摆脱毒魔。
这是善良人的理想境界。它不是梦想，只要你、我、他努力了，不用多久，上海的蓝天一定会更纯净。
发稿编辑/陆海光
